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及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调整顺序后的可达矩阵和表5-3，将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用箭头表示，构造影响农村诚信行为选择的解释结构模型，如图5-1所示。

决定诚信行为选择的最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因素，因为经济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在做出某种行为选择时都会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比较，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选择某种作为。

图5-1　农村诚信行为选择解释结构模型

第二层因素产权制度、资产专用性、市场监管制度、集体主义困境和文化价值观都会影响到经济主体成本或是收益的比较。产权制度主要决定了人们对收益的预期，如果产权明晰就会提高行为主体选择诚信策略的收益，如果产权不够明晰，就会降低贴现因子的数值，进而导致经济主体选择失信行为的倾向。资产专用性则主要影响行为主体的成本，资产专用性越高，意味着该资产的准租越大，失信行为的成本越高，从而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力也就越大。市场监管制度主要影响行为选择的成本，如果失信行为被查获的概率很大，而且一旦被查获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将大大提高经济主体对失信行为支付成本的预期，从而对其形成威慑力。文化价值观因素也主要影响诚信行为选择的成本，因为文化价值观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对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心理成本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选择的是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行为，必然与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相背离，在成本收益的比较中就会增加克服诸如愧疚等心理的成本。集体主义困境指的是行为主体希望其他行为主体履行义务，而自己不用履行义务就可以得到某种制度带来的好处。而当每个行为主体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得出这种同样的结论时，就没有人愿意为这种制度履行义务，而大家都想从中获得收益。其实，每个行为主体都想获得诚信环境的好处，而又都不想为诚信环境做出贡献。(https://www.xing528.com)

第三层因素是国家悖论、交易频度、信息不对称、法律制度、政府行政水平和信用机构建设。国家悖论是导致产权残缺的主要原因。交易频度和信息不对称在某种程度上对资产专用性的作用发挥起到一定的配合作用。较高的交易频度使交易者认为投入专用性资产以增加稳定地获取未来长期收益是有利可图的，就会利用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向交易对方传递信号，对在未来交易中的诚信行为做出一定的保证。信息不对称会使投入专用性资产的一方担心对方失信，而不能将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达到最优水平，即专用性资产处于投入不足状态，所以信息不对称妨碍了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另外，信息不对称还会影响到市场监管制度作用的发挥，因为如果信息处于不对称状态，会影响对失信行为的觉察频率，对失信行为的查获频率是监管力度的基础，如果不能发现失信者的失信行为，再严厉的惩罚机制也不会对失信者形成威慑。法律制度、政府行政水平和信用机构建设作为市场监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市场监管的效果。

第四层是经济转轨、不确定性、地方保护和官员的激励机制。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缺乏经验和对各种情况预期存有一定的难度，进而导致了对法律制定和基层行政的影响。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既要求法律有一定的前瞻性，又要求法律能够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同理经济转轨给政府制定政策造成了困难，在一段时间内合理的政策，可能很快就变得不适应现实情况了。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根据具体的情况改变政策无可厚非，问题是能否在行政过程中保持高效率和公正性。也就是说并非不允许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出现失误，而是政府对失误进行预防和更正的处理方式是否合理。如果政策的制定是科学的，在正式执行之前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试验，那么在执行中出现问题是可以谅解的，但如果政策的制定并不是为了正当的目的或没有经过正常的程序，就可以认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失误。如果政府能够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政策的修订和改变是可以被微观主体所理解的。但如果政府不能对其行政失误承担相应责任，那么这种行为必然影响微观主体的预期和诚信行为的选择。政府的失信行为，在市场经济本身的不确定性基础上又额外增加了人为的不确定性。地方保护主义也是政府行政水平不高的一个重要表现，政府在市场经济管理中营造的区域营商环境，是影响投资者信心的重要指数，如果营商环境不够优良，投资者减少该地区的资金注入，必然会对经济发展形成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