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巨人毛泽东·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1956年前后，我们党在经济建设方针的这样几个基本问题上，有的突破了原来的一些思想框框，有的将一些零散经验开始系统化为规范理论。工农业关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我们党把苏联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轻工业的道路作为两条对立的工业化道路来认识。苏联重工业的发展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追求重工业发展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市场供应一直处于短缺的紧张状态就是苦果之一。一些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的办法，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害。鉴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党中央认为决不能走苏联的老路。在建国初期对工农业关系的初步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对工农业问题的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思想。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还提出，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个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

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过去斯大林有一个论点，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受这个观点的影响，再加上朝鲜战争还在进行，在“一五”期间强调了内地工业、国防工业的比重，影响了工业布局和资金投向。朝鲜战争结束后，经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我们党逐步感到国际形势在趋向缓和。苏共二十大也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1956年3、4月间，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各部门的汇报时指出：沿海地区占我国工业的70%，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发展。如果说沿海不敢利用，那么东德、捷克就不要建设了。还批评说，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打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在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10]。与此相联系，还涉及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阐述，指出：既然设想可能有一个和平时期，国防工业步子可以放慢，有些生产规模可以缩小。非要下这个决心不可。不然就徘徊歧路，东边走几步又回到西边走。如果算错误，大家一道犯，到时候将功折罪，戴罪图功^[11]。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科学认识，表现了政治家们的高度预见。

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在1955年到1956年间，我们党的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两条对立的思路。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尽管其理论论证是“辩证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强调反对右倾保守，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周恩来、陈云主张经济建设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意见，强调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并将此精神作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之一。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周恩来在主持审定“二五”计划的建议草案过程中，将“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掉了。随后，党的八大通过了这个指导方针，明确指出：“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12]，并说这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对于1956年上半年开展的反冒进，尽管思想上有保留，但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的意见；对于八大的这个精神，他也是同意的，并主持修改了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审定了周恩来的报告。正因为这样，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才顺利地得到了纠正，并使“一五”计划提前完成。(www.xing528.com)

综合平衡。这是党中央在反冒进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由陈云作了较为系的概括。鉴于1956年初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多招收了100万职工，农贷和其他贷款过多，使财政信贷多支出近30亿元，引起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全面紧张的教训，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强调“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13]。同年11月，陈云在关于商业工作的讲话中分析了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国家建设规模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平衡问题”，认为这虽是“紧张的平衡”，“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到了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陈云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以及物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的著名观点。以上关于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虽还不很成熟，但却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有的直到今天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