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史学探微：亦师亦友

1762年8月，18岁的赫尔德来到普鲁士的哥尼斯贝格。康德赏识这个有才气的年轻人，允许他免费听自己的课。赫尔德可说是康德的崇拜者，他把康德的讲课内容改写成诗，而康德也在课堂上当众宣读过这些诗。留存至今的赫尔德的听课笔记也成为了解这一时期康德的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资料。在哥尼斯贝格，康德与赫尔德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有人回忆，赫尔德成了康德最喜爱的学生，康德曾去他家中拜访，他们也一起散步，康德还和他交流自己的想法，给他看自己的手稿。^[1]

不过，赫尔德对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厌恶从那时就开始了。赫尔德后来给他妻子的一封信里，回忆起他当时听康德的形而上学课的感想：

在这个了无生命迹象的概念世界，在这个无底的死域中，我的灵魂很不好受。在每一堂形而上学课以后，我就和一个诗人跑到空旷的地方，或者阅读卢梭的书或者类似的作品……以减弱或摆脱那些印象，因为它们对我而言是一个折磨。^[2]

可见，从很早的时候开始，赫尔德整个的思想气质就与这种形而上学格格不入，他对康德的热情也更多是奔看康德所讲授的内容的重要性和康德的声誉。而康德也不怎么认同赫尔德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但对他比较宽容，希望他夸大和多愁善感的文风与他性格中的激越随看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消退。据说，康德曾针对赫尔德在哥尼斯贝格的报纸上发表的纪念耶稣受难节的诗句发表评价说：“当热血沸腾的天才冷静下来之时，他一定会以其巨大的才能成为一个更为有用的人。”^[3]

在哥尼斯贝格时，赫尔德与哈曼的关系也很重要，他跟随哈曼学习文学、神学和英文，而且赫尔德离开哥尼斯贝格后，他们还保持看长期的书信往来。此时的康德尚处于“前批判时期”，康德对赫尔德造成的影响也固然是前批判时期的特征，比如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怀疑、经验主义、伦理的反认知主义、分析的方法等等，而最大的影响是此时康德的教学理念，即“你们不是要跟我学哲学，而是要学习如何作哲学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去思考”。^[4]赫尔德把康德看作他“最好的老师”，称哈曼为他的“导师”，而他则自称是阿尔西比亚德斯，面对看两个苏格拉底，一个是神秘的，一个是辩证的。^[5]

在哥尼斯贝格，赫尔德写了一篇论文《论存在》（Versuch uber das Sein），主要针对康德的文章《证明上帝存在唯一可能的证据》而作。在这篇文章中，赫尔德认为感性是人基本的认识能力，是一切观念的基础，感性的观念才是最确定和最清晰的。康德认为“存在”这个概念是不明晰的，赫尔德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从直觉经验的角度来看，存在是很明晰的。^[6]《论存在》既奠定了赫尔德这一生的思想基调，也预示了后来他与康德的争论的基本样貌。康德似乎对赫尔德的这篇习作持开放态度，他发现赫尔德在新的方向上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并且也对赫尔德产生了好感。^[7]

1764年，赫尔德离开哥尼斯贝格前往里加担任教会学校的助教，后来成为牧师。康德给赫尔德的寄语：“不要太拘束于他（注：指康德）的书本和文字，应该效法他的为人，他自己是个很社会化的人。一个人只有在真实世界中才能得到教育。”^[8]这可以理解为康德不愿自己在赫尔德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个在课堂上讲述哲学概念的学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此时的康德确实是哥尼斯贝格社交圈的灵魂人物，一个“优雅的硕士”。很多年以后，赫尔德说自己始终记得康德给他的这段寄语。^[9]1766年，康德出版《视灵者之梦》的过程中曾把它寄给赫尔德阅读，而赫尔德也在哥尼斯贝格的报纸上对这个作品发表了赞许的评论，还促请他的熟人去听康德的讲座。^[10]

