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国展开战略反攻，日本法西斯陷入困境

1943年春，随着同盟国军在苏德战场、北非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相继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阿拉曼战役和瓜达尔卡纳尔群岛战役的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天平开始向同盟国倾斜。随后同盟国军在各个战场上乘胜展开战略反攻。在非洲战场上，美英联军展开北非登陆战役，将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赶出了北非，于1943年5月结束了非洲的战事。在欧洲战场上，苏联军队持续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战役，把战争推向东欧和德国本土。1944年6月，美英盟军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迅速解放了法国，直逼德国本土。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盟军胜利地进行了越岛进攻和海空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1943年初，日本法西斯为了扭转其在中国战场上的被动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所谓的“积极手段”，一是对中国实行新的政策，加紧扶持汪伪势力，强化对中国占领区的物资掠夺，以便从中抽取更多的兵力和物资投入到太平洋战场，从而夺回主动权。二是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1943年11月，日本法西斯将其在东亚区占领国扶持起来的傀儡政权代表召集到东京，举行“大东亚会议”，发表了《大东亚共同宣言》，并决定正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企图将各傀儡政权绑架在日本的战车上，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充当炮灰。三是收缩防线，准备与同盟国决战。但在中国战场的局部反攻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反攻的形势下，这些措施无法使日本法西斯夺得战争的主动权，反而随着对外侵略战争形势的持续恶化，日本国内也面临着经济和政治危机。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日本迅速强化了以军需生产为主的战时经济体制。但由于日本自身资源贫乏，再加上长期战争的巨大需求使得日本的国民经济不堪重负。而随着战争消耗的急剧增加，加之战争形势的转变，使得日本从国外掠夺的资源越来越少，日本的战时经济开始变得难以为继。为此，日本政府不惜超限度压缩民用生产，极限发展军需工业，导致其基础工业和农业生产严重萎缩，破坏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均衡发展。到1944年日本的轻工业生产形势已极度恶化，“如棉纱产量，1941年约30.8万吨，1943年约9.6万吨，到1944年只有5.6万吨”^[21]。轻工业产量锐减，冲击着军需工业，生铁、钢材、水泥等年产量也都大幅度下滑，日本经济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

伴随着经济上的凋敝，日本民众的反战情绪不断高涨，各种形式的反战斗争此消彼长，日本军队内部士兵反战厌战事件时有发生，如1943年2月在一封被军部没收的士兵的信件中就表达了其厌战情绪。(www.xing528.com)

现在心中满是冷漠无情和懊恼。仰望着天空，无论风在吹，雪在飘舞，人群在移动，安静也好，大笑也好，吃东西也好，无论做什么，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故乡的事情……这种想要回家的心情是写也写不尽的。^[22]

军事上的失利，经济上的凋敝，加之国内人民的不满，冲击了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稳定。1944年，日本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外战场局势都开始急剧恶化，日本各层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情绪愈演愈烈，东条英机内阁于7月被迫辞职，日本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加深。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以及国内不断加深的政治危机，影响到了其对华政策。日本从中国战场上抽调兵力，以增援太平洋战场，这一时期加大了对汪伪政权的扶持力度，继续保持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压力，挫败其抗战意愿，继续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治安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被日本视为心腹之患，日军对根据地实行持续的“大扫荡”。1943年8月，日本侵华的中国派遣军更是在本年度秋季作战指导大纲中规定，要努力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定，“今年秋季要歼灭共产党军队，华北方面军应在今年秋季摧毁共产党军队的根据地”^[23]，开展所谓的“治安战”，其实是对根据地“扫荡”的延续，以确保其“绝对国防圈”的稳固。日军对根据地的持续“扫荡”和封锁，使得在根据地内继续推动大生产运动，满足根据地军民的基本物质生活就显得更为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