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访谈，我们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了解转衔概念。这说明，在国内，不仅大多数公民，就连特殊教育教师对于转衔的概念也不了解，甚或完全不曾接收过此方面的信息，少数的特殊教育研究者对于转衔的内容也知之不多。由此可知，转衔的概念对于多数特殊教育界人员而言仍然是陌生的，老师不知道，学生不知道，家长和用人单位也不知道。但人们从直觉出发，认为需要有一个机构对残疾学生提供持久的支持——需要转衔统筹，残疾程度越重，转衔的需求越强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目前情况看，介绍转衔的理论尤为重要。因此，如何透过媒体、政府机关、学校或民间团体积极宣传转衔概念，加强相关人员对转衔在特殊教育中的作用的认知，将是我们未来积极努力的方向。
有领导指出，转衔是社会福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需要有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才能整合学校、家庭、单位的资源，尤其是社区的资源。没有强大的社会支持保障体系，出于善意的帮忙能维持多久呢？福利事业与法律规定是两回事，前者有条件时才可以做，而后者则必须做。目前国家不准备在转衔方面出台政策，将来会有，但作为一项研究，还是有意义的。
因为连转衔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表面看不需要转衔服务，或者说听觉障碍学生不需要转衔。但事实是，聋哑人作为一个群体，由于沟通的障碍，与主流社会的融合需要持久的支持，希望有一个组织来负责，但这个负责要求十分具体，不是宏观上的管理，因为残疾人联合会已经具备了代表、服务、管理的功能，而是需要“学校的教育措施、成人的服务机构和社区的自然支持等方面的共同参与与通力合作”[1]。但深究残疾人联合会的职责，如“代表残疾人的共同利益，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团结教育残疾人，为残疾人服务，同时承担政府委托的任务，开展残疾人工作，动员社会力量，发展残疾人事业”[2]，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职责的内涵与转衔的内涵有共同之处。这是否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占残疾人群体1/4的听觉障碍人群，也是有转衔需求的，这可能是成立残联的依据之一。而且我国政府既已成立了残联，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保障措施，如《残疾人保障法》，说明我们对转衔是有需求的，只不过我们没有使用“转衔”一词罢了。(https://www.xing528.com)
据欧盟资料，德国有一个权力很大的政府组织叫“协和局”。按照残疾学生就业意愿，协和局将组织八个方面的人士开会讨论，帮助学生转衔，“法律方面的、医疗方面的、财政方面的、教育行政方面的和残疾人协会代表、培训机构代表、亲属代表、社区代表，他们在协和局的协调下工作”[3]。这可能类似我国的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不过我国这个政府组织没有设置到街道一级，因此只有管理职能，不具有工作职能，不能对具体的某个残疾人提供转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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