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分析结果：14村人口及大学生数据分析

根据调查分析的基本思路，我们依据行政归属把该镇划分为14个基本的村级单位，并根据不同的变量对各村的一些相关情况进行了统计。

1.各村大学生产出情况的比较

我们对各村人口和大学生人数进行了汇总，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把大学生数与人口数进行比较来计算各村的大学生产出的人倍比（表2－1）。

表2－1　各村人口、大学生数及其比较

说明：1.表中缺乏镇上的人口数据主要原因是缺乏原始的数据；2.把镇上作为一个分析单位，因为它反映了社会流动的一种形态，具有重要的比较意义。

从表2－1中，我们可以发现，各村产出的大学生在总量上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拥有大学生数量多的村（如双凫村）的大学生数是大学生数量少的村（如双河村）的3倍多，差异十分显著。但考虑到各村人口数量也存在着较大差距，为了便于不同村之间的比较，也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大学生产出的真实情况，我们使用大学生产出的人倍比（即大学生数量与所在村的人口数量的比，也有人把这种计算方法叫做倍出率）来加以说明。为了使这一数量更为直观，我们把大学生数设定为1，以此来反映各个不同的村分别需要多少人口才产出1名大学生。从大学生的产出率来看，各村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悬殊，大学生产出率最高的是白水村，平均18人中产出1名大学生，和它比较接近的还有万江村、双凫村、余家村、农艺村，基本上不到25人就产出1名大学生，它们属于调查总体样本中的第一层次；大学生产出率比较低的有双河村，月明村、华明村和双桅村，基本上要40人以上才产出1名大学生，最低的双河村70多人中才产出1名大学生，属于相对落后的层次。其余5个村属于中间层次。因为缺乏镇上的人口数据，所以无法对镇上大学生进行产出分析，但可以肯定，它应该属于第一梯队，因为我们调查的是一个乡村小镇，集镇内的人口数量绝对不可能超过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的村，但其大学生产出的总量是名列前茅的。

为了比较直观地反映上述差异，我们对上述数据进行了相关处理，处理结果如下（图2－1）。我们从表2－1的折线图中，可以看出各村大学生产出人倍比的差异是十分显著的。

图2－1　大学生产出的人倍比曲线

说明：1.系列1为一个大学生；系列2为各村1个大学生对应的人口数；2.横坐标的序号为表1的代号，对应相应的村。

尽管对上述现象可以借用一些已有研究成果来解释，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地理交通状况的差异等。但通过我们的实地访谈和观察发现，各村大学生产出率差异的解释，决不是与经济、地理环境的优劣所直接对应的，各村之间实际上各有各的特点，同样的环境甚至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地理情况相似的村大学生产出差异很大。我们调查的万江村是一个典型的小山村，全村只有800多人。由于自然屏障的原因，这里家族聚居现象相对比较明显，在某种意义上还带有一定的自然家族村落的味道。人少地多，交通不够发达，经济状况相对落后，是这个村可以观察到的典型特征。但就是在这个环境条件相对较差的小山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都能够产出较多的大学生。这与其他的量化研究结论和人们的常识并不相符。从我们的调查数据来看，该村大学生产出的人倍比几乎处于该镇的最高水平，这个小山村积累的文化传播和地理上的劣势，没有成为他们教育成功的阻力，倒是起到了更加激发学生冲出穷山沟的动力作用。而同样是山村的月明、华明村，情况就不一样。这里大学生产出人倍比比较低，交通相对更加不便，学生上中学都得走近20里路，一年中在两头摸黑的情况下坚持上学（即上学时天还没有亮，放学回家时已经天黑了）的时间几乎占了全年的一半。由于该镇交通状况从总体上还算发达，所以中小学的寄宿制没有得到发展，也没有匹配的教育措施来解决这些村就学不便的问题。地理瓶颈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同时这些村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历史上就较少出现文化人，缺乏文化的积累，也缺乏邻里间的现实参照和文化资本的区域累积，这些原因造成了本来在资源上处于劣势的村，也缺乏足够的内在教育渴望，这些因素共同成为这些村大学生产出不高的原因。

