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是战国时期的一则寓言故事，载于《列子·汤问》，原文为：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返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愚公移山”所表述的是一则励志故事：一位名为“愚公”的老者，因太行、王屋二山阻拦了自家的出行生活，便下定决心全家移山，虽有“智叟”嘲讽，但仍不改其志，这种决心和毅力感动了天帝，遂命天神移走二山。
这则寓言故事在古代并未引起人们的共鸣，一方面由于《列子》被认为是一部伪作，是由后人借列子之名所作，所以很多选本都未收录《列子》一书，因而古代学者对于“愚公移山”的接触还是比较少的。根据“中国基本古籍库”的检索，从唐朝到清朝的古籍文本中，“愚公移山”的检索结果共出现108次，其中清朝以前的文本中共计出现44次，可见“愚公移山”的故事知晓度在清朝以前还是十分有限的。
而“愚公移山”的故事被重新挖掘还是到晚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后，面对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对外学习西方的同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期挽救民族危机，“愚公移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重新挖掘。“愚公移山”寓言故事本身所蕴含的不畏困难、坚忍不拔，面对质疑志向不改的内在秉性，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集体，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极富激励意义。对于矢志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有识之士，面对民族命运的危机和个人境遇的困顿，更要重新挖掘“愚公移山”，赋予其现代性的精神魅力，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图民族自强复兴大业。
洋务派所发起的“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力求通过器物层面的学习以实现自强。面对西方技艺的繁杂与高超，洋务派提出要发扬“愚公”的精神，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1865年12月14日，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回信中就指出，要加紧轮船的制造，轮船若造就成功，并能安定国人之心，而打消外族侵略之谋。因为造船技术要求较高，不可儿戏，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所以“亦当效愚公移山，勉卒此功”[1]。在向西方学习技术的同时，对于西方技术为何能够如此发达，洋务派思想家王之春也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在1879年写就的《国朝柔远记》中指出，西方之所以能够擅长技艺，是在于其执业精益求精，而中国却缺少这种精神，故其技术能够领先中国。西方人每制造一种器具，皆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遇到一点缺陷，不惜从头返工，乃至“守愚公移山之法，父而子，子而孙，至再至三，务期抵于精而后已，虽费巨金不惜也”[2]。而国人虽偶有创造之举，旁观之人势必议论阻挠，事情还没有做成功，就开始议论他的失败了，这与“愚公移山”之“智叟”无异，所以，怀才之士总是不敢轻易地去尝试，技术不可能会精良。因此，他认为，要改良技术，推动技术发展，必须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专心一志，必有所成。
民国初期，“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为各种国文教材和中小学教科书所收录。较早的有屠元立编纂，中华书局1914年出版的《新制中华国文教授书》第28课收录了《愚公移山》故事一则。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第一册第29课也收录了《愚公移山》。1937年，依据民国政府教育部重新审订并修正的课程标准的新版教科书——《新编高小国语读本》（第二册）也将《愚公移山》收录。可以说，《愚公移山》成为当时所受教育者必读的经典文献之一。当时还有些报纸杂志刊登了中小学生学习《愚公移山》之后的感受，如何树藩同学写道，“我们青年做事总不要为难，必要奋勇直前，百折不罔，和愚公移山的心志一样坚固，不要为别人的话所惑弄”，“人生是不要畏难苟安，萎靡不振，社会才有新建设，文明才有新创造”[3]。当时汉口市立第十小学五年级学生戴诗烈同学也写道，“前天我读了《愚公移山》这一篇书，读了好久，我心里忽然发生一种感想，就是人要做事，有坚决的意志”[4]。除此之外，“愚公移山”也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商务印书馆于1905年创办的一所实验小学——尚公学校游艺会高年级学生将“愚公移山”的故事改编成影戏并多次演出。[5]德隆学校的学生也将“愚公移山”改编成话剧节目并在恳亲会上表演。[6]
在这一急剧变革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开始思考如何在一种全新的政治秩序下安放自己，寻求新的人生意义。1913年蔡元培赴德留学时，在思索世界观与人生观的问题时，认为世界是无穷无尽的，人身居其中乃可忽略不计。既然人为世界一分子，决不能超出世界之外，并从进化史观的角度探讨了人生的意义，人类的进化史昭示人类，人生的义务是“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他引用愚公的故事，“北山愚公之言曰：‘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7]，强调人应当在此世界尽其存种姓之任务，从而实现个人与集体的统一。傅斯年在分析中国历史上存在的“达生观”“出世观”“物质主义”“遗传的伦理观念”等流行的“左道”人生观念之后，认为应当就人生而谈人生，从而提出自己的人生观——为了公众的福利而自由发展个人，随后他以“愚公移山”的寓言来形容这个道理，进而指出“我的人生观念就是‘愚公移山论’。简截说罢，人类的进化，恰合了愚公的办法。人类所以能据有现在的文化和福利，都因为从古以来的人类，不知不觉的慢慢移山上的石头土块：人类不灭，因而渐渐平下去了。然而愚公的移山论，竟是合乎人生的真义，断断乎无可疑了”[8]。傅斯年对“愚公移山”做了一个全新的诠释，用人取代了神灵，用人自身的努力替换了神灵的帮助，从而第一次将人的力量提升到了主体的位置，这也是与五四运动时期所提倡的理性精神的张扬和人性的重新发掘所密切相关的。(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愚公移山”的故事也被当作奋斗精神的素材来激励年轻人锻造积极向上的心态，以树立昂扬的人生态度。1933年6月26日的《申报》“读者顾问”一栏，浙江何姓读者在表达人生是应该继续奋斗还是屈服现实的困惑时，编辑谈到只有进行极艰辛的奋斗才能够实现人生的价值，并主张“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为精神，有愚公的精神才可以继续更猛烈的奋斗”[9]。实际上，将“愚公移山”进行人生观式的解读是这一时期一大特色。这是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随着旧的社会秩序、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的解构，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对于人生该何处安放，人生该向何处，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主要探寻的问题。
