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革命期间的伊斯兰宗教领袖谢赫-乌拉-伊斯兰

精彩看点

卡农·麦科尔对谢赫-乌拉-伊斯兰的认知—谢赫-乌拉-伊斯兰阐述此次宪法与1876年宪法的不同—谢赫-乌拉-伊斯兰阐述伊斯兰教会与宪政政府的关系—谢赫-乌拉-伊斯兰解读宪法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谢赫-乌拉-伊斯兰解读基督教教徒和穆斯林的平等问题—谢赫-乌拉-伊斯兰对伊斯兰教什叶派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分支的看法—谢赫-乌拉-伊斯兰谈自己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谢赫-乌拉-伊斯兰谈土耳其与英国的关系—谢赫-乌拉-伊斯兰在土耳其革命中起的作用—朋友们眼中的谢赫-乌拉-伊斯兰—作为伊斯兰宗教领袖的谢赫-乌拉-伊斯兰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关系

我对谢赫-乌拉-伊斯兰的描述不会局限在其外貌及担任的职务方面。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曾有幸拜访了卡农·麦科尔。卡农·麦科尔是一位举止端庄、彬彬有礼的老绅士，现在已经去世。他认为，谢赫-乌拉-伊斯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掌握着皇权背后的权力。不管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多么暴虐，谢赫-乌拉-伊斯兰总会在其背后，通过让教民遵守视基督教教徒为“牲畜”的伊斯兰法令，让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敢肆意妄为。毋庸置疑，卡农·麦科尔终其一生都在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专制政权做斗争，但他对谢赫-乌拉-伊斯兰地位的解读是否和事实相符值得商榷。我们采访了谢赫-乌拉-伊斯兰。面对我们时，他表现出来的坦诚和个人魅力让我们无法质疑他陈述的事实。当然，在采访过程中，出于礼貌，我们无法深究很多事情，只能将其交给历史和时间。

我和其他五名同伴采访了谢赫-乌拉-伊斯兰，其中一名同伴结识谢赫-乌拉-伊斯兰多年，是一位亚美尼亚绅士。我们乘坐马车来到苏莱曼清真寺旁的一座建筑。从外表上就能看出，这座建筑是政府机构所在地。不管谢赫-乌拉-伊斯兰兼任什么或没有兼任什么职务，都是土耳其政府的一员，现任土耳其宗教部大臣。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不同，革命结束后，谢赫-乌拉-伊斯兰依然担任之前的职务。议会开幕当天，他和同事们一起步入议会厅，身穿白色长袍，头戴亮丽的黄色头巾，和身穿黄色镶边、绿色饰带服饰的官员形成了鲜明对比。

苏莱曼清真寺

一群侍者将我们带进一间闷热的客厅。几分钟后，有人将我们带到了谢赫-乌拉-伊斯兰面前。当时，他站在一间宽敞的房间中央。房间里除了靠墙的一个炉子和一些板凳，没有其他家具，但可以欣赏窗外美丽的金角湾。谢赫-乌拉-伊斯兰六十岁左右，身体硬朗，体态匀称，有着灰白的胡须和健康的棕色皮肤。他戴着白色头巾，长长的灰色披风上嵌有棕色的皮毛条纹，和蔼可亲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的温和友善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带着我们来到墙角的凳子前，然后坐下来，左腿搭在右腿上，一只橘黄色的拖鞋掉在了地上。他坐下后，我们看到了他穿着带有精美刺绣的袍子和紧身裤。两件衣服的用料和披风一样。

谢赫-乌拉-伊斯兰说的是土耳其语，但日常阅读的通常是法语出版物。通过法语，他对英国的文学著作非常熟悉。亚美尼亚朋友将我们的问题告诉了他，并为我们翻译了他的回答。他的身体语言富有表现力，因此翻译任务非常轻松。谢赫-乌拉-伊斯兰的动作并不多，可以看出他在尽量克制自己的手势、前倾的身体和像演员一样灵活的眉毛。最重要的是，通过他专注的眼神，我们至少理解了他要表达的一半意思。他偶尔会用一个十分幽默的微笑调节气氛。微笑的时候，他眼睛里的光芒就被微笑遮住了。