经济、地理因素对大学生产出存在着显著差异。白水村和双凫村位于双凫镇的核心地带，具有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和经济上、文化传播上的比较优势。这些地理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比较优势可能成为这里大学生产出率比较高的客观原因，这一实际情况支持了其他人的相关研究。余家村和农艺村的交通位置也相对方便，并且是当地比较早富裕起来的村，经济和文化也一直相对发达，大学生的产出率也较高。但我们也发现了典型的反例。双河村距离镇中心只有10余里地，一条省道穿过该村，交通比较方便，经济也相当发达，这里的烟花制造业和造纸业都比较发达，但大学生产出率却是全镇最低的，这似乎就有点不符合常理。我们在双河村的调查中发现，由于这里的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也是家庭作坊式的，该村的孩子较早就参与了家庭的经济活动（早期的烟花鞭炮主要是手工制作的），家庭对孩子的劳动存在着需要。这种比较收益直接而明显的经济活动，冲淡了教育氛围，降低了人们对教育的期望水平，这是该村在全镇大学生产出率中处于最低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处于中间层次的五龙村，其交通状况和经济水平都不亚于余家村，明显优于新源村，但其大学生的产出率也比较低。这些问题的出现都让我们感到十分困惑。

2.各村大学生性别构成的比较

我们对各村大学内部的构成情况进行了相关的统计，我们对大学生的性别构成以及不同村之间的男女大学生的性别比进行了统计。从统计数据的比较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表2－2）。

表2－2　各村大学生数及性别分布(https://www.xing528.com)

续表

说明：镇上的数据，剔除了外来大学生（如在机关、学校等单位工作的外来大学生）。

从表2－2我们可以看出，男女大学生在数量上存在明显差异，该镇产出的男大学生是女大学生的1.6倍，这一比例高于全国大学生的男女性别比例，并且越是大学生产出率低的村或者越是经济地理等环境相对落后的村，男女大学生的性别比例差异就越大。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男女大学生产出的差异与一个村的发展程度和村庄的生存状态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具体而言，越是山区和大学生产出偏低的村，男女大学生的比就越大，如男女大学生比值在2以上的4个村中，月明村和万江村属于典型的山村，新华村和五龙村则都是大学生产出率偏低的村。而经济、文化和交通都比较发达的镇上、双凫村和白水村，男女大学生数量都比较接近甚至出现男女大学生数量基本持平的现象。加上我们实际调查和观察所收集到的一些资料，我们可以形成如下认识：首先，在农村中，家庭和社会对男孩的教育期望比对女孩的教育期望更高，造成了男女教育机会上的显著差异；其次，脱离乡土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男性更加单一，甚至缺少像婚姻这样的渠道，男性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更大；其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农村中男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就越平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村，如镇上（镇上人口基本上是本地其他村通过行政方式划入或其他人口流动形式形成的），男女大学生数量最为接近，这显然与镇上家庭的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对男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期望更加平等，以及镇上独生子女家庭占主导地位等因素有关。

为了比较明显地反映各村男女大学生的产出差异，我们绘制了如下折线图（图2－2）。在以下的折线图中，我们把女大学生设定为1，用水平线条来表示；根据各村男大学生与该村女大学生的比，绘制成曲线，用折线来表示，并把该折线向上位移了一个基本单位。从图2－2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各村男女大学生比的显著差异。

图2－2　各村男女大学生产出的比较曲线

说明：1.系列1代表女性，用1表示；2.系列2代表男女性别比；3.男女性别比曲线上移了1个单位；4.横坐标为表3的代号，对应相应的村。

3.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状况的分析

我们把接受优质高等教育从操作意义上界定为进入重点大学和接受研究生教育。当然，也有必要指出，由于在不同时期划分重点大学的标准存在一定差异，我们以2003年国家划定的进入“211工程”建设的大学作为重点大学的统计依据，并且对出现异动的高校进行人数比较，以减少误差。我们根据以上的标准，对各村进入重点大学的人数进行了统计（表2－3）。

