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八大决议把主要矛盾的实质表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容易使人误认为似乎我们国家的问题只存在于生产力方面，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无须改革和完善，不存在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的变化就是从对这个表述的不满发展起来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在八大报告中不仅没有重申“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而且强调执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仍把知识分子列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这又说明认识在向后退。”双百”方针后来注入了多种含义或加以多种解释，使其完全演变成为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的工具，改变了提出时的初衷。这些局限性的存在，表明当时的探索在理论上还有其不成熟性和不明确性的一面。
1956年的探索没有得以坚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宏观上看，能否说下面这样几方面的因素发生了直接影响。第一，阶级斗争惯性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再重新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我国在1956年进入新的历史转变时期以后的基本形势。对于这个形势，我们党的领导人的认识开始还是比较客观的。但在国际上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一些地方发生罢工、罢课等闹事之后，特别是在大鸣大放以后，我们党的领导人就逐渐地改变了认识。对于大鸣大放所引起的政治波澜，用毛泽东的话说，完全出乎意料。尽管这个时期已经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的理论，也在着手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但是直面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错，阶级斗争因素的混杂，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迷误。由于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和政治感觉的惯性作用，夸大了整风民主运动中的阶级斗争成分，夸大了阶级斗争成分中的敌我矛盾比重，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以发动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来对待作为主流的民主运动，这样，1956年的探索不能不被中断。第二，批判“反冒进”，指导思想逐渐堕入“空想论”。在1956年，党的领导层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如速度问题，虽存在分歧，但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下，同时为了准备召开八大，被掩盖了。毛泽东尽管对反冒进不满意，但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主持修改和审定了八大的各主要报告，从而八大得以顺利召开，1956年能有较好的政治经济形势。但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在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以右派分子攻击1956年全面冒进问题为由，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认为反冒进为右派进攻提供了口实，要求恢复“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随后，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发难，把反冒进视为两种建设方针的斗争，大反“反冒进”，从而改变了八大规定的正确方针。毛泽东为“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所陶醉，骄傲情绪、主观主义急剧发展，指导思想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另一方面又强调党的工作重点应转入抓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在1958年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经济建设时堕入空想论。
“左”倾思想由指导国家政治生活扩展到经济工作。越来越热昏的头脑，使党的领导人不仅对国内政治形势失去了正确的估量，而且对改变国家经济落后面貌的许多认识失去了正常的思维水准，幻想一天等于二十年。这里是双重的“空想论”，就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上，无论对经济发展战略还是对年度计划，都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生产翻番指标；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强制实行小社变大社、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穷过渡”，企图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这两方面的“空想论”的产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遭到了严重破坏。这以后数年，我们党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在为恢复国民经济的元气而努力，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某些探索，但自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总的指导思想却在沿着“左”的方向发展，而没有继续1956年的路线。
【注释】
[1]此文原标题为《关于1956至1957年春天的思想解放大潮——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而作》。
[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
[3]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4]此文系参加全国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5]毛泽东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6]毛泽东1956年6月28日在罗马尼亚大使递交国书时的谈话。
[7]毛泽东1956年9月27日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
[8]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9]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10]毛泽东1956年4月18日、3月1日至5日听取汇报时的插话。(www.xing528.com)
[1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7页。
[12]《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27页。
[1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19页。
[14]周恩来1956年5月3日传达毛泽东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指示精神的报告。
[1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
[16]刘少奇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17]毛泽东1956年9月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团时的谈话。
[18]周恩来1956年6月28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周恩来1956年5月30日接见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伊斯兰代表团时的谈话。
[19]周恩来1956年3月22日接见聂思仁等人时的谈话。
[20]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21]毛泽东1956年2月25日听取汇报时的插话。
[22]毛泽东1956年9月27日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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