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这门职业，不是光凭识得几个字、知道一些皮毛知识就可以胜任的。
很多人低估编辑工作的难度，认为只要识字就可以做编辑。一些未经适当培训、不具备编辑资格的人会以为自己可以轻易地编辑文稿。
编辑工作是有规范的，不可以随心所欲。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理应具备较高水准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
编辑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要懂政治，在政治上表现成熟。对书稿中政治上错误的问题有敏感的辨别能力。由于长期以来学校教育忽视政治理论与政治历史的教育和修养，造成很多编辑对书稿中出现的政治性错误没有辨识能力。在编辑工作中，面对政治问题，编辑不能“不懂事”。
编辑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以博学的素养为目标。无论自己在接受高等教育时学习的是哪一门专业，一旦进入编辑职位，就应该超越狭隘的专业界限，进入广阔的专业领域。从事编辑工作，如果知识面狭窄，就会导致遇见知识性差错时一无所知。
编辑要做到目光敏锐，善于发现和纠正各种差错。从政治问题、学术问题、知识差错、错别字，一直到标点符号错误和版式错误，编辑都要善于立即辨认出来，并且知道如何纠正。这是编辑必须具备的一种职业敏感能力。
对待名利，编辑应该心平气和。看到别人成功，不要自己“心理不平衡”。编辑工作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指导性的，又是服务性的。每一个编辑都应该明白自己担负的这种双重责任。能将一本书稿做成一本好书，编辑应该由衷地替作者高兴，同时也替自己高兴。“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卜算子·咏梅》）描摹的境界，就是对编辑工作最好的写照。
编辑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实践证明，要做一名合格的编辑，在知识和文字两方面都是“学无止境”的，要善于从工作中学习，努力成为文字专家。语言文字基础不扎实，会影响编辑对书稿中文字差错的辨识。
编辑应该具有学术修养和艺术修养，至少应该掌握一门专业学术的基础知识，熟悉专业的前沿发展，能同作者就学术问题或创作艺术问题展开对话。同时，作为编辑，光有一门专业知识是不够用的，还应该尽量多掌握几门专业知识。
编辑应该有较高的审美趣味。在选择出版物的内容时，应该而且必须做到不媚俗。必须抵制粗俗、庸俗、恶俗的内容和文字，使书能够引领社会的文化导向，使读者培养成良好的趣味，推进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编辑应该确立“文字的规范性”的理念，认定“保持汉语规范性是编辑工作者的责任”。词汇与表述方式会随时代而变化，但语词的稳定性与准确性是出版物可靠性的保证。关于流行的语词，尤其是当今不断出现的网络语词（其中最流行的，不乏一些庸俗的、粗鄙的、下流的、违反语法规则的语词），必须在使用时谨慎对待，以免造成语言失范。须知，任何新出现的语词，若非经过10年、20年以上时间的持续使用，总是没有生命力的（先前的许多例子证明了这一点），不应该收进词典，不应该在各种出版物上随便使用。而某一个群体狭隘使用的词语也不应该出现在普遍阅读的文本中。(https://www.xing528.com)
认真的工作态度是做好编辑工作的前提。“认真”意味着踏实、细致、一丝不苟。要严格遵守工作规范，杜绝马马虎虎的审稿工作方式。要防止养成懒惰的习惯，对于每一个发现的差错，都要“一盯到底”，做到“视差错若仇敌”。
娴熟的编辑技术是编辑工作者的身份标志，也是敬业精神的表现之一。它能保证编辑顺利完成重大的、困难的编辑任务，使一名编辑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
从担任编辑工作开始，每一个人就都应该有意识地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审稿业务水平。职业思想稳定的编辑应当树立成为优秀编辑的志向。
编辑界藏龙卧虎，英才无数，像鲁迅、巴金、叶圣陶等先辈一样，他们都是编辑工作者的榜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编审郝铭鉴先生是编辑界的杰出典范。他不仅长期担任出版社总编辑工作，而且还一手创办了《咬文嚼字》。这份优秀刊物的每一期都不仅成为编辑界的必读书，而且也深受社会各界的喜爱。在纠正文字差错方面，《咬文嚼字》成为全社会的“语文老师”，居功至伟。
中华书局编审周振甫先生（1911—2000）是学者型编辑的典范。当钱钟书先生编著《管锥编》，“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管锥编》1986年第2版，“序”）在审稿过程中，周振甫先生纠正了其中的五百多处差错，可见一个学术造诣高深的编辑能对一部学术著作起何等重要的作用。该书初版之后，学界读者“订谬”，帮助钱钟书先生于再版时又“勘改五百余处”。（同上，“再版识语”）周振甫先生本人有著作多种，其中《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一书集“评”“注释”“说明”于一体，其深厚的学养和著述的水平令人钦佩。
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诗人、翻译家绿原（1922—2009）当年担任朱光潜教授翻译的黑格尔《美学》一书的责任编辑。在审稿时，他对照原文，找出译文中的错误和不妥处，用贴条子的方式将意见反馈给朱光潜教授。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切中肯綮。朱光潜教授见到后，大为惊讶，惊呼：“人文社哪来的这样精通德语的专家？！”（参见屠岸《“为人作嫁”点滴留痕》，载《文汇报》2014年7月18日第12版）
一般读者在阅读和欣赏著名翻译家的翻译作品时，会非常赞赏翻译家的优美准确的文笔，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些文字上面凝结了编辑多少心血。傅雷先生是被公认的著名翻译家，他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被认为是文学翻译的典范。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在审稿时，在傅雷的译稿上用贴条子的方式提了很多意见，傅雷接受意见并作了修改的地方有很多。如果把这些贴上条子的原稿举办一次展览，读者就可以知道，这些“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名英雄”为出版一本好书而做出了何等重要的贡献。（屠岸《“为人作嫁”点滴留痕》，载《文汇报》2014年7月18日第12版）
莎士比亚作品的“朱生豪译本”也是读者公认的优秀译作，但是读者翻开译本可以看到，在译本出版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杰出的编辑兼翻译家方平先生（1921—2008）等人对译文做了校译。出版业的行家们都知道，安排校译，是因为译本不够完善，其中包括对原文的理解错误，译文表达不够准确，或者文字大有可改进之处，等等。在译者水准的基础上，校译者方平先生等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共同努力，打造出经典的翻译文本。方平先生生前身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曾任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
若能成为这样的编辑，那么，一个编辑的职业生涯就是无比成功的，人生也因此充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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