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打击制度探索成效

由于微博等社交网络媒体的发展，网络意见领袖发挥着影响舆论方向的作用。我国开始重视并打击网络谣言意见领袖，傅学胜、秦火火等一批“网络大V”相继因造谣、敲索等因素而被拘捕。从社会安全治理角度来看，健全网络谣言打击体制机制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开展：

第一，培养网络社区的自身净化功能。谣言传播与一般语言传播或事件传播一样，都有一个传播与衰竭同步进行、真相与伪相同步展开的过程，因而如何培养网络社区中的真相化机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从网民受众心理来看，净化功能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对上海、北京等城市共4306个微博用户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约七成的微博用户愿意将微博作为新闻资讯获取的重要平台。其中，六成左右的用户认为微博新闻值得相信。其次，要健全网络社区的公约制度。微博发展至今，由于问题层出不穷，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往往依赖于后台的议题设置与关键词筛选技术，使得网络空间公共管理缺乏共有平台。为此，新浪微博与新浪微博用户共同制定了《新浪微博社区公约（试行）》《新浪微博社区管理规定（试行）》《新浪微博社区委员会制度（试行）》等。在这些公约中，除了一般性规定外，还创新性提出了“安宁权”“禁言令”“用户信用积分”等措施，十分具有预见性与可操作性。

第二，改进官方辟谣的方式与途径。长期以来，官方的辟谣方式主要依赖电视台等传统媒体，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通知或告示。显然，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传统媒体的辟谣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为此，政务微博将可能成为官方辟谣的重要途径之一。新浪微博的政府机关及有关官员的政务微博已达到5万个左右，增长幅度较大，这一方面反映了政府的社会治理方式与时俱进，但也对如何提高政务微博的可信性与管理力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关于提升政务微博的社会治理效能，一方面要发挥“微博问政”的作用，拓宽网民参与治理的网络渠道，增强政务微博的活跃度与影响力。另一方面，改变政务微博的运行态度，强化服务意识，改变公示与通知语调，实现亲民化、平易化。(www.xing528.com)

第三，确立从违规标准、监管机构到公开申诉的行政整治机制。网络社会的谣言效最终应仍是以现实社会中的集体行动与群众心理为依归，因此必须从现实出发，从行政整治管理的层面，建立一套违规标准、专门监管机构及事后公开申诉与复议的系统整治机制。在确立法律标准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例如关于诽谤方面的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但是，本次司法解释存在着未考虑到商业市场可能带来的恶意利用因素，以及对于部分解释过于含糊，未能考虑到微博广场的随机性与弥漫效应，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关于专门监管机构的设立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设立了“白宫网络安全办公室”，英国则有“通信办公室”，专门管理网络传播上存在恶意信息等问题，中国目前还没有发挥网络监管的组织化力量，使得政务微博的力量碎片化与分散化，没有形成合力。关于事后公开申请与复议机制，应当建立网络谣言“急刹车”机制，对于可能存在较大争议的网络信息通过该机制进行滞留传播处理，给予当事人以申请复议的权利与机会，从而避免谣言社会影响扩大化，产生不必要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