表2－3　各村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人数比较

说明：1.这里的重点大学指进入“211工程”建设的院校；2.重点大学以2003年的校名为准，可能放大或提升了个别学校的级别。

从表2－3我们可以看出，出身该镇的大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比率，还是比较高的，占了大学生人数的（148/645）22.9％，这一方面可以归因于农村有天赋的孩子，也是十分努力的，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由于各个时期，进入重点大学行列的大学存在差异，仅把进入“211工程”建设的大学作为优质高等教育的标准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变化的高等教育情况，加上近几年高校合并使原来层次不够高的某些学校也被划入了重点行列。这样可能造成高估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分享优质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当然，我们对这些数据也进行过一些必要的处理，如把进入湘潭大学（原来是重点大学）和湖南师大（原来是非重点大学）的录取人数进行了比较，发现进入两校的人数基本相等，但我们没有仔细地对各个时期的录取分数线进行分析比较（主要是无法找到当时的有关数据和相关材料），所以调查分析材料高估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人数是完全可能的。此外，我们没有区分各个时期进入重点大学的情况，主要原因是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精确数据。

我们对研究生产出的数据统计结果感到十分意外，我们的调查没有验证许多早期研究得出的农村出身的研究生比例比较高的结论。比如赵德昌对科技人才家庭的调查，发现来自工农家庭的占40.3％[40]。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同类调查也得出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和高学历者比例比较高的结论。但在我们所调查的范围中，研究生产出率并不高（28/645），只占大学生总数的4.3％。为此，我们对自己的研究认真作了检讨。我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尽管高等教育大众化增加了农村人口进入大学的总人数，但他们在大学生中所占的比率却下降了。以2001年为例，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的规模增加到719.07万人，其中农村生源增至244.48万人，在校学生中城镇生源与农村生源比例为66∶34[41]，而同期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率大约为40∶60，城市生源进入大学的机会是农村生源的2.9倍以上。第二，因为研究生的总量主要是在大众化以后实现快速增长的，但研究生增长的主体并不是来自农村或者原来意义上的农村子弟（因为我们没有全国性的数据，这一点还带有假设性，其是否成立还需要以后验证）；第三，我们的调查方法可能造成对研究生数量方面的遗漏。一方面由于早期的大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大都是以在职形式完成的，由于社会流动等方面的客观原因，加上我们所采取的间接调查方式容易造成对大学生职后信息的遗漏。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农村接受高等教育主要出于生存性需要的驱动，农村出身的大学生一次性的高等教育已经解决了生存性需要的问题而使他们对接受进一步的高等教育动力不足。但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宜把研究生的有关数据作为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证据。我们在这里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只不过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某种视角而已。

此外，在调查中也出现一些让我们感到十分遗憾的事情。尽管我们在调查设计时想了解大学生产出与家长文化程度的关系，但我们无法准确地核实大学生家长的文化程度。因为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家长们所提供的本人文化程度资料都存在明显拔高现象，在分析中无法使用亲手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国家的有关统计数据可能更能说明农村人口在文化方面的总体情况。据统计，2002年我国大概有农村剩余劳动力2亿，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59％，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0.6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9.33％，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仅占2.09％[42]。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调查对象中的老三届和新三届，由于人数较少，也比较容易核实，我们从他们自身或他们后代的成长史中还是可以看出父母的教育经历对孩子教育成败的显著影响。

总而言之，从上面数据分析中，我们不难形成以下认识：第一，在农村的社会环境中，性别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仍然十分明显。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男性大学生占了全部大学生数的将近62％，女性大学生所占比率不到40％，男性在教育成功方面的机会明显优于女性；第二，地域的地理状况并不是影响教育成功的首要因素，有时候恰恰可以成为推动教育成功的力量，但要保障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源和一定的文化资源，并需要良好的教育传统和可观察到的参照群体来支撑；第三，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累效应。文化教育一直比较发达的地方，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大学生产出率，如白水村在村办初中的时候，在当地就是比较有影响的，几十年来该村一直在大学生产出方面保持着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