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因香港割让和开埠发展，澳门作为国际商贸港口的地位受到打击，但港英政府在治理香港华人社会方面的经验却值得澳葡政府重视。
1841年1月，英国侵略者武力占领香港后，并未立即在此移植英国法，而是宣布保留适用清朝法制。1841年2月1日，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和英国驻远东舰队支队司令伯麦联名发布《义律公告》（Captain Elliot’s Proclamation），宣称“官厅执政治民，概依中国法律风俗习惯办理，但废除各种拷刑，并准各乡耆老秉承英国官吏意旨管辖乡民，仍候国主裁夺”。[24]1843年4月5日，英国颁行《英皇制诰》（Letters Patent）和《皇室训令》（Royal Instructions），[25]成为在香港建立殖民统治的宪法性文件，标志着英国法在香港移植的起步。根据这两份文件，英国宣布香港成为“英国属土”，从此受英王管辖，并宣布在香港设立立法局和行政局，分别作为总督的立法咨询机构和行政咨询机构。自此开始，《大清律例》成为香港华人家庭与继承等方面的制度依据，其效力甚至延伸至清朝灭亡后的60余年，至1971年港英政府以《婚姻法》取代其中关于家庭方面的条款，中国旧式法制的适用才告终结。所谓“义律公告”开启了近代香港二元法制的独特模式，[26]对于葡澳政府之治理澳门华人社会具有借鉴意义。虽然葡萄牙作为大陆法系奉行成文法制的统一适用，不像港英政府是以《大清律例》的适度认可作为在港推行英国普通法和衡平法的砝码，但在成文法制长期遭遇澳门华人社会架空的窘境中，通过适度妥协乃至不惜替澳门华人社会“立法”越来越有必要。因此，迟至1909年颁行的《华人风俗习惯法典》，是葡萄牙对港英政府60余年推行以华（法）治华（人）策略的最终认可。不同的是，港英政府一开始即以“义律公告”方式公开承认《大清律例》在华人社会的适用，澳葡政府则必须依托于葡萄牙为澳门制定的特殊法典对澳门华人社会进行殖民管治。(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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