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县红旗渠研究：十年九旱危机与水土保持措施

林县缺水造成的十年九旱，比洪水灾害更为严重。1944年林县解放时，全县98.5万亩耕地中，仅有12400亩水浇地。“靠天收”的瘠薄耕地，遇到旱灾，不是播不上种子，就是田苗被旱枯死，造成颗粒不收或严重减产。因此，在—些贫瘠山区，很少种小麦，秋季也不过只种些谷子、豆子、马铃薯等。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粮食产量微薄，麦子的收成每亩仅有30公斤左右，秋粮每亩产量也不过50公斤。广大群众终年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一年四季忙到头，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太行山险恶的自然环境，糠不饱腹、衣不避体、住不挡风的生活条件，使广大农民养成了艰苦朴素、省吃俭用、吃苦耐劳、待人忠厚的优良品质。贫穷的苦难，使林县人民迫切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一旦有人号召他们起来改变他们的缺水的面貌，他们的热情就会向火山一样爆发起来。这就为“引漳入林”——红旗渠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的大地上，1958年是一个“赶超英美”的“大跃进”时代，也是一个英雄群体和英雄个人辈出的时代，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国家繁荣富强是全国各族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并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因此，提出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口号很有号召力。在这方面，中共中央鼓励和支持各地的大跃进，对于促进人民群众的干劲和热情，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浪潮。“在农业方面，最突出的跃进是兴修水利运动，证明了人民群众征服自然的威力。”[16]

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战线开始的，而农业的发展又离不开水利，因此，水利建设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1958年3月，河南省委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在“大跃进”的气氛下，会议提出了“5月底基本实现水利化”的目标。[17]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显得特别重要。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知难而进的创业精神，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表彰。1958年9月，在全国水土保持会议上，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授予中共林县县委、林县人民委员会一面锦旗。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作出了关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加强农业的重要指示。

5月26日，林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杨贵传达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接着，召开县委全体扩大会议，传达了大会决议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对贯彻总路线精神，加快山区建设步伐作了部署。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作出专门指示，对于各地的农田水利建设提出表扬。“去冬以来的农田水利建设，在今年防汛抗旱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水利建设和防汛抗旱斗争的巨大胜利，不仅坚定了广大农民人定胜天的信念，而且在打破社界、乡界、县界以至省界的大协作中，发挥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自带工具口粮无偿地进入山区进行水土保持，到外地去兴修水库、打机井、修渠道、开运河、挑水抗旱等等，这些都是伟大共产主义风格的具体表现。”[18]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来河南省郑州市主持召开郑州会议，路过新乡火车站时，他和豫北的地方领导人座谈，其中有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毛泽东主席握着杨贵的手说：“林县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啊！”当听到杨贵汇报说由于大炼钢铁庄稼收不上来时，毛泽东主席指示说：“现在你们看看能不能把炼钢铁的人往下撤，一部分收庄稼，一部分搞渠呀！要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呀！”[19]毛泽东还专门问到了水利建设，并听取了杨贵关于“引漳入林”工程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汇报。他告诫在座的县委书记们：“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搞水利。”[20]

1958年11月23日，河南省人委制定出《1958年冬到1959年春水利建设方案》。[21]《方案》提出，全省各地继续贯彻“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治水方针，迅速掀起更大规模的治山治水运动，在两三年内保证做到“大雨不成灾，无雨保丰收”。《方案》对山区、丘陵和平原的治山、治水目标均提出了具体要求。上级的要求，给林县县委提出了新的动力和压力。

在县委领导下，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治山治水发展水利事业的进程中，从桑耳庄、马家山群众兴修水利的典型经验，到“一千个庵子沟运动”，从修建淇河渠、英雄渠到兴建三座水库，由小规模到大规模的治山治水实践，进一步开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增长了同大自然作斗争的本领和智慧，改造山河的胆子越来越大，对于再大再难的工程也不畏难，并培养了一大批水利工程技术人才，成为以后修建红旗渠，“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骨干力量，同时，在思想上、组织上也为以后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做好了准备。

1959年，林县大旱。河水断流，井塘干涸，连一些常年出水的山泉也没有水了。林县人民前几年拼死拼活修的几个大水库和一条英雄渠，能蓄住天上地面的大部分水，满以为该差不多了，谁知一冬无雪，一春无雨，水库和渠道的底被晒脱了皮，干裂的泥纹像龟背图似的令人恐怖。有些村庄群众依然爬山越岭远道担水吃。受灾最严重的砚花水村，从河北省挑水种上的小麦，到夏季收割时不用镰，村支书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全大队平均亩产二两八钱。”[22]据报道，这一时期，近邻的河北省小麦亩产是1275.5公斤，新疆的小麦亩产公布为4293公斤。这在林县人民的心里会产生多么大的反差。

别的地方农业高产，林县却基本上颗粒无收。严峻的现实，使林县人民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林县的农用灌溉水利设施。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回忆说：“由于一直缺水，修渠引水是当时群众最渴望的事。”[23]

事实证明，仅依靠已建水利设施，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林县干旱缺水的状况，在水的问题上，不容盲目乐观。人们又在思索：挖山泉，打水井，地下不给水；挖旱池，打旱井，天上不给水；修水渠，河里没水可引；建水库，依然蓄不住水。这些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才能彻底解决林县缺水问题？林县领导和群众认识到：没有水源，就是再多的库、渠、井、池，还是受老天的摆布和欺负，没有主动权。

