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革命：统一与进步委员会

精彩看点

革命爆发至议会开幕期间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拜访土耳其政府要员—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处理毡帽事件—低调行事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预防腐败的措施—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对政府官员职责的认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筹划开办教育—伊斯梅尔·恩维尔帕夏阐述自己的领袖观—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身上的合作精神—关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思考

随着议会政府的出现，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渐渐退居幕后，但依然继续关注着土耳其局势的发展，同时利用自己在议会内外的影响为土耳其的改革保驾护航。然而，在革命爆发和议会开幕期间，即1908年7月24日到1908年12月17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们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组建了议会政府，控制着议会政府的行为举措，其中一些成员经常拜访土耳其政府的各部大臣。大臣们非常尊重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会主动向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汇报工作。据说，每星期五，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都会在大维齐尔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家中喝茶，就接下来一周的工作给出“意见”—如果不能称为指示的话。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掌握着土耳其政府的所有资源。譬如，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曾用海军部的汽艇带我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航行。一个民间故事可以说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当时的权力。在过渡时期，民间流传的故事往往是我们获取信息的最佳渠道。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曾将一艘战舰派驻到耶尔德兹宫的对面。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非常气愤，派人叫来海军部大臣，命海军部大臣驱走战舰。海军部大臣回答：“那是不可能的。”于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抓起一盏台灯，朝海军部大臣的头上扔去。海军部大臣告诉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战舰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派来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想了想，向受到侮辱的海军部大臣道了歉。

士麦那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介入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解决了革命早期的一系列罢工事件，平息了前文提到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轮船售票事件。在士麦那，愤怒的民众打算将戴着奥地利毡帽的人的帽子摘下来，以抵制当地的奥地利商品。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张贴了公告，指责摘帽行为“侵犯他人权利并且违宪”，摘帽行为随即停止。在类似的事件中，公告的落款只有“委员会”三个字。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们都非常智慧和谨慎。有关1908年下半年的历史记载资料中，他们默默无闻的付出俯拾皆是。他们十分清楚，土耳其人习惯将智慧和年龄联系起来，往往比较尊敬严肃的长者。因此，他们打算退居幕后，在之前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构建一个临时政府或公共安全委员会，或推选备受信任和精力充沛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成为国家政务总监。但他们并没有实施计划，尽量避免让自己成为公众崇拜的对象。最初成立时，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使用的共济会组织结构让其成员的低调行为变得更加自然和轻松。几个月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大本营一直在萨洛尼卡，因为其主要力量在萨洛尼卡。如果将大本营设在君士坦丁堡，可能会出现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和政府部门竞争的局面。因此，在君士坦丁堡，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没有设办公室。与此同时，在《协商报》报社设立的办事处中，只有一名负责沟通和处理正式信函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其他成员经常在《协商报》的办事处或议员俱乐部里讨论政务。但如果迫于形势，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们会在某个成员家中召开正式会议，在与会人员中选出一位临时主席。最后，他们会将会议中做出的决定口头传递给其他成员。

一些预防措施导致的结果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们没有过多展示自己的机会，但不会为不必要的事情所累。更重要的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们不用暴露在寻求特权或其他想要贿赂他们的人面前。土耳其的一些地方出现了关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腐败的指控。一方面，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一定会面临各种诱惑。我们可以想象，面对庞大的成员数量，肯定会有一两个人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或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影响获得好处。另一方面，不管事实如何，都会有人受到滥用职权方面的指控。土耳其政府坚决否认了相关指控，其中一些指控涉及奥斯曼帝国银行的高级官员。

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间的谈话和举止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们的政治家气质。他们似乎充分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困难，承认目前的政府机构中有很多没有能力的人，但同时指出，除了曾经为旧政府服务的人，其他人都没有行政管理经验。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认为，政府官员的职责是确保有能力的人进入政府机构，确保自己经得住贪污腐败的诱惑。关于未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认为，必须培训出一个全新的官员体系。应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要求，土耳其政府已经采取措施重组公立学校。(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知道，虽然土耳其人拥护目前的新政权，但新政权没有接受过任何关于自由政府行政原则的教育。以前秘密开展的宣传工作将公开继续进行。实际上，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期望自己成为一个教育机构，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城市组建课堂教育民众。萨洛尼卡已经开始大规模建立夜校。每星期，数百名学生会参加写作、外语等课程。此外，政治公平与自由、宪政国家史等讲座深受土耳其人的欢迎。为了激发民众对课程教育的兴趣，学校偶尔会以组织野餐、观看话剧等形式传播知识。目前来看，针对女性教育提出的各种议案并不成熟，但女性教育引起了民众的热议。

