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堂女塾的历史与宋氏姐妹关系揭秘

关于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在沪就读的学校，历来有“中西女塾说”和“三一堂女塾说”两种说法。前一说法见于《宋氏家族》《宋氏三姐妹》《宋家王朝》等“文献”记载，言之确确，又有宋庆龄护照上亲笔手书Mc Tyeire的“铁证”；而后一说法在教会内部老一辈神职人员间广为流传，主要出于宋耀如与林乐知之间恩恩怨怨的推测。中西女塾和三一堂女塾都是美国监理会创办的教会学校，不少神职人员同时身兼两校教职，后来三一堂女塾又并人了中西女塾，两者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宋氏姐妹究竟就读于哪所学校尚可进一步探讨，搞清这两所学校的历史，尤其是三一堂女塾的历史，无疑是解开这一历史谜案的基础和关键。

首重女学　捐资建校

三一堂女塾与中西女塾一样，都是监理会创办的学校。监理会属于循道宗，1739年由英国神学家约翰·卫斯理创立，传人美国后建立起会督制教会。1844年，美国卫斯理宗因黑奴解放问题而分裂，北方称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南方称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South)。1848年，监理会派遣秦佑(Benjamin Jenkins)和戴乐(Charles Taylor)医生来上海传教。抵沪后两人在王家码头租房居住，并在县城东门外购地建屋，不久又在郑家木桥建造教堂，同时创办女学及小学，于1850年1月举行落成典礼，这是监理会在华开办的最早的学校。与其他教会一样，监理会兴办学校的目的不是为了实施正规的文化教育，而是出于传教的需要。旧时中国，性别歧视严重，女子受教育程度远不如男子，且没有任何谋生技能，只能在家相夫教子。一些开明的传教士认为，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就得改变中国的母亲，而要改变中国的母亲，必先改变终将为人母的女孩。让女孩学习文化知识，掌握谋生技能，在耳濡目染中逐渐接受基督教，成为上帝的信徒。因此，设立女校尤为重要，有了学校就有了传播福音的场所和对象。

1854年9月，监理会教士蓝柏(J.W.Lambuth)夫妇来到上海。蓝柏夫人即接手戴乐医生所创办的女校，同时又在上海县城内设立了一所培养书塾，传授贫苦男女学生谋生的技能。早年的教会学校，注重讲经说道，校舍往往比较简陋，大多依附于教堂，师资力量也不强，还算不上是正规的教育机构。1861年，蓝柏夫妇回国养病，加上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不久学校停办。1865年，蓝柏夫人回到上海，监理会的教育事业逐渐得以恢复。1868年，又在东新桥创办住宿制小学，招收10岁左右的男女学生。养病期间，蓝柏夫妇向美国民众宣传介绍中国的现状，利用一切机会为监理会的教育事业募集经费。蓝柏夫人的好友克罗布登女士，毅然将自己的结婚钻饰出售，所得款项全部交由蓝柏夫人。1870年，蓝柏夫人用这笔资金在郑家木桥建造了新校舍，原东新桥小学女生全部迁人，男生则转人圣公会所属之学校。1879年，位于西新桥的监理会三一堂落成。1883年，蓝柏夫人移全体女生于三一堂，将学校改组为正式的女校，命名为“三一堂女塾”。若是从1850年秦佑、戴乐医生设在郑家木桥的女校算起，三一堂女塾实为美国监理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学校。

讲求实教 名师云集

1860年，监理会教士林乐知(Y.J.Allen)偕夫人来上海传道，不久美国国内南北战争爆发，差会经费来源中断。在教会的允许下，林乐知出任上海广方言馆首任英文教习，后又参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工作。由于长期与士大夫交往，林乐知意识到要在中国宣传基督教不能光靠教义和教理，必须客观地介绍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官绅富商子弟成为上帝的信徒。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由于学校采用完整的初、中、高三级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强调“中西并重”，宗教科目所占的比重很少，学生也无须成为基督教徒，因此深受中国上层人士的青睐。中西书院的成功，促使林乐知开始考虑筹建一所同样性质同等规格的女校，于是函请美国监理总会女子部多派一些独身女教士来华工作。1884年11月17日，海淑德(Laura Haygood)、汉密登(Dona Hamilton)、金振声(Virginia M.Atkinson)、斐小姐(Lou E.Phillips)及其妹斐医生(Mildred M.Phillips)抵达上海。海淑德即驻三一堂经理全公会女子部传道及教育工作，金振声与汉密登在上海办理义务学校。在这些女传教士中，海淑德、金振声、傅秀兰(Elizabeth Hughes)等都曾担任过三一堂女塾的校长或教职。

