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渡遗址：中国白酒起源与历史价值评估

历史价值是评判文化遗产价值最核心的指标。历史价值是大遗址的核心价值，也是其他价值的基础，其他价值都不能离开它而单独存在。五大遗址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过去客体本身、某一重要发展阶段（或元、或明、或清）、某一重要事件与重要人物密切相关的线索与物证，都拥有从古至今不间断的生产历程，都具有历史价值。但由于五大遗址的历史年代、完整性、稀缺性、影响力等不同，它们的历史价值也不一样。试比较评判如下：

（一）历史久远度。这是历史文化遗产最核心的指标，本指标反映评估对象历史形成发展的久远程度，其标志为评估对象最早创设或出现年代。五大遗址比较情况是：

1.泸州大曲窖池群：明代万历年间至现代，跨度440年。

2.水井街酒坊遗址：明代、清代、近现代，跨度600年。

3.刘伶醉烧锅遗址：起源于公元1126年的金元时期，跨度800年。

4.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元代早期，时间跨度700多年（一说近800年^[2]）。

5.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康熙年间酿酒师朱煜在绵竹城西创建，时间跨度为300多年。

从这个比较可知，一般公认的跨度时间最长的是刘伶醉遗址、李渡遗址，这项指标主要看文物古迹形成的历史时代（特别指蒸馏酒产生的时代），从中可证明蒸馏酿造工业和城镇的发展史、繁荣史，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两个遗址不仅在中国首屈一指，在世界上也是最早且延续时间最长的蒸馏酒文化载体。

在李渡遗址发现之前，四川水井街烧酒作坊遗址，不但发现了完备的酿酒设施，而且还发现了酒窖遗糟中的生物菌群，但它反映的是明朝中期酿造白酒的部分工艺，约比李渡遗址晚一两百年。安徽古井贡酒遗址也发掘出了杯、盏等与酿酒、饮酒有关的器皿，那也是明代的。泸州老窖拥有保存最完整的古窖池群，这个窖池群最早建于神宗万历元年（1573），属于明代中后期。至于四川绵竹市剑南春天益老号作坊遗址，比李渡晚了两个朝代。我国著名的白酒很多，已发掘的酿造遗址也不少，但都无法证明中国白酒起源、产生的情况。

李渡遗址的发现是烧酒酿造历史考古的新突破。专家普遍认为，李渡遗址是中国发现的第一家小曲工艺烧酒作坊遗址，也是目前仅见的年代最古老遗迹最全的一处烧酒作坊遗址。目前从年代来说，唯一可以与之匹敌的就是河北刘伶醉烧锅遗址。两个遗址，一南一北，共同见证白酒的起源、产生。但河北刘伶醉遗址的遗物不多，遗迹更少，储存、反映的信息十分有限，远远无法与李渡遗址相提并论，所以，考古专家认定：李渡遗址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证明元代蒸馏酒生产、发展并在科技史上取得突破最好的遗址。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黄景略表示：从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看，可以说李渡遗址是中国白酒的一个发源地，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李渡遗址在中国白酒酿造界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就全球而言，能称之为天下第一窖吗？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说，世界其他国家还没有发现比它更早的蒸馏酒酿造古遗址。全世界最著名的蒸馏酒，除中国白酒外，还有威士忌、白兰地、伏特加以及朗姆酒等。伏特加产于俄罗斯，发明于14世纪，相当我国明朝；白兰地于18世纪产自法国；朗姆酒原产地在古巴，诞生于1650年，相当于清顺治年间；威士忌始产于英国，传说出现很早，但尚未发现确切的实物证据。据专家考证，在西方，直到公元1313年，一位加泰隆教授才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蒸馏酒，但并无遗址或遗迹证明。因此无论是在中国蒸馏酒史上还是在世界蒸馏酒史上，李渡烧酒作坊遗址都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历史久远度越大，其所承载的信息量就越多，其中既有关于自然环境的，也有关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其历史价值就相对要高；反之，历史很短，价值自然要低些。刘伶醉遗址、李渡遗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后依次是水井街、泸州和剑南春遗址。

