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56年至1957年春天的思想解放

上述思想的“解放”，归纳起来，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的一次再认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这是一个不断再认识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后，列宁在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俄国领导十月革命获得成功并建立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对社会主义的一次再认识。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有别于苏联模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也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再认识。1956年的思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实践上对社会主义的一次再认识。在这次再认识中，中国共产党人为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956年的思想解放大潮经历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苏联、东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许多变化，国内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随后“左”的思想的不断发展，党中央、毛泽东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但是，这次思想解放却给我们以重要的历史启示。

第一，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是不可分离的，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思想解放。

长期以来，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认为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是对立的，要解放思想就做不到实事求是，要实事求是就不能解放思想。这种成见的产生固然有其历史的原因；但这既是对实事求是的误解，也是对我们所讲的科学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的曲解。从认识论上说，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是一个过程，实事求是也是一个过程，既不能一次性地完成认识，认识也不应当是静态的、凝固的。思想解放无非强调要从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对客观实际进行动态的认识。它摒弃陈旧的固定观念，正是为了实事求是，而不是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为了实现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点所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思想解放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即是说，思想解放同实事求是一起构成马克思主义路线不可分割的整体，愈是思想解放，愈能实事求是。

历史的逻辑也是如此。在党的发展史上，几次确立、端正或完善思想路线，都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如此；延安整风破除对教条主义的迷信，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如此；1956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也是如此。如上所述，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获得那些新的认识，而这些认识比较过去的认识更符合社会主义的实际。我们党是在破除了对斯大林的理论观点的迷信，破除了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才独立思考地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构想社会主义建设方略，拟定方针政策的。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多次指出：“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从现在的认识来看，虽然不能说在1956年已找到了一条我们现在理解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但是1956年的许多认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当然，在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分离的时候，例如1958年鼓吹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说明，一方面实事求是要以思想解放为前提，另方面思想解放也要受实事求是的制约。否则，像1958年那样的所谓“思想解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所要求的思想解放，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解放”，是胡乱思想。它只能糟蹋思想解放的名声。

因此，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的不可分离性是双向的，在当前，我们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为了要进一步地实事求是。(www.xing528.com)

第二，思想解放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不坚持解放思想，就不能很好地建设民主政治。

我国是一个民主意识十分薄弱的国家。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历史传统，既成为一种社会心态，也几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势。革命战争时期，一方面是追求民主而流血牺牲，另一方面民主权利又不能不受到客观环境和革命需要的限制。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相对于旧社会来说，显示了人民群众享受民主的巨大优越性，尽管政治民主体制还很不完善。这正是在1956年能够形成思想解放大潮的历史环境。没有民主政治的土壤，是不可能有思想解放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思想解放反过来又能推动民主政治的建设。例如，在1956年，我们党的领导人思想比较解放，对于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就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思想。当时周恩来认为，我国目前虽然不能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但是可以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他说：“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2]。刘少奇考虑了不搞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问题，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华盛顿作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他当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3]毛泽东在1957年4月30日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时也说：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逐步采取脱身政策。他甚至考虑在将来的适当时机不再继续担任国家主席。

后来由于形势急转直下，这些思想大都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它正说明了民主政治与思想解放是互相依赖、互为前提的。回顾历史，瞭望今后，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第三，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前提，坚持改革开放也必须坚持解放思想。思想解放属于思想路线的范畴。解放思想，端正了思想路线干什么？在当前，最主要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改变贫穷、落后，把我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经验证明，在我们国家，要使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一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要坚持改革开放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思想解放，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科学地坚持。坚持改革开放方针，同样也离不开思想解放。思想不解放，搞改革、搞开放，是根本不可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是以思想解放为前提的。1956年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具有的改革、开放的特点，也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例如，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中央向地方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领域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政策（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等等，都与当时的思想解放密切相关。特别是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所做的重大突破，是那时思想解放的一个巨大收获。历史前进了30多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包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但是1956至1957年春天的思想解放大潮的历史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它给予我们的历史启示归纳为一点，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但必将越走越宽广。（原载《新长征》1989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改动）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4]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目前正经历着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这次飞跃，就其历史的现实性来说，虽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是它的孕育、躁动却可以追溯到1956年前后。放开历史视觉，从认识的发展史来考察，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实际上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本文试根据党的文献对此进行初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