互致问候后，在侍者给我们端咖啡、递烟的时候，谢赫-乌拉-伊斯兰说道：“今天的宪法与1876年的宪法完全不同。1876年的宪法是部假宪法，因为当时的宪法制定者根本没有使其持续下去。今天的宪法会一直持续下去。土耳其人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谢赫-乌拉-伊斯兰

伊玛目诵读经书

“但伊斯兰教令允许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政府存在吗？”

“允许？这远不是一个关于允许的问题。伊斯兰教令比宪法更开明。”

“那么伊斯兰教会支持宪政政府吗？”

“当然。如果正确解读伊斯兰教令，就会发现我们的教令和民选政府的原则一致。人们选举最聪明的人辅佐君主，如果君主的统治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就意味着君主超越了自己的权力。换句话说，既然民选政府的原则已经被写进宪法，那么宪法就包含在伊斯兰教令里，对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都有约束力，尤其是伊斯兰教的伊玛目^[1]。伊玛目们一定会积极支持宪法的实施。”

作为对这段话的注解，我想起了土耳其革命结束后的几个星期里，谢赫-乌拉-伊斯兰曾安排几位开明的毛拉前往大清真寺讲经传道。有一次，两位年长的赫瓦贾^[2]站起来驳斥自己听到的错误教义，并且和听众们扭打起来，有人甚至抽出了刀子。事后，两位赫瓦贾被传唤到宗教法庭，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刑。当时，谢赫-乌拉-伊斯兰的态度过于激进，很难让穆斯林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奥斯曼帝国的边境地区也存在这种情况。据说，在底格里斯河畔的摩苏尔，当一位年长的毛拉听说基督教教徒将获得与穆斯林平等的权利时，惊呼道：“伊斯兰教的末日来了！”说到这里，我们将讨论转移到了平等问题上。平等问题是土耳其人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对此，谢赫-乌拉-伊斯兰的态度依然十分坚定、明确。

谢赫-乌拉-伊斯兰说道：“伊斯兰教令告诫人们众生平等，但不是指穆斯林在任何方面都和基督教教徒一样，而是指政治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

摩苏尔

“但历史不是表明基督教教徒很少获得政治平等吗？”

谢赫-乌拉-伊斯兰半带讽刺地微笑着说：“是的，这么说有一定道理。每个宗教都会产生宗教上的盲信。一个好的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避免盲信行为，但一个邪恶的政府会利用宗教盲信。当然，你可以向历史求证，但我们也可以向历史求证。我听说过基督教国家屠杀穆斯林的事情。如果没有记错，我想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过设在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说完后，他依然带着淡淡的微笑，倾听翻译给他的话。然后，他再次变得严肃起来，说道：“是的，我很清楚。每个宗教都拥有狂热的盲信者。基督教的盲信行为不是教义所致。我知道狂热的盲信行为与基督教教义完全相悖，我们的宗教也是如此。我们难道不能讲一些宗教盲信造成的悲惨故事吗？”

信奉基督教的采访者转移了话题，将讨论话题转移到了一个不能深究的敏感话题上—谢赫-乌拉-伊斯兰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我们非常想知道谢赫-乌拉-伊斯兰对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看法，以及对伊斯兰教正统教派的两个分支—鲁法伊教团和梅夫拉维教团的看法。什叶派稀释了逊尼派认定的纯粹、冷漠的一神论，在对阿里·伊本·艾比·塔里卜^[3]的崇拜和对侯赛因·伊本·阿里^[4]死亡的哀悼中，引入了某些将人和神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鲁法伊教团和梅夫拉维教团的教徒因大声叫喊和疯狂跳舞出名，被去过君士坦丁堡的旅客称为“嚎叫着”和“跳着舞”的伊斯兰教托钵僧。此外，我们还想知道谢赫-乌拉-伊斯兰如何看待土耳其伊斯兰教苏菲派的拜克塔什教团。拜克塔什教团强调精神层面，同情其他教派。

谢赫-乌拉-伊斯兰淡淡地回答：“他们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确实，伊斯兰教的信徒之间存在分歧，但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伊斯兰教的教团可以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人只要认为‘真主唯一’，不将教义的本质分割成独立的个体，就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

