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是拿破仑议和的好时机。梅特涅在朗格勒强迫犹豫不决的同盟成员国同意与一个貌似虚弱的敌手谈判，但是当时和平似乎只是一种恩惠，因此无法达成和平。同时，拿破仑也还是展示了某种实力。面临特鲁瓦的危机，同盟成员国决定即使是波拿巴的法国，如果被拘囿于“旧时的疆界”，也能与欧洲的均势相匹配。为了加快和平的进程，卡斯尔雷一一列举了英国将把哪些殖民地归还给法国。二月九日，梅特涅终于给科兰古回信，急切地恳求迅速达成协议，并且提到领导一个包含了五万哥萨克人的同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1]显然一切都有赖于拿破仑。
但是拿破仑再一次误判了局势。即使还有人怀疑革命制度与“合法的”均势不可能和平共存，那么沙蒂永会议的第二阶段也扫除了这种疑虑。任何以个人魅力或武力使自己登上合法位置的人往往会将失败归于命运的捉弄，因为他无法承认是自己无能为力。他会将每一次成功与大获全胜混为一谈，因为有限的胜利几乎像失败一样糟糕；那意味着承认力量有限。拿破仑大谈什么将同盟军赶到莱茵河对岸去，也并非全无道理，那只不过是按照施展个人魅力的逻辑行事而已，正如一切人类活动，施展个人魅力也有其自身的法则。因此，拿破仑从易北河一路撤退到接近巴黎，但这并没有使他得到任何教训。他在自己都城的大门口也不承认他的资源是有限的，不承认哪怕一连串的胜利也只是徒劳，同盟国给出的条件反映了实力较量的现实。他固执地相信两件矛盾的事情：一方面他以为无论如何失败惨重，他最终还是能够根据“旧时的疆界”来议和，好像法国国内不可能发生变故似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如果失去了曾经通过征服获得的一切，他就无法继续统治下去。力量的绝对真实性与合法性的错觉，这实际上就定义了欧洲与拿破仑之间的鸿沟。
接下来在沙蒂永又上演了施塔迪翁所谓“喜剧”的第二幕，但是，为了表明人事不可预测，诸神对换了角色。现在是同盟成员国要求议和，科兰古得到的命令是坚持“自然疆界”，因而再三拖延。同盟成员国提出了初步议和的条约草案，但是科兰古的回复却只是抽象地讨论均势的性质，以及如果其他国家都在增强实力，却将法国拘囿于其革命前的疆界，那是多么地不恰当。同盟提出放弃条约中要求交出法国要塞的若干军事条款，但是科兰古只是一味要求延迟。同时，二月二十一日，拿破仑致信奥地利皇帝，蛮横地指责沙皇心怀恶意，要求以维持“自然疆界”为前提进行议和。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同盟军再次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优势。军事胜利总包含两个方面，即现实和心理作用，外交的任务就是将后者转化为政治条款。同盟成员国与拿破仑都记得奥斯特利茨和耶拿战役，因而将战术逆转与战略相持混为一谈。但是同盟军在这上面犯点错误无所谓，对于拿破仑却是灾难性的。他的胜利得之于战术灵活，但并没有改变根本状况，因为在消耗战中，哪怕是胜利也会损害弱势一方的地位。情况很快就一目了然，拿破仑不再是一八〇五年和一八〇九年的那个胜利者，并非因为他失去了技巧，而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使技巧发挥作用的力量。拿破仑真正的胜利是心理上的，在于使得占优势的敌手愿意议和，他现在毁灭了自己，因为他不能接受任何并非由他左右的和平。等到二月二十五日，同盟军坚持要在某个期限前得到确定的答复，科兰古此时肯定明白他所允诺于三月十日的答复是无法兑现的。