（二）历史沿革。该指标主要考察遗址主要的历史沿革与发展演变，先看下表（表8—2）。

从时代分布来说，根据上表，李渡遗址遗迹种类最多，而且各时代规模也不遑多让；其次是水井街遗址，明代、清代、近代分明，其他也各有特色。兹分析如下：

1.“元代”一栏，目前遗存的只有李渡遗址的元代酒窖13个、元代酒醅，刘伶醉也有分期不明的16口窖池，其他遗址全部空白，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说明李渡遗址的源头地位与稀缺程度，是其他任何遗址无法比拟的。

2.“明代”一栏，刘伶醉遗址时代上虽号称有800年，但由于遗迹几乎不存，显得模糊无法印证；剑南春是清代遗址，而明代全是空白；泸州遗址有4口明代万历年间，虽是难得，但明代的其他遗迹栏目中几是空白；而明代遗迹较多的，是水井遗址，有2口酒窖、1个晾堂、1个灰坑、1个路基（散水），在明代蒸馏酒的酿造史上，地位非常重要。而处在这个时间段的李渡遗址，有9口酒窖、1个晾堂、1个炉灶，1个蒸馏设施、2个灰坑、3面墙基、2条水沟、1口水井，总体上来说，种类（8个）比水井遗址（4个）多；数量上来说，晾堂（1个），与水井街相等；在其他方面特别是酒窖方面（9口），也远超水井坊遗址、泸州遗址，不但是元代遗址种类、数量最多的遗址，也是明代种类、酒窖数量最多的遗址，这说明：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在明代蒸馏酒上的物证材料、地位作用上来说，也是最为突出的。

3.“清代”“近现代”两栏目中，从种类来看，泸州窖池群、刘伶醉遗址两个遗址中，遗存的遗迹种类以酒窖最为丰富，但在其他项目栏的表现上，就几乎是空白了。种类较多的一是水井街遗址，有1个晾堂、6口酒窖、4个炉灶、1个蒸馏设施、1个灰坑、1条水沟等六大类；二是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有4口酒窖、4个炉灶、3个灰坑、1面墙基、2条水沟，2个砖池等六大类；而处在这个时间段的李渡遗址，则有1个晾堂、32口酒窖、1个炉灶、1个蒸馏设施、4个灰坑、1面墙基、1个砖池等七大类，所以从种类来说，清代的李渡遗址也是品类最全的。从数量来说，泸州大曲窖池群引起专家注意的，就是1600口酒窖，数量之多，全国仅见，宜乎号称“全国老窖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方”；刘伶醉遗址号称有16个发酵池，虽然年代不能完全分得清楚，但也是够丰富的了。其他项目的数量来说，水井街遗址、剑南春遗址都有4个炉灶，也足以引人瞩目的了。相比之下，李渡遗址在清代、近现代在单个项目的数量上不是很突出，如酒窖32口，无法与泸州窖群相媲美；炉灶1个，数量上也无法与水井街遗址、剑南春遗址相比。但李渡在以下两个方面显示出它的独特优势：一是遗迹最全，每个栏目都有一定数量的遗迹作为支撑；二是潜在的酒窖数量很多，在距遗址不足500米处的戏台与观音殿之下，埋有成百上千计的清以前的酒窖，如果再次发掘的话，清以前及清代酒窖的数量，又将逼近泸州大曲窖池群，居全国第二。李渡的这两个优势，将会随着进一步考古发掘而日益凸现出来。(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李渡烧酒古遗址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调查和研究而确认的。它从元代一直延续到现代，各个时期的酒作坊均在原基础上建成。但由于作坊布局基本上沿袭前代，只是活动面的堆积，仅在局部地区存在打破关系，但各时代的酒作坊布局保存大都完好，同时出土有每个时期均有代表性典型断代瓷酒具，因而这座延续七百余年的大型酒作坊遗址各时期总体格局非常清晰。所以，虽然五大遗址都声称是自古延续现代的“活”遗址，但反映的历史沿革与发展演变各有不同：李渡遗址自元到今遗址分期明显，不仅在中国首屈一指，在世界上也是最早且延续时间最长的酒业文化载体。其次是水井街遗址、泸州遗址，自明到今遗址分期明显，但明代遗存较李渡少得多；剑南春遗址自清至今遗址分期明显，而刘伶醉不但遗存最少，而且分期极不明显。