历史的风云变幻总会激起人们对于过往的回忆，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人们对于民族和国家去往何处的思考也日益深刻，“愚公移山”中所蕴藏的民族情怀也逐渐被挖掘出来。章渊若在《今后中国之两大出路》中认为，日后中国的建设工作将十分艰辛，“问题之多，继往开来，其任愈重，其道愈远。然吾人只须有愚公移山之精神，同舟共济之心地，则建设一分，便是成功一分”[1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的闭幕词，既是对近代以来“愚公移山”中所阐发的奋斗进取、乐观向上精神的继承，也进一步发展了“愚公移山”中所蕴含的群体力量，将其归结为“人民上帝说”，更是创造性地赋予了“愚公移山”革命性的意蕴，将“愚公”勾勒为一个现代革命者的形象，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通过不断奋进、持续努力地工作感动人民这个上帝，从而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两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毛泽东曾多次引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来鼓舞人心，激励革命队伍继续前行。早在193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就引用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在讲话中他“要求大家学习愚公挖山的精神，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统统移掉”[11]。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讲话时，号召广大青年要坚持“永久奋斗”的精神状态，即使这一代没能取得革命的成果，“将来你们老了，教育你们的儿子也要代表他们，儿子再告诉儿子，孙子再告诉孙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遍全中国，不达目的不止”[12]。
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毛泽东共三次在不同场合提及“愚公移山”的故事。第一次是在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其在谈论关于国民党的问题时，指出“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13]。第二次是在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的结论中强调，“同志们！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掉”！[14]第三次就是1945年6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的闭幕词中，毛泽东完整地阐述了其对于“愚公移山”的故事的创造性理解，将中国共产党比喻成“愚公”，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比喻成“山”，将隐藏在故事背后但却对整个故事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上帝”比喻为广大人民群众，从而对“愚公移山”的故事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这种语义内涵的转变，重新激活了“愚公移山”内在的奋斗精神。
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山”所指的对象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在革命年代，“山”所指称的是革命的对象，而“移山”则指富于革命性的活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山”所指称的则是横亘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羁绊，而“移山”则是更具有建设意味的行动。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阅览《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的报告时，深为厉家寨人民的奋斗精神所感动，随后写下“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的批示，发出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建设强音。在此之后，“愚公移山”的使用已运用在充分发挥艰苦奋斗、不畏困难建设社会主义的语境之中，其内涵也已逐步转向和平年代所提倡的奋斗进取的建设精神。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总结道：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的时候，号召全党同志以“愚公移山”的奋斗精神，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两座大山。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仍然面临着困难，“现在，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横着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的两座大山，我们同样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它们搬掉”[15]。“山”的指向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内在蕴含的精神却是永远值得坚持和发扬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对于奋斗精神的呼唤也更加强烈，此时“愚公移山”的意蕴更多是强调发挥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于“愚公移山”精神的发扬也更加凸显。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号召，“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16]。此时，习近平对“愚公移山”的挖掘，除了继承其本源意义上的不怕困难、积极奋斗精神，还从建设语境出发阐发其内在的坚定目标、勇于探索的实干精神。除此之外，习近平还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认为“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17]。这些都是习近平对于“愚公移山”的现代化解读的基本质因，既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立足点，又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从而实现对传统资源的现代运用。
“愚公移山”内涵的演变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动，是传统资源与特定历史环境相结合的典范。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愚公移山”的创造性转化，既是对近代以来“愚公移山”内涵构造的继承，也结合当下的历史任务构造出新的文化资源，并逐步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所发展，进而熔铸到民族精神中，成为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支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