侯赛因·伊本·阿里

我们的一位同伴问道：“那我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吗？”谢赫-乌拉-伊斯兰沉默了。他对此既不否定也不肯定。虽然他的神色庄重，但脸上依然带着淡淡的微笑。(www.xing528.com)

在离开前，我们想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既然什叶派和伊斯兰教是一体的，那么什叶派会将谢赫-乌拉-伊斯兰视为自己的领袖吗？这是一个尴尬的问题，但谢赫-乌拉-伊斯兰依然游刃有余。他是一名睿智的外交家。

谢赫-乌拉-伊斯兰沉思后缓缓说道：“我不这么认为。你必须意识到，伊斯兰教是一个民主的宗教，没有严格意义上称为牧师的人，没有赋予伊玛目任何赫瓦贾的权力。我没有等级，可能比贫穷的信徒们知道得多一些，但在职权方面没有任何特权。因此，我既不是什叶派也不是逊尼派的领袖。”

我们站起身来，被深不可测的谢赫-乌拉-伊斯兰折服。谢赫-乌拉-伊斯兰与我们热情握手，向我们表达了对英国长期以来的好感，告诉了我们他的期望。他希望土耳其能和英国走到一起，两国之间的紧张对立状态能够一去不返，并说自己对土耳其的自由前景非常乐观，土耳其和英国结交很早，希望可以互相理解。他还希望我们将他的观点告诉英国民众，将真实的伊斯兰教告诉英国民众。随后，他与我们拜别。

谢赫-乌拉-伊斯兰究竟是谁？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像一位慈祥的长者一样对我们说话，友善、质朴，看起来非常真诚，说的话滴水不漏。在旧政权统治时期，谢赫-乌拉-伊斯兰曾就伊斯兰教问题说出同样的话吗？他会在动荡时期呼吁和平吗？他有没有权力阻止旧政权的邪恶行为？如果有，他是不是一直隐忍着没有使用自己的权力？他会是卡农·麦科尔说的“十分复杂的人物”吗？他将残暴隐藏在了温文尔雅的外表下吗？

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件事必须归功于谢赫-乌拉-伊斯兰，即在很大程度上，土耳其革命能够和平结束有赖于谢赫-乌拉-伊斯兰。当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最后通牒送到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手中时，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召开的大臣级政务会议进行了深入讨论。情况看起来对专制政权不利。但作为伊斯兰圣法的官方阐释者，如果谢赫-乌拉-伊斯兰指责革命者违反了伊斯兰圣法，那么专制政府可能还有逆转当前局势的机会。如果革命者背上不忠的污名，那么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反对势力聚集起来，激起伊斯坦布尔暴民们的斗志，并向汉志和也门的阿拉伯人求助。虽然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实力强大，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依然可以率军从耶尔德兹宫冲向马其顿平原，将愤怒的阿尔巴尼亚人赶出去。当时，如果谢赫-乌拉-伊斯兰的决定对革命不利，那么此次革命不一定会就此失败，但可能会沿着血腥暴力的方向发展，引发一系列流血事件。关键时刻，谢赫-乌拉-伊斯兰没有犹豫，没有妥协，勇敢站了出来，宣布自由运动和宪法符合伊斯兰圣法。因此，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妥协了。

谢赫-乌拉-伊斯兰的朋友们说，谢赫-乌拉-伊斯兰总是和改革站在一起。谢赫-乌拉-伊斯兰做出的决定证明，他的朋友们说的是真的。他的朋友们私底下说他总是很开明地谈论政治和教会问题，但在公众场合，他从未提起自己的观点，也从未公开反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政府的暴行。从组织结构来看，他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政府的一部分。那么问题的关键是，谢赫-乌拉-伊斯兰有权反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政府吗？