在此期间，梅特涅与拿破仑开始较量，与此前有过的较量相似，目标依然是拿破仑的灵魂，而且比以往更甚。梅特涅与拿破仑的每一个回合都有这种浮士德式的宿命性质。正是通过利用拿破仑的骄傲——他根据他看上去是什么而非的确是什么来定义自己——梅特涅诱使他一步步走向深渊，一切在布拉格终结。正是这种骄傲使梅特涅想要挽救拿破仑的努力毁于一旦。因此战争结束留下了双重教训：拿破仑体会到了力量的有限，梅特涅也知道操纵手腕并非万能，神灵一旦被召唤出来，就不可能用意志去消除。梅特涅从来都只想限制拿破仑的权力，哪怕仅仅因为推翻任何王朝对于奥地利来说都是危险的信号。因为梅特涅需要强大的法国，他现在试图扭转他自己曾经推波助澜的命运，要求拿破仑一件他自己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事，即承认有限性。正如希腊悲剧中神谕警告并不足以扭转命运，因为获救在于接受宿命，而非了解宿命；因而现在拿破仑不顾梅特涅的请求，并非因为他不理解其内容，而是因为他蔑视这些请求。
奥地利皇帝否认了拿破仑对俄国报复行为的指控，反复强调同盟成员国愿意根据“旧时的疆界”立即议和，但这都是徒劳。科兰古也与梅特涅一起请求议和。梅特涅无可奈何地写信给科兰古说：“难道没有办法让他（拿破仑）看清自己的状况吗？”“难道他不可挽回地把自己与儿子的前途寄托于最后一座炮架上了吗？难道他竟会认为自己的胆大妄为能使他免于被强大的对手压垮吗？……如果奥地利皇帝可以在一八〇九年割让蒂罗尔，那拿破仑为何不能在一八一四年割让比利时呢？”[2]但是，即使这样的请求非常巧妙地迎合拿破仑对“合法性”无休止的追求，最终也是徒劳的。梅特涅可以尽管宣称哈布斯堡王朝与波拿巴王朝是平等的，但关键在于拿破仑深感两者之间的差距。拿破仑从来都不会忘记指出，正统的统治者无论吃了多少败仗，都可以回到自己的都城，而像他这样的革命之子，却没有这种厚待。因为拿破仑无法——或自以为无法——将权力转化为责任，因此必须将一切押注在展示权力上。因为权力是一个具有随意性、因而不安全的世界秩序的表现，他最终只是成功地将全欧洲投入一场毁灭自己的战争。
拿破仑在灾难当头时仍固执己见，这终于表达了甚至他在胜利时也无法表达的事情：他的继续统治与欧洲和平是不相容的，任何与他签订的协议最多只是停战协议。无论同盟成员国之间有什么分歧，拿破仑的威胁现在变得非常重要。甚至梅特涅也开始意识到，相比拿破仑继续统治下去所造成的威胁，法国彻底垮台对均势的必然威胁并没有那么重要。试图以拿破仑来制约沙皇，以政治表述来挫败社会革命，这似乎过于微妙。不可能凭借个人意志，或者以没有革命，世界会变得更“合理”为由来结束一场革命。拿破仑干脆拒绝权力平衡的游戏规则。尽管梅特涅对沙皇取得了胜利，这还是变成了一场全面的战争，因为革命者宁愿自我毁灭也不愿投降。
结果是卡斯尔雷锲而不舍、不厌其烦追求的有关普遍同盟的条约终于得以签署，拿破仑的军队尚在中欧时，不足以使同盟成员国统一目标，但是他被追赶到自己都城的大门口，终于使同盟成员国打消了一切幻想。三月十日即将到来，和平似乎越来越不可能，同盟成员国终于一致同意采取措施，也对行动的目标达成了共识。
《肖蒙条约》于三月四日签署，主要有关如何进行对法战争。[3]同盟四国均同意各自在战场上投入十五万兵力，另外，英国还准备出资五百万英镑。协议签署国均约束自己不得私自议和，但这是任何军事联盟的惯常条款，只是因为英国的努力才显得重要。《肖蒙条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假定法国即使在拿破仑被打败后也还会具有威胁性。同盟将维持二十年，每个国家将准备六万兵力对付法国的进攻，而英国保留以相等资金代替人力的权利。签署《肖蒙条约》是基于最终将同拿破仑议和这一假设，因此这一条款表明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相互不信任。