（三）遗产真实性。五大遗址中，我认为：真实性强，完全保留为原状的遗址是李渡、水井街、剑南春遗址，而泸州遗址、刘伶醉遗址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较大程度保持原料、原貌、位置、操作流程未变的特点。但刘伶醉遗址虽然年代早，或说将近八百年，但可以证明的一个证据是从古窖池中出土的酒具的年代为金元至明清时期，所以断定遗址最早上线是金时期。其实，金代并没有蒸馏酒的记载（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二节），况且李渡遗址也发现了南宋陶瓷，水井街遗址也发现了元代陶瓷，但也并没有将李渡遗址定义为南宋遗址、水井街遗址定义为元代遗址。同样是酒窖，刘伶醉遗址的16口窖池，虽说经历了金元明清，但可能由于一直使用的原因，这些窖池大小、形状（呈长方形）、整齐划一的布局等，没有反映出各个时期的特色与变化，因此很难说有原创性、第一手性，真实性价值打了折扣。而李渡遗址则经历了元明清圆形砖砌地缸发酵池、近代腰形酒窖、现代窖底用泥的砖砌长方形酒窖，各个时期的发展轨迹非常明显，反映了江西从小曲酒生产工艺到大曲酒生产工艺的发展历程。各个时代的酒窖都体现了当时的原创的、第一手的真实性特征，因此历史的认识价值最高。真实性的判断取决于遗产的本质、文化脉络和时间演进，与多种有价值的信息来源有关。这些来源可能包括形式与设计、材料与物质、利用与机能、传统与技术、区位与场合、精神与感情，以及其他内在或外在因素，大大提高了我们评估文化遗产在其特殊艺术、历史、社会、科学方面的精巧度。

（四）遗产完整性。主要考察遗址保存的完整性程度，又称“完好度”。

从五大白酒遗址遗迹种类（详见表8—2）的分布可见，晾堂、酒窖、炉灶、蒸馏、设施、灰坑、房基、墙基、排水沟、砖池及其他等项目中，唯有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于各项都有（9项），保存完整性强，几无缺项；其下依次为水井街酒坊遗址（8项）、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7项），遗址保存完整，部分残缺；刘伶醉烧锅遗址的完整性又次之，大部分缺项、损毁。唯有泸州大曲窖池群，它主要以窖池群为主，与其他白酒酿造古遗址不同。如果单从窖池保护一项来看，数量最多（明代4个，清代1600多个）且保存最好的当数泸州遗址，拥有国内最大的百年以上的优质泥窖窖池规模，老窖物理的构造、布局及其重要技艺特征至今依然保存完好；其次则是李渡（元代13个，明代9个，清及近代32个），其次是刘伶醉遗址（16个），其次是水井街遗址（明2个，清7个），最少是剑南春遗址（清代4个）。

当然，考察白酒古酿造遗址的遗产完整性，关键的是全项考察，不是单项考察。从这个角度上说，李渡遗址最为完整、遗迹种类最多，几无缺项。李渡遗址保存的酿酒工艺遗存极为丰富，有水井、炉灶、晾堂、酒窖、蒸馏设施、墙基、灰坑等，它充分展示了中国烧酒酿造是南方以稻谷为原料的小曲工艺开始，然后才发展到北方大曲的酿造历程，因此价值最高。

（五）遗产稀缺度。从世界范围来看，2001年葡萄酒产区上杜罗列入世界文化保护遗产。因此我国五大遗址捆绑申遗，从酿造角度来说不具备唯一性。但上杜罗只是产区项目，没有遗址项目，更没有白酒遗址项目或扩展项目，因此五大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名录中，都将具有唯一性。从国内来看，白酒酿造古遗址为数不多，因此这类遗址有一定的稀缺度。但如果从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世界蒸馏酒起源遗址来说，我国五大遗址特别是李渡遗址，具有独特的意义，因此稀缺性强，类似遗产绝无仅有。