要改变林县干旱缺水面貌，确保工农业用水和人畜吃水，必须再寻求新的可靠水源。但是，在林县境内寻求新水源的希望不大，中共林县县委把解决水问题的眼光移向县境外部。(www.xing528.com)

1959年6月11日，县委书记处举行全体会议，对林县干旱缺水情况和水利建设远景规划作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全县已建成的几条主要引水渠道，正续建的3座中型水库，还不能彻底解决工、农业用水问题，缺水仍是林县的主要矛盾。要想彻底摆脱干旱缺水的威胁，必须打破县域界限，去外县寻找水源。

县委常委多次谈论多年来的老话题：“引漳入林”，还在一般干部中征求意见，并向省委、省人委、新乡地委、专署的领导汇报。

1959年8月22日，杨贵到郑州开会，又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受到极大鼓舞，决心搞好水利建设。在会议期间，他向有关领导汇报了“引漳入林”的设想，还迅速派人回林县传达，着手做筹备工作。

1959年8月26日，河南省委组织9个市地近200万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广播。从27日起，全省各地迅速掀起了宣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高潮。同时，各地盲目修改主要经济指标，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口号。30日，《河南日报》发表社论：《大干特干推进生产大高潮》，要求各地认真贯彻中央“反右倾、鼓干劲”的指示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河南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24]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鼓动下，林县县委和群众的干劲更大了。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大中小型相结合”的水利建设方针和毛泽东关于大办水利的指示，结合林县山区特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因地制宜，各区、乡、社都搞了一些水利工程。

195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号召继续开展大规模兴修水利建设，“水利仍是目前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问题。在今后几个冬春，再搞几次水利建设高潮，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水利化，这是全党全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25]

1959年11月2日～11日，河南省委召开农业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农村工作“大跃进”。会议提出：1959年冬和1960年春的农村工作必须以水利建设为中心，实行“水利”挂帅，组织1000万劳动大军，开展一个比1958年水利建设高潮更气势磅礴的水利建设运动，争取全省灌溉面积达到9000万亩至1亿亩。[26]

10月下旬，河南省各地陆续掀起水利建设高潮。开封、洛阳、新乡、南阳等10余个地、市投入劳动力达800余万人。31日，省水利建设委员会成立，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兼任主任。11月19日，省人委第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今冬明春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运动的方案》，对全面发展防洪、灌溉、水土保持、除涝、航运、发电、水产等项事业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27]

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林县的“引漳入林”建设提上了日程。10月10日，杨贵主持召开县委全体（扩大）会议，对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做专门研究。经过一番讨论，统一了认识，鼓起了斗志，一致认为：水利建设蓬勃发展，“引漳入林”是大势所趋。引漳河水，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大事，是从根本上解决林县干旱贫困面貌的唯一途径。全县人民群众斗志昂扬，干劲足，向大自然作斗争的决心大，已经锻炼成为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坚强队伍。全县各级党政领导，首先是县委一班人，必须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旗帜鲜明地领导“引漳入林”。改造大自然，小手小脚不行，必须大干快干几年，在太行山上开凿一条大运河，把漳河水引入林县，彻底告别“水缺贵如油”的历史。大家争先恐后发言，一致同意兴建“引漳入林”工程。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将县委的决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县委领导成员分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广大群众一听说准备兴建“引漳入林”工程，精神振奋，认为：“县委的想法，正是俺们的心愿，宁可和石头拼上几年，也不愿再苦熬下去，再也不能受老天的摆布了！县委啥时叫去，俺们啥时上山，不把漳河水引进林县，誓不罢休！”[28]表示坚决支持县委的决定。广大群众对“引漳入林”的强烈愿望，积极响应林县县委修建水渠的号召，更加坚定了县委的决心。

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展望六十年代》的社论，向全国人民提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红即跃进）的号召，要求“各个地区、各行各业实现月月红、季季红”。[29]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持续跃进”的局面。

1960年1月初，《河南日报》报道：“在掀起水利建设高潮的三个月中，全省已完成土石方30亿立方米；建成中、小型水库929座，修通大小渠道11.5万条，新增排灌机械2379部。”[30]全省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有明显增强。这又是对林县的“引漳入林”工程上马的一个鼓舞。

到这时，动工兴建“引漳入林”条件成熟了：800年修渠不止的历史，并由此积累起的修渠经验与技术知识，在20世纪50年代有历史上空前的修渠动作，为红旗渠修建提供了技术背景与知识背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度的公有制结构；缺水造成的种种苦难，使林县人民战天斗地的建设社会主义革命精神高涨，并对未来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理性的及非理性的渴望。广大群众有引水的内在需求，符合民意，是后来林县人民不怕流血牺牲，修建红旗渠的思想基础；组织群众引水，改变林县贫困面貌，符合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的要求和指示，行政机关的强有力的组织、动员、协调，在跨农户、跨村落兴修较大规模的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建国前后，特别是合作化以来兴建大大小小水利工程取得的经验，是进行这场大打水仗的组织基础；在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通过“谁受益，谁出工出钱”，或者反过来说，当地人只有通过先出工出钱然后才能最终受益，这种基本制度规则，是修建红旗渠的制度背景；林县人民勤俭办社，经济上的积累是进行“引漳入林”的物质基础；党的正确领导，政府行政组织承担的治水责任强，党群、干群的鱼水关系，是取得“引漳入林”的根本保障。这些情况构成了建设红旗渠系统这一宏伟工程的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