但是《肖蒙条约》还代表了梅特涅和卡斯尔雷为达到各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附加条款还规定了西班牙、瑞士、意大利、德意志与荷兰的独立，荷兰既能扩展领土，还能拥有“适当的”疆界；德意志将以拥有独立主权的各邦国联盟的形式建立。没有提到波兰。荷兰的领土扩展至少包括安特卫普，“适当的”疆界指的是比利时，而各邦国拥有主权的德意志这种形式相当于承认，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以及普鲁士在北欧独霸一方的梦想也同样注定要遭到失败。因此，最终奥地利和英国的利益还是比沙皇的更早得到满足。的确，在有关荷兰的问题上，沙皇试图以英国接手俄国在荷兰的债务为条件。[4]但是通过要求这种资助，他间接承认了将比利时并入荷兰的原则。沙皇成功地拖延了解决波兰问题，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一味坚持枝末小节，憎恶法国，在荷兰问题上斤斤计较，因此失去了讨价还价的地位。
卡斯尔雷大获全胜。通过同盟，英国的特殊目的已经达到；同盟已经建立，因为受到法国的威胁而具有了合法性。他带着点任性的语气骄傲地说：“把我的（强调语气为我所加）条约寄给您，希望您能同意。我们四位大臣在签署条约时，恰好坐在一张惠斯特牌桌旁。大家都意识到从来没有哪次聚会像这次一样赌注押得如此之大。我素来谨慎，本不会这样慷慨，但是既然他们让我们成为军事强国，我决意不当副手。事实上……我们的参与付出是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总量……真是非凡的力量展示啊！我相信，这么一来，绝不会再有任何人怀疑我们对欧洲大陆事务拥有话语权。”[5]卡斯尔雷所取得成就的本质就在于：与欧洲隔绝了二十年之后，英国再次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三月九日，布吕歇尔在拉昂打败了拿破仑，战争胜负已见端倪，因为无法利用自己所获胜利的拿破仑，现在再也输不起了。离沙蒂永会谈定下的最后期限只剩二十四小时，梅特涅实际上可算是同盟的非正式首相，他指示全权代表们一旦三月十日科兰古有任何答复，就立即告诉他，一方面是为了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也为了延缓最终不可避免的谈判终止。这使得斯图尔特急忙发问，万一科兰古接受他们自己提出的要求，那该怎么办呢？[6]但是他用不着担心进退两难，科兰古的答复依然模棱两可，因为拿破仑的指示很简短，只不过是稍作修改的对“自然疆界”的坚持。会谈终止只不过剩下个程序问题。三月十五日，科兰古提出的最后条件被转达给总部，三月十七日，梅特涅起草了宣言，声明终止同盟国与拿破仑最后一次的议和努力。
即便在这样的时刻，梅特涅也不愿意为了政治均势而结束战争，却有可能动摇政治平衡的社会基础，或眼睁睁看着本来已经为拿破仑帝国所取代的法国革命再次随着拿破仑的崩溃而死灰复燃。三月十七日，沙蒂永会谈终止之后，他再次以迫不及待的语气请求科兰古——这表明梅特涅尚未知晓最后一次胜仗——让拿破仑认清现实，以法国革命的成果击败法国革命：“哪一天你们准备好为和平作出不可避免的牺牲，那就到我们的总部来，但不要前来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议。情况过于严重，不允许继续异想天开，否则将危及拿破仑的命运。同盟军会有什么损失呢？最多不过是离开旧日（革命前的）法国领土。拿破仑又能得到什么呢？比利时人民会武装起来；莱茵河左岸也会武装起来……奥地利依然希望一个与其关系密切的王朝能维持下去，和平依然有赖于你的君主。不久后就未必如此了，我将尽力使卡斯尔雷勋爵多在此地羁留几天，一旦他离开，和平就不可能了。”[7]
就像一位气急败坏的教授，梅特涅最后一次展示了他所珍视的均势因素，似乎不相信有人竟会对现实视而不见。但是如果革命者有现实感，或至少如果他们的现实感不是与“合法性”格格不入的话，他们就不会是革命者了。等到三月二十五日科兰古答复说他准备去同盟国总部缔结和平时，大局已定。拿破仑最后一次绝望地想要阻隔同盟国之间联络的企图也失败了，通往巴黎的道路再次敞开，梅特涅简慢地答复科兰古说，奥地利皇帝已经离开了总部，这表明和平已经在望，但缔结和平的对象现在已经不再是拿破仑。
