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史学写作的实践属于艺术还是科学？——1900年，《文化史方法》于柏林出版，兰普雷希特开篇即提出，“科学还是艺术”这一有关历史学性质的问题须要首先回答。在稍早前探讨文化史方法时，兰普雷希特也曾提出，历史研究应兼具科学与艺术的特征，但艺术性是更高要求，研究者通过娴熟的艺术表现，尽可能接近于过去发生的事实。[6]从表述形式的角度来看，艺术释义需要归纳性的概念作为描述的辅助材料，而艺术性描述中所使用的概念属于语言概念形成的更高阶段，即科学的阶段，科学“只不过是将现象世界归属于更高的概念系统”，而不是简单地提供普通的语言表述；艺术是个体视角下对于现象的描述，但如果能将艺术与语言、高度发展的科学概念结合起来，史学研究将更为丰富与精妙，史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与语言概念、科学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密切相关。[7]兰普雷希特对历史研究特性的把握与兰克1830年代手稿中对“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的回答有一定相近之处，兰克首先从历史研究过程的角度肯定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因为它可搜集、发现和钻研；而历史学艺术性的表现在其功用中呈现，历史学能对已发现和已知之物加以重述和重构，其他学科能够如其本然地说明所发现之物，而史学则拥有重现事物的能力。[8]兰克在《法国史》中对历史既是艺术也是科学的观点再作阐释，他认为历史学家既要努力提高历史著作的形式（艺术性），也要提升历史著作对历史真相的追求这一方面（科学性）。[9]
兰克与兰普雷希特均从表现形式的角度肯定了史学的艺术性，但在科学性特征层面的论证却有不同，兰普雷希特由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层面呈现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特征。兰普雷希特认为，所有历史科学都只能通过直接经验，也即认知和行动主体的相互作用确定其内容，这种直接经验存在的普遍形式即是心理学，因而心理学是一切历史科学的基础。[10]在心理学方法范围内，兰普雷希特在1904年进一步提出，历史科学主要是一门社会心理科学。[11]据其自述，将社会心理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的想法受到了西奥多·利普斯（Theodor Lipps）即时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启发，兰普雷希特由此将心理学的法则引入历史学中加以运用。[12]同时，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也为历史学的学科定位提供了参照，兰普雷希特认为，历史科学在精神科学学科中的重要性对应于生物学在自然科学中所处的位置，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人类社群心理变迁的科学。[13]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他将历史生活的要素区分为自然因素和文化（社会心理）因素。自然因素指气候、土壤条件、土地及水资源分布、自然景观与现象、动植物、人类学特征、人的物理特征等，这些因素基本不会改变，其中也包含人类对于上述因素的适应，因而“自然因素”也可以被描述为历史生活的条件；而社会心理因素存在于一个时代精神层面的整体特征，例如思想定律、伦理和审美规范，这些因素在一个时代中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可见其“历史”的含义包括过往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及与之相关的非生命元素，因而面对更为丰富而综合的历史图景，以单一、简单心理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个体心理学已无法满足需求，相对更为复杂问题的解决至少部分地需要依赖于族群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的考量。[14]
除心理学方法之外，兰普雷希特认为历史学可汲取多学科的成果为己所用。较晚近的研究者在归纳兰普雷希特史学研究特征时常使用“跨学科”的表述，认为其跨学科研究的尝试获得了一定赞誉，彼时亦有部分历史学家赞成将历史研究与实证社会科学更为密切地结合，特别是社会学和经济学，以及法国的人类学和地理学。[15]亦有学者总结道，兰普雷希特的史学研究具有如下三种特征：辅助科学，区域历史和文化历史。[16]其中辅助学科即是兰普雷希特丰富地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成果，以作为历史学研究的“辅助工具”。兰普雷希特对心理学并非个体层面，这与其关注历史学作为学科的包容性，而非个体研究的艺术性倾向相一致。(www.xing528.com)
兰普雷希特对多学科领域成果的了解与关注扩展了其自身的研究视野。伊格尔斯认为，兰普雷希特将历史的核心地位赋予文化史、经济史、法律史和思想史，这与传统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基本差异在于，史学家是应该专注于社会史还是政治史。[17]此外，除兰普雷希特辩论中凸显的社会史路径之外，亦有学者关注到，他在构建文化史理论框架的同时，对艺术史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兰普雷希特在19世纪80年代便进行了这些艺术史研究，即使在兰普雷希特主要进行经济史研究其间，他也始终关注研究的现象，他一直将艺术史置于优先考量的位置。[18]几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艺术史才成为德国大学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意大利学者凯瑟琳（Kathryn Brush）通过研究兰普雷希特的艺术史著作和相关档案资料提出，在19世纪80年代，兰普雷希特对艺术与文化之间交互动态（interactive dynamics）的看法，对艺术史学科形成的影响堪比他的前辈布克哈特。在某些方面，兰普雷希特的著作可能与此后的艺术史发展有更大的关联。兰普雷希特在19世纪80年代对历史情节的解读，为这一新兴艺术史学科的形成提供了多重维度，因而，兰普雷希特也应被看作是第一代中世纪艺术历史学家。此外，兰普雷希特在艺术史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最大的影响在于智识层面，在艺术史自身的发展界域内，兰普雷希特发挥了先驱者的重要作用，他为新的、趋于独立的艺术史学科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概念框架来应用当时的前沿知识，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19]国内中世纪学者壬亚平认为，兰普雷希特是结构史学的先驱，结构史不局限于各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是要超越个体和事件的过程，将所有相关领域结合起来综合考察，“结构史学”的概念近于对兰普雷希特“文化史”方法的一种具有操作指导性的表述，而“文化史”概念侧重阐释其所含内容及关注的视角，兰普雷希特在提出“文化史”概念时强调，这不是一种仅包括艺术、文学、音乐等在内的狭义文化史，而是一种广义的、用传统的政治史以及经济史和社会史无法进行解释的、过去所发生的、包括所有一切的文化史；并且兰普雷希特的“文化史”概念与同时代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和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提出的“文化哲学”概念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20]
兰普雷希特对历史学学科自身的反思具有较高的敏锐度和前瞻性，“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在20世纪中叶成为史家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1960年，英国史家爱德华·卡尔完成了《历史是什么？》初版的手稿，卡尔将历史学划归社会科学范畴，但其有关历史研究“科学性”的意涵侧重于强调史学研究过程的形式和方法与科学研究相近[21]；同一时期的大西洋彼岸，美国史学家斯图尔特·休斯在《历史学是什么？》中提出，历史学兼有艺术和科学两种特性，艺术性在历史学的叙述中是显见的，而其科学性却模棱两可，休斯提出将史学的叙事传统与科学分析方法结合，进而能够清晰地揭示过往。[22]卡尔和休斯所处的时期正是历史学客观性受到质疑、历史学家直面“职业危机”的时期，因而若将卡尔和休斯的探讨及其所处境遇与兰普雷希特所处的史学专业化进程比照，可见后者探讨“科学还是艺术”这一问题的缘由在于回应兰克及其弟子的观点，更重要的是由此为其文化史路径提供合法性基础，并看力论证多学科，特别是心理科学方法在文化史，乃至历史科学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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