1768年5月9日，康德给赫尔德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康德为赫尔德的最新作品《德国新文学评论断片集》和《批判之林》取得的反响感到高兴，甚至还表示自己有一些为人师表的虚荣心；康德预料他会成为“诗艺的大师”，希望他不为情感的热烈冲动所驱使，而是寻求安宁，而这也是神秘主义的对立面；只有安宁这种心灵状态才对世界有益，在这方面，蒙田的地位最低，休谟的地位最高；康德透露自己正在进行道德形而上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很快就会完成；最后康德让他转达对贝伦斯先生的问候，并说格曼会到他所在的里加学校^[11]，而这似乎才是康德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此时康德依然赏识赫尔德，虽然康德自己不写作文学，但喜好阅读，自己也常出现于哥尼斯贝格文学圈。值得注意的是，康德似乎在担忧赫尔德有可能走向神秘主义。这个担忧很快就应验了。

同年11月，赫尔德回信，这封信语气热情洋溢，也十分客气，但许多话显得过于心直口快。赫尔德在回信中竟然直言不讳地表达对蒙田的喜爱，以及对休谟的耐心渐失。蒲柏是康德最喜爱的诗人之一，康德在信中也提到蒲柏，而赫尔德却在回信中说自己的诗作很难看到蒲柏的影子。当然不是赫尔德有意跟康德过不去，因为他把亦师亦友的康德更多地看作是朋友，他不会唯唯诺诺地遵从老师的教导，而是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赫尔德也不奉承康德的作品，他说把康德1764年发表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与埃德蒙·伯克的《对崇高感和美感之起源的哲学探讨》比较起来看的话很有趣。赫尔德还表达出一些对康德的人类学观点的疑虑，而人类学也是自己喜爱的领域。最后赫尔德衷心期望康德能给他回信。^[12](www.xing528.com)

实际上赫尔德在别处对康德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曾说：

康德整个是一个社会观察家，整个是一个完美的哲学家。……人和人性之中的伟大和美丽、两性的气质和动机、德行，以及还有民族性；——这些就是他的世界，他非常之精密地注意到了细微的阴影，非常之精密地分析了最为隐蔽的动机，并且非常之精密地勾划出了细微的遐想，——他整个就是人道之优美与崇高的哲学家，在这种人性哲学上，他是一位德国的沙夫茨伯里。^[13]

康德没有回复赫尔德，看来他并不认为还有回信的必要，而且赫尔德这样直接地违背他的期许，未免会让康德感到失望。这一次信件往来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康德更多地把赫尔德视为自己的学生，而赫尔德则把康德看成自己的朋友。在这之后，康德与赫尔德再没有通信过。不过在哈曼与赫尔德的长期信件往来之中，哈曼经常在信中提到康德的生活和学术近况，所以赫尔德对康德此后的情况不至于太过陌生。

1770年，康德取得哥尼斯贝格大学逻辑与形而上学教授职位，而赫尔德从法国旅行归来去了斯特拉斯堡，撰写《论语言的起源》并成为柏林科学院征文比赛的唯一获奖作品，一年以后他到布克堡担任宗教法庭顾问。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资料，赫尔德与康德的关系中的不安迹象出现于1774年赫尔德出版《人类最古老的文献》之后。赫尔德认为自己在《创世纪》的故事中看到了摩西对一种神秘象征符号的解释，人类的所有艺术和科学都从这种解释中找到了起源。哈曼看了这部书之后十分高兴，把它送到了康德那里，希望由他这位美感和崇高感的“法官”来“审查”。^[14]而赫尔德正确地猜测到，“这位普鲁士高雅趣味的手执标枪的首领”将“对此书怀有反感和愤怒之情”。^[15]1774年4月6日，康德写信给哈曼，他陈述了自己对该书的理解，并请哈曼帮忙解释。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这个可怜的凡夫俗子根本没有器官听直观理性的诸神语言。至于我按照逻辑规则从普通的概念中能够拼出的东西，我还大可接受。我也无非是要求理解作者的主题，因为以其全部的尊严清晰地认识它，并不是我所要求的事情。”^[16]在康德看来，赫尔德是想证明上帝以语言和文字的方式，在一切认识的开端教授给了第一个人，而证明的方式则是把《创世纪》以隐喻的方式跟一个远古符号结合起来。康德最后表示，他很担心这个文献的重建者即赫尔德的没有胜利的凯旋能长久持续，因为熟悉古代档案的东方学家不会同意赫尔德的论断。^[17]而康德的朋友希佩尔也在一封信中透露康德一点也不喜欢这本书。^[18]如果说在1768年的通信中康德已经对赫尔德感到失望，那么在神秘主义色彩浓厚的《人类最古老的文献》出版后，康德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昔日的学生已经走上一条与自己对立的道路。赫尔德在哈曼那里了解到康德对自己这部作品的保留态度，加上他听到的其他不好的评论，一度使他有些畏首畏尾，撤回了自己要出版的民歌集。^[19]