无论如何，梅特涅的信可能高估了卡斯尔雷的韧性，因为与梅特涅不同，卡斯尔雷不关心法国的社会革命，他默认了与拿破仑的谈判，因为他认为“旧时的疆界”与领土扩张的荷兰足以在政治上保证英国的安全。但是他同意与拿破仑打交道，意在证明英国的诚意，而非表明英国的偏好。尽管收到一些越来越不祥的关于英国公众舆论的信件，他依然保持了这一立场。外交官库克和汉密尔顿同利物浦和克朗卡迪一样，都认为与拿破仑议和很难自圆其说。三月十九日汉密尔顿报告说：“不能与拿破仑议和的呼吁越来越普遍。国内对任何与拿破仑议和的倾向不赞同的呼声越来越高，我每天都听见声音从各界民众和各个领域传来。”[8]三月十九日，内阁命令卡斯尔雷在签署任何条约之前都要将其发回伦敦。[9]这一信件来得太晚，无法影响事态的发展，但是毫无疑问，与拿破仑议和将会损害同盟成员国的团结，英国只会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会出此下策。
沙蒂永会谈终止后，卡斯尔雷有理由感到他履行了诚信所要求的义务，现在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目标。他向内阁汇报说：“我本来希望尽可能少浪费一点时间，指出与法国目前的统治者缔结和平是多么不切实际，但最终达成和平的方式……使得甚至在法兰西民族自己看来，拿破仑也是阻碍法国有尊严地早日达成稳定和平的唯一真实障碍。”[10]既然拿破仑的实力在迅速衰减，再也没有什么理由要与他议和，拿破仑最后孤注一掷，敞开了通往巴黎的道路，希望用他的军队来阻挡同盟军的后翼，此时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他大权独揽如此长久，以至于没有料到等他回到巴黎时，这个城市竟会起来反对他。
在三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之间，同盟军首先着手重组波旁王朝，在整个战役中，大公们一直待在法国，但是被同盟成员国忽视。现在他们的特使维特罗勒在总部受到接待，并得到鼓励去代表他们发动一次运动。同盟成员国允诺将任何表明态度的被占领省份的收入转交给波旁家族，万一与拿破仑缔结和约，则会尽力保护波旁家族的拥护者。[11]另外，卡斯尔雷兑现了英国的资助承诺。三月二十四日，波尔多省向波旁家族投降。梅特涅现在知道大局已定，拿破仑已经不再是均势的一个因素，国内外的稳定都必须通过由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兰西才能求得。他致信胡德里斯特说：“你对我们的事业尽可以放心，相信我会一直坚持我们永恒的原则，不可避免的事情，就应该因势利导，只有弱者才会止步不前。”[12]
梅特涅提到的事情正在巴黎成形，拿破仑曾经的外交大臣塔列朗正在密谋使波旁家族复辟。在所有同时代人中，与梅特涅最相像的是塔列朗，他也有同样漫不经心的风度，同样微妙敏锐，甚至更为机智。这并非巧合。塔列朗和梅特涅都是十八世纪的产物，是贵族绅士，置身于一场他们认为丑陋甚至粗野的竞争。两人都是贵族，不仅关心所取得成就的实质，也关心其形式，两人都认为平衡与适度意味着和平安宁。
但是这种相似中依然隐藏着基本的差别，因为命运对于塔列朗并不仁慈；没有给予他展示自身价值的机会。身为贵族并非一种名义，而是一个事实；但是对于塔列朗，在他的职业与行为之间总是有不协调之处。他年轻时被迫成为神职人员，被任命为奥特伊主教，直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才放弃神职。与革命决裂之后，他成为拿破仑的外交大臣。现在随着同盟军逼近巴黎，塔列朗着手准备波旁王朝的复辟。当然，在这样的行为中可以找到某种前后一致，因为他试图通过改变立场来平衡同时代人的过激行为。当然，人们也不能责怪塔列朗的同时代人不肯信任他，因为他们要根据他的行动，而非他对这些行动的解释来判断他的为人。的确，在更和平的年代，塔列朗会找到更传统的方式来施展才华。但是有两种对抗动荡的方式，或者置身其上，或者随波逐流；是按照原则，还是施展手腕。塔列朗没有达到终极的境界，因为其行为总是过于迎合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情绪，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完全忘我，使他牺牲个人的利益。这也许是因为真心想要保存自己能够左右事件的地位；局外人也不妨认为他是个机会主义者。因而，塔列朗的最强项一直在于长袖善舞，操纵别人，在于为了达到大家同意的目标而想方设法制定策略。