1892年3月15日，经过长期准备，中西女塾正式开学，海淑德出任校长。而在此之前，雷金贞(Lochie Rankin)女士于1878年受美国监理会派遣来华，先在三一堂女塾襄理学务一年，后前往南翔镇创建悦来女塾，此为嘉定地区有女学之始。1889年，金振声女士被派至苏州工作，创办了著名的英华女校。1898年傅秀兰与罗淑君(Ella D.Leveritt)在松江开设女传道班，1901年改为松江圣经女塾，这也是近代一所有名的女子教育机构。由此可见，三一堂女塾作为早期监理会在华设立的最大最正规的女校，许多杰出的女传教士都曾在此执掌教鞭，一度成了女童教育的实践基地。即使在1892年中西女塾成立之后，由于两校相距不远，还有不少女教士同时身兼两校教职。

早期的三一堂女塾，不但讲授教义、教理和文化知识，也教学生一些缝纫、纺织、烹饪等生活技能。随着风气渐开，学校教育亦不断与时俱进，等到巴茂恩(Mildred B.Bomar)女士担任校长之际，除圣道、国文、数学、地理等科目外，又添设了各门自然科学课程。当然，相对于世俗化的中西女塾而言，三一堂女塾更为注重宗教教育，所培养的学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诸如曾长期担任中西女塾副校长的马季莹女士，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教育界的张庆娥、马皦德、赵陶韫珍，以及国民党元老钮永建的夫人黄梅仙、东吴大学秘书长兼东吴法学院总务长周承恩的元配王佩珍等女界名流，均为三一堂女塾毕业生。

完成使命　合并分流

进人20世纪以后，由于租界的不断扩张，原本位于公共租界边缘的东新桥、西新桥、郑家木桥早已成为上海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地价日益昂贵。而附近中西女塾世俗化和贵族化的教育理念，比起三一堂女塾刻板的宗教教育更受中国上层社会的欢迎。1904年，为了更好地整合教育资源，监理会决定撤销三一堂女塾建制，部分高年级的学生升人中西女塾，剩下的低年级学生全部转人松江慕卫女校。

1892年成立的中西女塾(又名墨梯女校，Mc Tyeire School)，1952年与圣玛利亚女中合并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其历史为人所熟知。至于松江慕卫女塾，少有史料提及，后又几经更名，实有必要将该校历史在此做一简单的交代。

1903年，美国监理会女教士华德治(Alice G.Waters)来到松江，见当地女子教育程度低落，决意创办一所类似于三一堂女塾、中西女塾的女校。在松江乐恩堂牧师步惠廉(W.B.Burke)的帮助下，华德治等人先于西门外西塔弄内圣经学校原址开设学校，设工艺及文学两科，招生年龄不限，以提倡女子教育、灌输新知识为办学宗旨。比起美以美会，早期监理会在中国的传教范围要小得多，仅占据江南一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而上海一直是监理会传教的基地与中心。因此对于这所地处上海郊区的女校，监理公会尤为重视，竭力扶持，遂有三一堂女塾并人之举。两校合并之后，学生人数剧增，原西塔弄校舍已不敷使用，于是在九曲弄租赁了5间房屋。1905年，华德治告假回美，期间以纪念卫尔逊会督夫人的名义为女校募得金洋8000元。1907年，九曲弄新校舍(今松江区中山中路706弄9号)竣工，为纪念卫尔逊会督夫人的义举，学校正式命名为松江慕卫女塾。

1937年11月9日，松江沦陷，慕卫女校迁人上海公共租界。直至抗战胜利，学校才迁回松江九曲弄原址。1948年，遵照有关教育法令，向县政府申请重新注册，未获批准，只得改制为慕卫小学，实行男女同校。1953年1月，由松江县人民政府教育局接管，改名为九曲弄小学。“文革”期间称向阳小学，1980年恢复九曲弄小学旧名，1986年又改名为西林小学。1990年，附设的幼儿园与小学脱钩，成为独立建制的西林幼儿园。2002年7月，西林小学与松江区实验小学合并，成为实验小学西林校区。(本文原发表于《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刊》2010年第1期)

【注释】

[1]Emily Hahn，The Soong Sisters，1941年出版于香港。本文所用的译本为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2]Sterling Seagrave，The Soong Dynasty，1985年出版于纽约。本文所用的译本为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3]James Burke，My Father in China，1942年出版于纽约。该书尚未有中译本，本文所用的是上海市虹口区宋庆龄诞生地研究小组的部分翻译稿，连载于《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1期至第5期。

[4]于醒民、唐继无、高瑞泉：《宋氏家族第一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蒋洪斌：《宋庆龄》，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吕明灼：《宋庆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姚民权：《上海基督教史(1843—1949)》，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1994年内部印行，第58页。

[8]19世纪50年代后期，监理会曾设华美书坊于郑家木桥，1902年与福州美以美会的印书机构合并为华美书馆；1868年在上海创办《教会新报》，林乐知任主编，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至750卷停刊，1889年2月复刊；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建立中西书院，1900年与苏州博习书院、宫巷书院合并扩建为东吴大学。