当然，土耳其人对新生的一切充满幻想，认为议会具有神奇的力量。不久前，有谣言称，奥地利人正在用战舰将遭到土耳其人抵制的货物强行运到土耳其境内，英国将派出战舰阻止奥地利战舰。于是，土耳其人拉着条幅来到英国大使馆前，发表演说表示感激。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清楚国内外发生的一切，其成员并没有生活在幻想中，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抱任何期望。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们早已研究了欧洲几大强国的立场和力量对比，其中一个例证就是它们在巴尔干各国联盟问题上的态度。它们本来打算为联盟事业努力，但很快意识到，奥地利是巴尔干各国联盟针对的主要对象。因此，在和奥地利发生争执的时候，它们并不想谈及联盟一事。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一定拥有某种超出政治才能之外的能力，使其在没有引发任何流血事件的情况下，推翻了强大的专制政府，并且井然有序地完成了宪政制度的过渡。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功的主要秘诀也许是其成员们低调的行事作风，以及将人民共同事业放在个人志向之上的决心。上一章中，我叙述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性格特征在引发革命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此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谦虚。在革命史上，这种谦虚态度并不多见。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室，总是竭力避免自我宣传，从不拍照。报纸上从来没有刊登过他们的个人事迹。土耳其革命的第一波热潮已经开始消退，但革命者没有表现出任何自满情绪，也没有人认为自己比他人优秀。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没有领袖。如果想要详细了解最近发生的事件，那么主要困难在于，没有一位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将革命取得的成就视为自己或其他成员的个人成就。我必须承认，在和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的交往中，我一直试图从他们口中探出详细信息。虽然我经常趁他们没有防备的时候提问，但他们的回答给我的印象始终是：没有任何一位革命发起者值得称颂。我听到的典型回答是：“是的，他做得非常好。他对革命的贡献和其他人一样。”“是的，马其顿的工作非常艰巨，非常缓慢。但在小亚细亚工作的同胞们面临比我们更大的危险。”

我清晰记得伊斯梅尔·恩维尔帕夏向我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表现出来的质朴与真诚。当时，我们站在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汽艇甲板上，正要返回岸边的码头。天渐渐黑了，落日的余晖洒在海面上，一座座塔楼状的清真寺像风暴中的战舰一样，在周边一片黑漆漆的房子上高高地矗立着。伊斯梅尔·恩维尔帕夏说：“我们研究过其他革命，发现很多革命是被将自己凌驾于同胞之上的人毁掉的。这些人往往认为革命需要领导者。我认真研究过马其顿保加利亚人的内部组织，很钦佩他们的组织结构，并从中得到了很多启示。但我发现，保加利亚人内部组织的最大问题是存在多个领导者。我们问自己为什么要设立领导人？为什么不能一起工作？这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觉得一起工作很重要，也是我们成功的法宝。”

正是完美的合作方式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提供了强大的集体力量，并通过共同意志将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绑在了一起。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数量可能高达三万人。现在，旧政权的压迫已经不复存在，革命热情开始降温，但人们依然希望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精神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这对人性来说是一次巨大挑战。然而，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身上的合作精神没有消失，甚至构成了青年土耳其党最具特色的部分。对拥有合作精神的人来说，什么是他们完成不了的呢？青年土耳其党人能否一直持有合作精神或许是其成功与否的关键。

一些人可能会说，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都是狡猾的外交官，事先知道哪些事会给外国客人留下良好印象。因此，为了给我们留下良好印象，他们刻意隐瞒了可能会带来不好印象的事实。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的演技确实很高。但在频繁的交往中，一个人数众多的团体一会儿聚在一起，一会儿各自分开，我不相信他们能编织出一个如此完整的骗局。总的来说，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们想要给我们留下一个良好印象，比较注重可以给我们留下良好印象的事实。毫无疑义，上述情况真实存在，并且无法避免。然而，我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证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们虽然知道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但依然坚持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此外，通过倾听其他土耳其人和外国人的观点，我们有大量机会纠正自己的错误观念。因此，我相信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们告诉我们的一切本质上是真实的。

作为一名外国观察者，同时身处东方，我知道自己很容易被人误导。我听说了一些针对青年土耳其党的指责，也意识到因为敬佩一个人的事业而将其理想化是极其危险的。但当我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正面形象打上问号，并权衡批评家们针对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各种敌对或友好意见时，我的脑海中会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个印象：在土耳其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是一种非凡的道德力量。我认为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革命时期确实会产生一种特殊情况，即在局势极其复杂的情况下，爱国火焰会吞没人们的互相猜忌，使人们用一种纯粹的、绝对的自我牺牲精神实现共同理想。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很短，但没有证据证明其从未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会变得伟大，在重大事件和社会政治体制方面留下自己的烙印。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力量的影响会逐渐消失。但即使最后一丝踪迹也被时间掩埋，道德力量依然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