但是无论塔列朗有什么缺点，一八一四年法国春天的形势却正适合他发挥他的特殊能力。沙皇已经到了巴黎城门前，可能会得意地认为自己仍然拥有一切选择，心怀感激的民众可能甚至会决定要一个他们自己选择的共和国。第戎同盟军总部以及巴黎冷静的筹划者都想防备有人试图进行危险的试验。三月三十一日，沙皇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巴黎，而梅特涅与卡斯尔雷则留在第戎。他们让沙皇去享受进入巴黎的荣耀，因为他们深知外国军队的占领，无论受到怎样热切的企盼，后来回顾起来却总是一种民族的羞辱。在征服者进城时欢呼声音最高的人，在后来重新获得自信的氛围里，会将自己的脸面丢失怪罪于环境所迫，而非他们自己的懦弱；将会对异族怀有深刻的敌意，以此摆脱良心的责备。何况使波旁王朝复辟，沙皇所扮演的角色对他自己也是好坏参半。一个软弱的政权会被人怀疑是外国的傀儡，要想使自己看上去合法，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谴责那使自己得以——或被认为是使自己得以——存在的国家。然而，在胜利的狂喜中，这一点并不那么明显。四月六日，参议院在塔列朗的指挥下，并且获得沙皇的默许，通过了新的《宪法》，使路易十八重新登上了法兰西王位。与拿破仑的竞争从在战场上和在巴黎成功获得合法性而结束。
诚然，波旁家族的合法性是脆弱的，其复辟源自公众的意愿，被迫接受了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宪法》。但这并非意味着永远不能通过意志行为来重建“合法性”，合法性的力量在于其自发性，在于不言自明，尤其是在无法明言时最有力量。但是一旦以存在一个有力量的革命政党为由，对义务的现存模式问题提出质疑，社会结构就永远不再会是老样子，即使“合法秩序”取得胜利。社会结构没有能力来重新获得自发性，正如一个人无法重获失去的纯真。[13]但是如果波旁王朝不能重新建立旧制度，他们或许能够通过让其他国家承认其合法性而确立对权力的诉求。如果他们必须部分依赖公众的意愿，那他们最好还是开始准备建立拿破仑无法带来的和平。既然其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势力的承认，将要议和的条件则会反映出他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当同盟成员国开始协商时，不仅欧洲的均势，而且法国国内的均势也有赖于此。
[1] Fournier，Congress，p.148，16 February，1814.
[2] Fournier，Congress，p.194，3 March，1814.
[3] Text，Martens，G. F.，Nouveau Recueil de Traités，16 Vols. （Göttingen，1817-1818）. Vol. Ⅲ，p.155f.
[4] C.C.，Ⅸ，p.326，8 March，1814.
[5] C.C.，Ⅸ，p.336，10 March，1814.
[6] C.C.，Ⅸ，p.322f.，8 March，1814.(www.xing528.com)
[7] Text，Fournier， Congress，p.226.
[8] Webster，Ⅰ，p.514 （Appendix）.
[9] B.D.，p.166，19 March，1814.
[10] B.D.，p.168，22 March，1814.
[11] B.D.，p.170，22 March，1814.
[12] Fournier，p.231，23 March，1814.