[9]“宋耀如致林乐知的信”(1881年6月25日)，转引自詹姆斯·伯克：《我的父亲在中国》第1章《酝酿中的传教士》，《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1期。

[10]詹姆斯·伯克：《我的父亲在中国》第1章《酝酿中的传教士》，《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1期。

[11]“宋耀如致林乐知的信”(1883年7月27日)，转引自詹姆斯·伯克：《我的父亲在中国》第1章《酝酿中的传教士》，《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1期。

[12]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3]甚至两年之后，即1888年，昆山的百姓依然将宋耀如视为“外国人”。那年春节过后，步惠廉(William B.Burke)乘船前往松江，中途停留昆山，在宋耀如处借宿一夜，当地百姓戏称他们为：“两个洋鬼子。一个大块头和一个小矮子。”参见詹姆斯·伯克：《我的父亲在中国》第6章《中途停留昆山》，《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

[14]监理公会在华步道团第一届年会上，宋耀如被指定为建堂部6位常年委之一，负责监理公会教堂的修建。盛永华等学者认为宋耀如负责修建的是上海汉口路、云南路口的慕尔堂，其实年议会是责成宋在昆山修建一座监理会教堂。参见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13页。

[15]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76页。

[16]1875年，宋耀如随兄长韩政准到爪哇谋生，自此直到1887年5月回海南省亲之前，再没有见过亲生父母。

[17]“宋耀如致索思盖特的信”(1886年)，转引自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23页。

[18]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71页。

[19]“林乐知致马克谛耶的信”(1886年1月12日)，转引自詹姆斯·伯克：《我的父亲在中国》第4章《被投人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www.xing528.com)

[20]詹姆斯·伯克：《我的父亲在中国》第6章《中途停留昆山》，《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

[21]“马克谛耶致林乐知的信”(1885年7月8日)，转引自詹姆斯·伯克：《我的父亲在中国》第1章《酝酿中的传教士》，《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1期。

[22]上海地区的监理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包含两个牧区：一为郑家木桥和八仙桥一带的三一堂牧区；另一为虹口昆山路中西书院信教师生及附近信徒组成的书院传教站，后称虹口牧区。参见姚民权：《上海基督教史》，第54页。

[23]姚民权：《上海基督教史》，第56页。

[24]詹姆斯·伯克：《我的父亲在中国》第4章《被投人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

[25]步惠廉把监理会内部因传教理念不同而形成的两个对立群体称为“福音派”和“教育派”，这与基督教的“基要派”和“福音派”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参见詹姆斯·伯克：《我的父亲在中国》第4章《被投人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

[26]《监理公会在华工作史略》，1934年印行，上海市档案馆卷宗号U—107—0—57—106。

[27]詹姆斯·伯克：《我的父亲在中国》第4章《被投人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

[28]“宋耀如致索思盖特的信”(1886年)，转引自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23页。

[29]詹姆斯·伯克：《我的父亲在中国》第6章《中途停留昆山》，《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

[30]“宋耀如致《基督倡导者》编辑部的信”(1892年9月8日)，转引自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89页。

[31]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上册，第34页。

[32]熟悉宋家及基督教会内情的方周先生曾于1984年12月29日在《新民晚报》发表了《宋氏三姐妹未人中西女中》一文。

[33]转引自詹姆斯·伯克：《我的父亲在中国》第1章《酝酿中的传教士》，《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1期。

[34]陆印泉：《宋美龄生活散记》，《名人传记》1986年第6期，第64页。

[35]《宋氏家族海南亲人讲述鲜为人知的历史》，http：//news.sohu.com/20070518/n250088865.shtml。

[36]詹姆斯·伯克：《我的父亲在中国》第22章《在社会各阶层中的传教士》，《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3期。

[37]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第36页。

[38]《编者的话》，《〈宋家王朝〉和对它的评论》，新华通讯社1985年7月内部印行。

[39]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144页。

[40]原载于《明报月刊》(香港)，转载于《对外宣传参考》1993年第4期。

[41]关于三一堂女塾和中西女塾的历史，参见周承恩：《本公会女子部前期工作史》，《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纪念刊》，1935年印行，上海市档案馆卷宗号Q245—1—19。

[42]詹姆斯·伯克：《我的父亲在中国》第25章《日本戏剧》，《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5年第3期。

[43]马晶华译《宋庆龄自述》，《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

[44]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上册，第39页。

[45]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46]关于湖郡女塾的历史，参见周承恩：《本公会女子部前期工作史》，《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纪念刊》。该校现为浙江省湖州市第二中学，该校原址现为湖州市第十二中学。

[47]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29页。

[48]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49]《中西女子中学同学录》(1900—1940)，上海市档案馆卷宗号Y—1—551。

[50]周承恩：《本公会女子部前期工作史》，《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纪念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