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法

认识社会要进行调查研究。马克思一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最早的调查研究还可以说是从农民问题开始的。1842年到1843年，莱茵省会议关于林木盗窃、酿造葡萄酒农民状况等问题的辩论，使他第一次去接触社会问题。而对于故乡摩塞尔河沿岸地区贫苦农民物质利益的考察，则成了他转向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不仅对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对他的世界观的转变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也注重对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实际调查，不仅高度地评价了恩格斯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而且1866年，他曾拟定过关于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大纲，指示国际工人协会的各个支部按照大纲进行调产统计：1880年，他提出过一张《工人调查表》，列举有关工人的生产、工作日、工资所得、工场劳动环境、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经济条件以及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等方面的99个问题，对于全面调查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状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他在被贫困和疾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艰难条件下，花费40年的心血创作《资本论》的过程，实际上是他在科学史上进行调查研究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壮举。他搜集和阅览了浩瀚的经济文献和统计资料，包括那些被英国议员们用作手枪射击靶子的工厂视察员报告；考察和研究了农业化学、农艺学、实用工艺学、实用经济学、地质学、货币上、技术史等一切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学科；研究并做过笔记，摘录的书就有1500多种，写的各种手稿、摘录、提纲和札记至少有100多本；此外，还密切地注视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变化。他对资本主义关系的缜密、彻底的考察和研究，使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1]，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灭亡的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奠定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他的伟大战友恩格斯以及伟大的列宁也是对社会状况和在科学研究领域进行调查研究的典范。提倡调查研究当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对于社会历史情况也作过大量的调查，积累了许多统计资料和其他材料。这才使马克思、恩格斯有可能利用他们的调查资料以及他们的理论成果，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来为创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服务。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同资产阶级的调查研究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不仅表现在调查者的阶级立场、政治目的不同，而且调查方法也是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把调查研究置于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2]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3]。列宁提出“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的思想，要求“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4]。他们所阐述的这些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不仅仅是进行科学研究的认识方法，更重要的，还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斗争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从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调查研究是根据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去改变世界的一种方法。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一个伟大贡献正在于，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包括调查研究，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使之成为指导革命、教育干部的方法。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调查研究使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革命经历艰难困苦走向胜利的方法。马列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科学，为各国的无产阶级所提供的只能是一般的指导原则，而不可能是包医百病的万应灵丹。各国的革命者都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6]。以后他还指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7]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个基本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在1885年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回答俄国革命问题时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种条件。”^[8]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但在近代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跟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它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相勾结，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交织，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革命的力量没有取得民主的手段进行革命斗争的任何可能。在这样一个社会条件极其特殊，革命过程极其复杂的国家里进行革命，正如列宁所说的，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9]。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解决这个任务。但是，这并非轻而易举。怎样才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呢？这就需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国情，找出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10]。又说：“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11]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是理论与实际相通的桥梁，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环节，没有调查研究，理论对于实践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指导，路线、政策就不可能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这就是说，不仅革命理论的创造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进行，把革命理论运用于实际也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实现。但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特别是在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许多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对于中国这个客观实际不做或者很少做调查研究。当然，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任何人都有一个过程，中国革命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夺取胜利。但是，如果有了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即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那么，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过程就会缩短。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的两次严重的挫折，固然反映了全党当时的幼稚状况，但是，就造成这两次挫折的主要领导人来说，无论是右倾投降主义，还是“左”倾冒险主义，他们的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就在于不做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现状，因而不能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拿陈独秀来说，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在他连任党中央的五届主要领导人期间，既没有深入工农下层群众对中国现实状况进行调查，也没有从当时已有的社会历史资料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各阶级的关系进行周密的分析和研究。他没有弄清楚中国革命应该由准领导、依靠谁、联合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许多观点脱离中国实际。他提出“二次革命”论，就表明他在根本上不了解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之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不同。他也不能从本质上去认识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在农民运动兴起以前，看不到农民所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在革命运动兴起之后，又看不到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反而主张强行解散农民的武装，当蒋介石已经暴露出反共面目之后，还声称要“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12]，等等。他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招致了惨重的失败。毛泽东同志批评陈独秀不做调查研究时指出，蒋介石手里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