大约同时期，康德曾经写下这样的话，批评了那些依赖直觉的人：“谁到处以直观去代替知性和理性的有条理的反思，他就是思想上的漫游者，闲荡者。必不可免的是，他一定会把在他动摇不定的心灵中游戏的情感、心意活动、各种图景、半是梦幻半是思想的概念摆在事实本身之上，这些东西在他身上显示出一种特殊的力量。”他认为，这些人不是运用知性一个方面接看另一个方面去认识事物，而是想一下子就观察到事情的所有方面，在这些人那里，一切梦幻的东西都是受欢迎的，他们在梦幻般的著作中，或者在古代，看到了闻所未闻的东西。康德在这里很有可能针对的是赫尔德的《人类最古老的文献》。他还在笔记中提到：“有些人只在观念中驰骋幻想，想要使他们称赞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准确可靠的讲座是徒劳无益的。”^[20]18世纪70年代末，康德在自己反思性的手稿中指名道姓地批评赫尔德，“赫尔德强烈反对以纯然抽象的思维方式滥用理性，因为人们因此就会忽视具体的东西……但普遍的东西并不总是纯粹抽象的，有许多事物本身就是独立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而且经验判断本身也需要先天的普遍真理，“这里不能从具体的事物开始”，“赫尔德使许多人鼓起勇气不对原则进行深思熟虑就以纯然经验的理性做出普遍判断”。^[21]康德准确地把握到了赫尔德思想特征的内涵，但他对此并不认同。

1776年，赫尔德来到魏玛，此后便一直定居在此。1781年，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从所谓的“前批判时期”进入“批判时期”。赫尔德对这部大作不抱好感，他在给哈曼的信中说它“难以下咽”，后来则把它贬为“僵死的理性主义”中不那么让人高兴的表现^[22]，他看到的只是形式主义和“空洞的语言垃圾”。^[23]当然，他们在表面上依旧保持看友好的关系，赫尔德也拜托哈曼向康德带去问候。

1783年，出版商哈特克诺赫向赫尔德透露，康德觉得《纯粹理性批判》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是由于赫尔德的影响。赫尔德听说后感到震惊，虽然他确实不喜欢《纯粹理性批判》，但他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它。^[24]可问题是，他没有主动向康德澄清这件事。当然哈特克诺赫的话也有添油加酷的可能。如果此话当真，那么这说明康德已经认为，他曾经的学生已经在反对他。赫尔德确实是批判哲学的阻碍，但仅他一人就能阻挡批判哲学的步伐，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想法。不过总而言之，这也为即将到来的争论提供了个人恩怨的视角。

1784年5月，赫尔德出版《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第一部。7月，耶拿大学修辞学与诗学教授许茨给康德写信，问他能否在一份新创刊的《新大众文艺报》上评论赫尔德的这部新著。^[25]康德同意了，书评匿名发表于1785年1月6日的创刊号。康德的评论毫不客气，一开头就直指作者本人，而不是作品本身。两人的争论就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