从五大遗址比较分析来看：（1）从白酒起源的元代来说，虽然刘伶醉遗址、李渡遗址都可以说明中国蒸馏酒起源，但刘伶醉遗址的资料信息缺失，而李渡遗址资料完整而丰富，因为它拥有元代酿酒遗迹（元代13个酒窖）、烧酒遗物（元代酒醅，以及出土最多的宋元文物），这两点是其他四大遗址所缺乏的，正如北京大学权奎山教授所评价的：“元代酒窖的确认，是李渡烧酒作坊遗址考古的重大突破。因为酒窖打破的地层最晚的遗物为元代早期，有些还到了南宋。酒窖内出土的遗物也全是元代的，确实没有晚于元代的。这样酒窖下面的地层和酒窖里面出土器物的时代卡住了，至少可以断定酒窖的年代在元代中期。随着今后工作的进一步深入，甚至可以具体到元代某个时期。可以说这次考古发掘根据出土器物进行的断代是可靠的。”^[3]因此李渡遗址的稀缺度最高，遗产稀缺性反映评估对象在数量多少或类型区别上所具有的价值，这一点是李渡遗址的历史价值评估来说具有决定性影响，这是李渡遗址的历史价值高于其他遗址所在。（2）从白酒发展的明代来说，明代白酒酿造遗址最突出的当首推李渡遗址和水井街遗址，其次是泸州遗址，虽然三个遗址在明代酿造遗址层面上都不具备唯一性，但都能完全地反映明烧酒作坊生产的工艺流程，这在全国也是不可多见的，因此稀缺度也较高。（3）从五大遗址的遗存比较来看，李渡遗址保存的酒业遗存十分考究，除了一般遗址所共同拥有的烧酒作坊必备遗存外，还有许多遗存在全国是仅存的，如元代酒窖（即圆形酒窖）、元代酒醅，以及元明清用于发酵的酒窖用砖砌围栏，底部为釉陶缸，这些都为水井街与剑南春所无。遗址构筑物中用砖砌口沿的元代釉陶缸及两处砖砌明清蒸馏设施，亦为中国烧酒坊遗址所独有，是世界酿造工艺技术展示的范例。水井街发现的为泥坑酒窖，其反映制作烧酒工艺的关键性蒸馏设施却未发现。正如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黄景略先生所评价的：“江西李渡烧酒坊是目前全国发现最早的一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生产蒸馏酒的作坊遗址。除此以外，明代遗迹也比较完整、齐全，有井、灶、晾堂、酒窖、蒸馏设施、水沟、墙基。从考古角度讲，完全能说明烧酒生产的工艺流程，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4]我们说，李渡烧酒作坊遗址见证中国传统烧酒酿造过程，系中国所发现的烧酒遗址中遗迹最完整者。

（六）遗产奇特度。从中国蒸馏酒起源意义上来说，刘伶醉、李渡是并存的两个元代遗址。但由于刘伶醉遗存奇缺，所以真正能代表元代时期的风格特征、唯一的历史见证遗存应是李渡遗址。从代表明代时期的风格特征来说，为数不多的历史见证遗存是李渡、水井街、泸州三大遗址；从代表清代时期的风格特征来说，除了李渡、水井街、泸州三大遗址外，剑南春、杏花村汾酒作坊、射洪泰安作坊遗址都是非常突出的遗址。而刘伶醉遗址虽说延续时间很长（有的说八百年），涵盖了元、明、清三个时期，但由于遗存太少，反映各个时期的风格及其演变轨迹极不明显，因此遗产的奇特度打了折扣。