正如我前文提到的，谢赫-乌拉-伊斯兰是宗教部大臣。基督教自治教堂建立后，谢赫-乌拉-伊斯兰掌管土耳其基督教事务的工作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但他依然名义上控制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各种宗教活动。此外，谢赫-乌拉-伊斯兰是伊斯兰圣法的官方阐释者。从严格意义上讲，伊斯兰圣法是土耳其所有法律的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谢赫-乌拉-伊斯兰是土耳其的大法官。如果有需要，他有阐释法律的义务。正如在恢复宪政中发挥的作用那样，谢赫-乌拉-伊斯兰扮演着终审裁决者的角色。理论上来讲，他的权力非常宽泛。如果有确凿证据证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昏聩无能，腐败堕落，甚至离经叛道，那么谢赫-乌拉-伊斯兰甚至有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权力。但不能忘记的是，谢赫-乌拉-伊斯兰由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任命。因此，我们必须接受谢赫-乌拉-伊斯兰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并不平等的事实。欧洲律师们无法想象，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地位竟然高于谢赫-乌拉-伊斯兰。

但谢赫-乌拉-伊斯兰是不是不止具备掌控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种宗教活动的职能？他是不是一个永远正确的“教皇”？他是伊斯兰教的“领袖”吗？如果是，他的权力有多大呢？他能不能超越解释伊斯兰圣法和宣布法律的权力，用一己之力改变政府决策？他有没有能力将所有穆斯林的意志整合到一起？这些问题我无法回答。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可能取决于谢赫-乌拉-伊斯兰的性格。

从土耳其人谈论谢赫-乌拉-伊斯兰的方式来看，在土耳其人心中，谢赫-乌拉-伊斯兰好像并没有很高的宗教敬畏感。如果他身上带有某些宗教领袖的特征，那么在政府的行政工作中，他负责的事务实质上削弱了他的宗教领袖特征。因此，当他拒绝承认自己的宗教权威时，或许是真诚的。我们的采访结束后，谢赫-乌拉-伊斯兰让我觉得他本质上是一名律师。我们可以说，谢赫-乌拉-伊斯兰就像一位大法官，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用在了解释宗教法律上。他会等待人们上诉，不认为自己有责任主动表达意见或驳斥反对者的意见，就像一个置身于残酷世界之外的人。同时，他是一位学者，致力于理想化的宗教法律事业，喜欢向朋友们分享伊斯兰教的自由概念。他认为大屠杀和残酷镇压事件是狂热的宗教分子们做出的越轨行为。在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中，骚乱或许无法避免。流血事件使神圣的法典变得暗淡无光，但并不能遮蔽神圣法典的光辉。现在，谢赫-乌拉-伊斯兰不得不面对突然爆发的革命危机，“做出重大决策”。面对自己长期深藏于心的理想，他决定不再自我麻痹。在激烈的争执面前，他“平静地维护了宪法”。至少，从维护宪法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解读谢赫-乌拉-伊斯兰的态度的一个视角。

谢赫-乌拉-伊斯兰支持恢复宪政的结果是，当时，不论他的决定多么重要，他发表的附加意见都不能确保此次革命成功。我们如果想评估土耳其革命的前景，就需要从其他方面入手。

君士坦丁堡清真寺中赫瓦贾的抗议和年长的毛拉担心伊斯兰教的末日即将来临这两件事并不是孤立的，都反映了土耳其人普遍的担忧情绪。目前，如果土耳其人的担忧情绪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那么可能是因为主流趋势倾向于改革。当土耳其人发现新时期产生的一些毫无根据的梦想无法实现时，失望会随之而来。其中一些梦想可能是政府真诚的许诺。到时候，土耳其人也许会问：幸福生活为什么没有到来？随后，老人们会捋着长长的胡子说：“我怎么跟你们说的？你们所谓的友爱、自由都是自欺欺人的梦想，是西方异教徒编造出来的把戏。伊斯兰教与刀剑同在，没有武力的辅助，你们只能暗自悲伤。”

在正确思想的引导下，土耳其人或许能够接受一些不太激进的观点。土耳其人是一个温顺的民族，大部分人的宗教信仰并没有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但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不一样。先知曾经走过的广袤沙漠去哪里了呢？沙漠中滚烫的沙石勾勒出的清晰界限去哪里了呢？阿拉伯人一直坚守的信仰是什么呢？是桀骜不驯的精神吗？事实上，奥斯曼帝国深受阿拉伯人的影响。阿拉伯人占据了奥斯曼帝国的三大省份，土耳其其他地方也有与不同民族混居的阿拉伯人。在议会中，阿拉伯人占据了至少四十个席位。我忽然想起了一位阿拉伯议员。他有着棕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和胡须，戴着一个黑色头饰，绿色和紫色相间的头巾搭在肩头。令人惊讶的是，土耳其革命可能会遭到阿拉伯人的强烈抵制。

