清朝对武当道教的影响及衰败

（一）清代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从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鼎革，到1912年宣统退位，清朝统治时间长达268年。

清朝是由满洲贵族联合蒙古族、汉族上层建立的王朝。靺鞨在唐时曾于东北地区建渤海国，女真族又建统一北中国的金朝，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继承先辈遗业建立后金，其子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定国号大清。后来，有康熙的“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同时调整对汉族的政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治武功，盛极一时，被称为“康乾盛世”。但在嘉庆、道光时期又陷入社会危机，加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的转化。

清朝建立之后，由于统治者信奉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格鲁派，武当山道教失去了皇室家庙的种种特权。在清朝统一全国后，武当道教虽未完全解散，仍保持其教团体制、教团组织，并在著名高道或教团领袖的苦心经营下出现过短暂的复兴局面，但武当道教失去了其在明代享有的种种特权，加之清初战乱频繁，武当道教逐渐衰落。

清皇室对武当道教恩威并用。一方面，受明朝崇奉真武神信仰的影响，清朝统治者亦祈祷玄天上帝。承认真武神“襄赞化育”“光赍社稷”之作用，其目的是利用民间盛行的真武信仰巩固统治，而不是恢复武当道教。另一方面，清初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很强大，统治者立黄教为国教，实行的是信奉黄教、抑制道教的宗教政策。清朝取消明代对武当实行的特殊政策，甚至降低武当道教管理机构的规格，限制其教团势力的发展。

明末清初，武当山及周围地区战事频繁，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经常出入山林。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军队攻克了均州城，焚烧了镇守太监提督府。亦有其他局部的军事冲突，如郝摇旗、刘体纯等军队在襄郧、荆州间和清军周旋，与南明抗清军队遥相呼应；襄阳总兵杨来嘉（郑成功部下）举兵反清，吴三桂授以将军。清中期至清末，鄂、豫、川、陕交界地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反清斗争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朝的军事镇压也非常残酷。白莲教等在荆襄一带揭竿而起，襄阳爆发高二先、张瞎子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攻打武当山三天门，被清将唐训方等击败，琼台中观夷为平地，紫霄、南岩倾圮。可见，清代发生在鄂西北地区并对武当道教有较大影响的战乱就有好几次，每次都对武当道教造成重创，导致香火锐减、宫观受损、文物遭窃、道众生命没有保障，从而造成武当道教逐步衰微。

清代道教除了全真龙门派曾“一度中兴”外，其他各派皆呈衰微之势。清朝著名道士有：二虎王、杨常炫、王常月、杨来旺等。

有清一代，武当山道教逐渐从鼎盛走向了衰败。但是在清朝的两百多年中，武当山依然保持着教团体制，道教团体组织并未解散。而各地的百姓依然对武当山真武神虔诚崇拜信仰，武当山香火依然旺盛，朝山进香活动在民间仍然广泛流行。(www.xing528.com)

（二）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1912—1949）是中国社会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化的时期，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种社会力量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迁。民国时期是社会动荡不宁、兵灾匪患盛行的时代。武当道教虽然在此时曾有短暂的兴盛，但主流趋势还是沉寂衰落，甚至面临被地方政府“取消”的危险。

民国时期烽火遍地，盗匪猖獗，兵痞流氓和土匪恶棍经常出没宫观，扰乱宫观秩序，败坏道教清规，宫观几无宁日。如襄阳府官吏周逢生与外国人相勾结，砸毁金殿，抢劫文物。均州绅士罗立庵、余二少与太和宫道士朱承熙、李能安率均房二地民众与之搏斗，以死伤29人的代价保住了金殿。

1939年秋，李宗仁将军首次亲临武当山，并在金顶挥毫泼墨“整军经武”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当国民党军队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驻扎光化时，李将军在武当山主持了第五战区干部训练团第一、二期学生队的毕业典礼。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驻扎武当山。部分官兵乱拆宫观，砸毁神像，尤其是该部炮兵十六团将武当山太子坡以下各宫、观、庵、祠里的千余件铜质像器搜集起来，用40辆马车运往重庆兵工厂，给武当道教造成了巨大损失。

1944年国民党地方政府在武当山成立“天然林管理委员会”，明确规定取消武当道教，没收全部庙产归该会统管。据老道人回忆，该会成立后即着手遣散道士，凡不愿走者，即被捆绑吊打，老弱病残者无家可归。到1948年，全山仅余庙房2000多间，道众200余人。

地方官吏穷掠豪夺，武当道教陷入绝境，道众生活无着，被迫离山出走，武当教团组织日衰，宗教活动趋于停止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