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13](www.xing528.com)

比起陈独秀来，学生出身又无实际工作经验的王明，对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更是缺乏调查研究。1924年大革命运动初起时，他刚考入湖北武昌商业大学预科。1925年秋，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4月回国后，既不愿意到展现革命希望的农村根据地去，又不愿意到劳动条件艰苦的基层工作。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担任党中央领导职务，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他的“左”倾错误领导的整整4年间，他在国内只呆了9个月。从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算起，在10年里，国内生活的时间总共也只有3年左右。他脱离中国实际，却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唬了不少人。据说，他把一些“本本”背诵得烂熟，曾狂妄地认为：半部论语能治天下，读这么多马列主义书，还不能统治中国？他目空一切到了极点，张口闭口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但是这不能使他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因为他没有从事过任何实际斗争，没有进行过任何调查研究，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祖国。像他这样对于“中国是个什么东西”根本不懂得，也不愿意通过调查研究来懂得的人，怎么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呢？怎么谈得上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呢？毛泽东同志说得好，“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14]。

与陈独秀、王明这些人完全不同，毛泽东同志非常注重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这是他的同时代的人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一个显著优点。还在求学期间，他就利用假期，步行千里，“游学”农村，做社会考察。他生平的第一次调查活动使他对自己国家的状况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他送走一批又一批学友旅欧勤工俭学，自己却执拗地要留在国内。他觉得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很不够，作为中国人，要在现今的世界上尽点力，不可不对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5]。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中国革命运动以后，更是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这种实地的调查和研究。他说过，在他早年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是他能运用书中的道理，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的实际的阶级斗争。从1921年参加建党到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前的13年间，在他先后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的时候，几乎每年都用时间或到工人群众，或到农民群众，或到红军战士中间进行调查研究。他考察过湖南、广东、福建等省几十个县的农村，他的调查对象除工人、农民外，还包括穷酸秀才，钱粮师爷，县衙狱吏，商会会长，破产地主，学校教员等各色各样的人物。他的调查报告和材料仅保存下来的就有10多篇，达20多万字。这些调查涉及到政治制度、经济关系、阶级状况、土地历史、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宗祠族权、家庭伦理、世俗习尚、风土民情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像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时间这样长久，次数这样频繁，规模这样宏大，内容这样广泛的社会调查，是极其罕见的。

毛泽东同志是党内大兴社会实际调查研究的开创者。但是，他也很重视对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即使在偏僻的山沟里开辟革命根据地，在戎马倥偬、战火纷飞的动乱的条件下，他都尽可能地搜集马列著作阅读。1929年11月底，他在汀州给中央的信中说，“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要求赶紧寄来“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出版物。到达延安后，更是通过各种渠道购买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读物，刻苦奋发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所进行的实际的社会调查和多方面的实践活动，再加上这样坚毅的理论准备，使他能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从而实现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个艰难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其他许多卓越领导人也都是这样通过对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含辛茹苦的奋斗着。当然，深入实际的社会调查不是调查研究的全部，但是现在所说的调查研究，首先是指这种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对于革命工作来说，这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毛泽东同志不仅自己注重社会调查，而且号召全党开展社会调查。地方工作要做社会调查，军队工作也要做社会调查。无论在井冈山时期，江西中央苏区时期，还是延安时期，他都十分强调这一点。在他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广大干部逐渐养成了做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显著提高，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能力得到很大增强，为党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做了重要准备。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也与注重调查研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面对着腐败的国民党留下的破烂摊子，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党的许多领导人率领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负责干部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制定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迅速扭转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使经济恢复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而且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是通过调查研究使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查研究，努力摸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1960年冬以后，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都凝聚了全党通过调查研究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智慧。但是，同民主革命时期所经历的情况相似，党在一段时期犯了严重错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使党的指导思想严重脱离我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实际。在历史上开创了调查研究传统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一度丢掉了这个传统。他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自我批评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1958年搞“大跃进”犯错误是这样，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犯错误的原因之一，也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制定出一系列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体制、农业经营管理制度、组织干部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改革，使我们国家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出现了中兴繁荣的局面。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要使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