虽然土耳其革命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值得高兴的是，我们也看到了新宗教精神的不少影响。此次革命坚持宪政政府，坚持政治平等，符合《古兰经》的教义，并受到了信奉《古兰经》的教徒的大力支持。目前，革命运动只关注伊斯兰教和政治的关系，不太关注其他问题。在几位毛拉共同创立的一家杂志上，人们可以公开讨论一些哲学问题。此外，土耳其媒体很少讨论一般意义上的自由问题。面对一些习俗或伦理层面的问题，即使是最开明的人，也会认为现在还不适合讨论这些问题。在禁酒问题上，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受教育阶层中的很多人也没有达成一致观点。在实践层面，土耳其人的行为相对更加自由，但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反对公开讨论社会问题。不管在宗教层面还是在世俗层面，都很少有人谈论女性的地位问题，但社会习俗的改变正在逐步吞噬人们对女性的压迫和轻视。

目前，政治问题是土耳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因此，关于信仰方面的革命运动最好集中在政治问题上。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者们参与了革命运动，其中一些人付出了很多。他们非常尊重土耳其既有的宗教信仰，同时遵从宗教中的各项仪式。他们开诚布公地谈论着一种超越伊斯兰教的普遍行善教义给民众带来的好处。青年土耳其党的一些领袖是共济会成员。他们认为自己从共济会的主张中看到了复兴伟大精神的希望。在宗教信仰方面，青年土耳其党领导者们表现出的不一致或许是因为伊斯兰教“大道至简”的教义所致。与谢赫-乌拉-伊斯兰持相同观点的伊斯兰教倡导者们将伊斯兰教视为完全脱离了宗教色彩的纯粹有神论宗教。但土耳其人并没有将伊斯兰教视为完全脱离了宗教色彩的纯粹有神论宗教。事实上，受过教育的人也可以将伊斯兰教视为纯粹的有神论宗教。青年土耳其党打算进一步推广教育，让教育成为新政权的基石。

一部分土耳其人明确表示反对宗教，其中很多人是记者和学生。但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受过教育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看法和谢赫-乌拉-伊斯兰一样：“伊斯兰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宗教。正如基督教拒绝了繁杂的摩西律法，从犹太教中独立出来一样，伊斯兰教反对7世纪教堂中产生的复杂理论，从基督教中独立了出来。因此，基督教教徒中很少有人改信犹太教，穆斯林中很少有人皈依基督教。我们的宗教是一个有思想的人选择的宗教。”

当然，土耳其革命的主要问题是革命思想能在民众中传播多远。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太多证据证明。专制政权认为，来自各阶层的神学院学生曾经是1876年宪法最坚定、最危险的支持者。现在，自由主义思想对神学院学生的影响依然十分深远。过去三十年，土耳其的教育得到了极大扩展。土耳其小学里的很多教师都具有开明的宗教观。由美国新教徒创办的罗伯特学院对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教徒产生了深远影响。土耳其革命结束后，申请到罗伯特学院就读的土耳其学生激增。在罗伯特学院，土耳其学生可以将伊斯兰教中常见的礼拜活动分享给信奉基督教的学生。土耳其虽然依然笼罩在变幻莫测的阴云中，但其未来是光明的。

【注释】

[1]伊玛目（Imam）是清真寺中主持礼拜的掌教。

[2]赫瓦贾（Hoja）是波斯语，意为“大师”“大人”，相当于基督教的牧师。—原注

[3]阿里·伊本·艾比·塔里卜（Ali ibn Abi Talib，601—661），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第四任哈里发。—原注

[4]侯赛因·伊本·阿里（Husayn ibn Ali，626—680），阿里·伊本·艾比·塔里卜的次子。—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