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非
《云南文物精品展》是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主办的中国西部文物系列展之一。
放眼中国西部，我们发现它们既是中国的大河大江之源，又是中华文化之源。千万年来，江水河水奔腾不止，血脉文脉也一样生生不息。作为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其文化的多样性及文化的传承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缩影。
“元谋人”是中国境内最早的古人类。新石器时代的云南人大多从事农业，种植稻谷，过着定居的生活，并且饲养猪、狗、鸡等动物，沿湖居民从事渔捞业，其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应该和广东先民是一样的。当地出土的有段石斧、有段石锛普遍被认为与百越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是百越族群的遗物。他们是现代壮族、傣族的祖先。“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在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有大量的断肢葬，埋葬时将死者的四肢砍断，他们多为青年，并且身上留有四枚以上的箭镞，反映出战争的惨烈，和稍后滇文化青铜器中的场景十分相像。而小孩瓮棺葬中，在瓮上凿孔以期灵魂自由出入的做法，与中原仰韶文化十分相近，反映了人类早期社会文化的共性。
以滇池为中心的青铜文化，是云南历史进程中最灿烂的一页。距今3000多年的大理剑川海门口遗址、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宁大极山、呈贡石碑村、呈贡天子庙、曲靖珠街八塔台等青铜时代的遗迹遗物便是它们的代表，特别是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地更是让世人惊叹。在洱海地区发现的祥云大波那古墓、弥渡石板墓群、楚雄万家坝墓群等，也出土了许多风格独特的青铜器。红河流域的青铜器与滇池地区有着渊源关系，同时又与越南的青铜器相似，似乎是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向越南传播的中转站。
云南高原富含铜、锡、铅、锌矿，为青铜的冶炼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商代妇好墓的青铜器，其矿料有一部分被认为来自云南，所以，有理由相信，云南很早就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个中心。
青铜时代的云南还没有文字，“结绳记事”、“刻木记事”是这一地区的真实反映。所以其社会与生活情况需要通过对他们所描述的场景加以解读。这些场景是凝固的，但却记录着一个个久远的故事——“椎髻”的形象、“昆明人”的形象、“断发纹身”的形象；战争的场景、杀人祭祀的场景、祈求丰收的场景，凡此等等。在它们的背后，是一个有着贸易和战争，有着人对人的恐惧、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宗教崇拜的社会集团。(www.xing528.com)
特别要提一下的是云南青铜文化的扣饰，它起源于公元前8世纪，流行于黑海沿岸及其以西的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突厥人和匈奴人之中，他们逐水草而居，所创造的有共性的文化被称为“斯基泰文化”，动物纹牌饰是其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在中国，以鄂尔多斯地区最为典型和丰富，被学术界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在以滇池为中心的青铜文化中，各种各样的扣饰十分众多，其形象有掳掠、剽牛、斗牛、乐舞、狩猎、动物搏斗以及战争等场景，它们既是生活的再现，也为学者研究滇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往提供了线索和物证。在云南青铜器时代生活的土著游牧民族“昆明人”可能与北方的游牧民族有过交往，羌人可能是这一时期北方文化的传播者之一。《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提到过“塞夷”，有可能是来自中亚草原的塞人，公元前3世纪，由于匈奴的进攻导致其迁徙，其中有一部分人向南到达云南，滇文化青铜器中的高鼻深目的形象很有可能就是这批人。总之，扣饰是外地文化和滇文化融合和交流的见证。
真正把云南大地和华夏完全联为一体的见证物是“滇王之印”，蛇钮、金质，1960年出土于滇池边上的晋宁石寨山的滇王墓。《史记·南蛮西南夷列传》对之有详细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滇王金印，对云南地区进行管理，这发生在汉武帝灭南越国、在岭南设九郡后两年，值得我们联想和深思。
大理国因为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而使世人耳熟能详。在大理国的22位国王中，就有9位禅位为僧，足以说明佛教影响之大、传播之盛，大理国素有“佛国”和“妙香国”的美称。云南佛教最先是由天竺僧人传入的，它与云南本土宗教相结合而形成了密宗阿叱力教，是南诏大理时期佛教的主要流派。思想上的包容和信念上的虔诚，是云南区域文化上的一个特点，在南诏大理的文物中得到了实在的体现。
大理国以后的考古遗存中，元明火葬墓给考古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佛教盛行的产物，云南地区的火葬习俗并没有随元的统治而改变，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一时期的云南青花瓷器以其产量大，特色鲜明而成为景德镇之后的第二个青花瓷中心，其所产钴料被称为“珠明料”。
至于众多的民族工艺品则更是让人目不暇接，“十里不同天”的七色云南，就是这样从远古走来，在云贵高原上创造着有本土特色的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第24辑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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