（七）历史影响力。关于各大烧酒作坊遗址的历史影响力，可从四个方面来看：

首先，看看各大遗址所在的酒业在当今行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五大遗址所体现出的历史影响力，从目前世界考古发现来看，以刘伶醉、李渡为代表的元代遗址在元代应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为现在还没有发现比这更早的世界蒸馏酒遗址。以李渡、水井街、泸州为代表的明代遗址，虽不能说世界领先，但说它们当时具有世界水平，应是没有疑问的。从当前的国内情况来说，五大遗址中的一些生产设施、设备、生产工艺至今仍然部分地被一些酒业使用与传承，都在生产不同的白酒品牌，因此按其行业影响力来说，依次为：（1）泸州大曲窖池群所在的四川泸州大曲酒有限公司，生产泸州大曲酒，被誉为“浓香经典”，1991年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2）水井街遗址所在的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水井坊酒为高端标志性产品，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3）剑南春遗址所在的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酒为剑南春，是国内高档次的酒，与茅台、五粮液等国产名酒齐名。相比之下，李渡遗址所在的江西李渡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李渡酒，刘伶醉遗址所在的河北省徐水县酒厂所生产的刘伶醉，无论是品牌的知名度、品牌价值，还是在行业的影响力方面，都是无法与泸州大曲、水井坊、剑南春相提并论的。

其次，看看各大遗址在历史上对区域政治、经济发展、军事战争、文化交流、社会生活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本指标反映评估对象在发展进程中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和作用。五大遗址，各有特色：李渡遗址所在的李渡酒业在历史上，伴随着江西四大名镇的地位，江西商帮的活动，对华东地区、长江流域特别是江西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特别是在白酒领域的影响很大。宋元时代的抚州酒税在全省乃至全国地区来说占有相当的比重，其中很多酒税当来自于李渡镇，这也侧面反映了李渡酒业对地区经济的历史贡献。另外，清朝人华联辉早年在李渡经商，后转到西南对“茅台酒”进行了改良；临川人娄德清早年在李渡烧酒作坊学徒，后来辗转至樟树镇对四特酒进行了革新，这从侧面也反映了李渡酒业对江西省乃至全国酒业的历史影响。而水井街遗址、剑南春遗址所在的四川酒业，对我国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刘伶醉遗址所在的河北酒业因为地近京畿，也有一定的历史影响力。

第三，遗产与重要历史人物及事件的相关程度：看看各大遗址所在地与重要历史人物、事件有否直接联系。本指标反映评估对象在历史人文及重要事件背景等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应该来说，当今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有历史背景的酒业，普遍在不同程度上把所在地生产的酒与历史名人、事件联系在一起，提高本品牌的文化附加值。五大遗址也不例外。讲到李渡遗址，就会联系到临川历史文化名人，如号称“太平宰相”的文学家晏殊，“中国11世纪改革家”和散文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明代号称“中国的莎士比亚”的大戏曲家汤显祖等；讲到水井街遗址，就会联想到中国诗圣杜甫、唐代女诗人薛涛；讲到刘伶醉遗址，就会联系到唐代贡酒。当然，这些联想都是经过企业界、文化界之手，引导读者、消费者的一种手段。必须说明的是，这些联想相当一部分没有经过专家精细的考证，有些东西也无法考证，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一是同一个地方，生产酒的品牌也很多，历史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只能是大致的认定而已；二是今天的某某酒与历史上的某某酒，未必是同一品种，比如唐代的贡酒剑南春，又称“剑南烧”，绝对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白酒或烧酒（详见第一章论述），而今天的剑南春确系白酒无疑，只是借用历史上的同名品牌而已。所以，要进行这项指标的评估，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第四，从知名度来说，五大遗址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重点单位，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但要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提高知名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五，从学术关注度来看，根据本人从各方面掌握的资料，可归纳为下表：

表8—3　五大白酒作坊遗址学术关注度一览表

上表论文（含报道）的统计，主要是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统计出来的，另外还有从别的渠道查到的：（1）本书第一版的时间跨度为1980年至2014年3月，此次修订版的时间跨度为2014年4月至2017年2月；（2）数据库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四个库的检索；（3）只含有关遗址的专篇文章或专著，不含涉及遗址的论文、论著；（4）一稿多投的，只统计一次；（5）表中所列数字，是不完全统计，其中部分有代表性论文，附于本书第一版末主要参考文献之中。

从上表来看，学术界关注度最高的是水井街遗址、泸州遗址，主要原因是这两个遗址考古发掘、被评国保单位的时间较早，而且四川省学界、业界对酒文化的研究总体规模上居全国前列，拥有一批酒文化研究专家，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关注度居其次的是李渡遗址。而河北省徐水县刘伶醉烧锅遗址的关注度只有2篇文章。尽管学术界关注度不能作为评估几个烧酒作坊遗址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指标，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