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内涵：理论与实践探索

在我国的社会、政治体制下，社会治理是指党委和政府以及其他社会主体运用法律、法规、政策、道德、价值等社会规范体系，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其主要特点是：一是强调党委、政府、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而不是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二是强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治理社会，而不是采取人治的方式；三是强调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道德等多种手段来统筹社会利益关系，而不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四是强调从源头上、根本上来解决社会领域的各种问题，而不是等出了问题才被动处置。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基本任务是协助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规范社会行为、应对社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创造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社会发展环境。

“社会治理”的提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提升执政能力、回应广大人民群众更高期待的必然要求，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验总结，对各领域改革目标的科学提炼，是中国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一般来说，作为一个执政党和人民的政府，实现对国家事务的管理，要经历三个阶段，即从“管理”到“治理”再到“服务”。从传统的“管理”到现代的“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这一个关键词的变化，是治国理政总模式包括权力配置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深刻的变革，它体现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是新时期中国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飞跃，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是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和完善。建立健全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制度，实施有序的社会治理，对于推进社会整合、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对于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对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对于保障社会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对于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实现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虽然“管理”和“治理”只有一字之差，但境界却大不相同。无论是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工作体制、工作机制、工作效果，都将发生巨大变化。第一，主体的差异。“管理”主体是一元的，强调和突出主体的权力；“治理”主体是多元的，更加突出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要求充分体现客体的权利。第二，路径上的差异。“管理”是纵向的、垂直的，从上而下，由政府管群众；而“治理”是扁平化的，包括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内涵，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讲到社会治理方式的时候说的，“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注重互动运行，强调社会治理的横向延伸。第三，维度上的差异。“管理”常常是单向度的，突出政府的行政权威；而“治理”则是系统的、体系化的，包含着群众的自治、社会的自治和具有反馈回路的治理，主张更多地发挥NGO组织的调节作用。第四，结果上的差异。所谓“治理”，是指多元的、扁平化的、系统的机制，是传统“管理”机制的一种提升和嬗变。也就是说，社会治理不是把社会管住、管死，而是着眼于增加社会活力。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是实现社会和谐。当然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必要的“管”与“压”是不可缺少的，但“管”与“压”只能是权宜之计，只能是局部行为。如果整个社会都是“管”与“压”，不仅不可能有长治久安，还会埋下动荡毁灭的种子。(www.xing528.com)

社会治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问题驱动，一种是精英驱动。问题驱动是指某个地方发生了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促使当地的社会治理制度改弦更张，地方政府面临问题、压力、危机时不得不创新社会治理。精英驱动是指地方领导事业心强，从为人民做事谋利出发，主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当然，在实践中，这两种类型往往是混合交织在一起的。

对社会治理来说，治理是手段，服务是目的。为实现社会服务确实需要一定的管制与审批，需要一定的治理形式，但归根结底治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而不是相反。要通过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做好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治理的创新。

从根本上来说，人民群众自愿参与的社会治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社会治理，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社会稳定才是真正的社会稳定。当然，创新社会治理，吸引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有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从公众“不说话”到“要说话”，这是进步，但如何“说话”是大有讲究的，当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以理性的行为参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效果也必然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