[13] 关于这一点，见第十一章详述。
尽管所有战争都是以和平的名义进行的，但是通常人们总是以没有战争来定义和平，并且将其与军事胜利混为一谈。在战争时期谈论和平的条件几乎是不得体的，似乎如果承认战争可能会结束，就会造成意志松懈。这并非巧合。战争的逻辑就是实力，而实力没有固有的限度。和平的逻辑是适度，而适度则意味着有限。战争的成功是胜利；和平的胜利是稳定。胜利的条件是作出承诺，而稳定的条件是自我约束。战争的动机是外来的：对敌人的担忧；和平的动机是内在的：力量的均衡以及承认其合法性。不可能想象没有敌人的战争；建立于有敌人这样的假设之上的和平就是停战。战争的诱惑是惩罚；政策的任务是建树。权力可以充当裁判，但是政治谋略必须展望未来。
这些不协调是全面战争结束之后议和时的特殊问题。巨大的苦难会使人们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战争，将敌方视为不幸的“根源”，将其失败视为复仇的时刻。苦难越重，人们越会将战争视为目的本身，将战争的规则用于和平协议。越是完全投入，就会出现越多“自然的”无限度诉求。苦难往往导致自以为是，而不是谦卑，似乎那是诚信的标志，似乎只有“无辜”者才会遭受苦难。因此，每次制定和平协议都会遭遇敌方的命运问题，以及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是否战争的经历竟然使得人们再也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
各国究竟是考虑缔结一个回顾以往的和平，还是展望未来的和平，有赖于其社会力量，以及它们自身能够产生怎么样的动力。回顾以往的和平将摧毁敌人，使他没有能力再战；与之相反的是与敌周旋，使他没有愿望再次发起攻击。回顾以往的和平是苛刻的社会秩序的表现，抓住唯一确定的一点不放，即过去。这将会使得不可能有“合法的”和平协议，因为战败国除非完全解体，否则是不肯接受羞辱的。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两种合法性：战胜国之间的内部安排以及战败国的诉求。在这两者之间，只有武力或者武力威胁才能协调关系。因为力求通过安全来获得稳定，加上所谓缺乏战争内在原因这样的神话，回顾以往的和平会造成革命的局面。这其实就是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局势。
幸好在后拿破仑时代磋商和平协议的政治家抵制住了惩罚性和平的诱惑，这可能恰好得之于通常被认为是他们最大失误的特质：他们不在乎民众的压力。但无论原因是什么，他们寻求的是均势而非报复，是合法性而非惩罚。一八一四年同盟的政治家没有将法国国内的转变视作额外的收获，或者谈论毫无意义的门面问题，而是愿意接受他们自己所造神话的后果。在打败对手是最主要考虑的情况下，梅特涅强硬外交的全部含义是那么小心翼翼地含而不露，现在却变得很清晰。他谈论过那么多为了均势而进行战争，以至于人们无法设想其他理由。他那么多次宣告过进行战争是为了让拿破仑接受“合理的”条件，以至于从来没有谁认真提出过瓜分法国的问题。只有普鲁士人提到过“生来邪恶的法兰西”，但很快就回心转意了。战争进行得如此深思熟虑，每一步都如此精心地谋划准备，因此尽管战争已经全面展开，看上去却似乎不是那么回事。通过明确的步骤而达到的无限性失去了其恐怖性和诱惑力。这就是一八一三年到一八一四年梅特涅政策的最终意义。
卡斯尔雷的态度甚至更值得注意。在一个最为群情激昂的国家里，他却成为要求适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抵抗住了同沙皇一起向巴黎进军的诱惑，现在又在抵御有关“绝对”安全的花言巧语。就这样，拿破仑战争的最后解决方案通过三个步骤完成：拿破仑退位以及签署安排他的命运的条约；与法国缔结和平；建立欧洲均势。
拿破仑的命运对于欧洲的力量平衡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是同盟成员国当时心态的试金石。十九世纪早期还不是根据要求个人复仇的程度来衡量胜利范围所及的时期，甚至斯图尔特也致信卡斯尔雷说，拿破仑的困境值得同情，基督徒应该将这种同情给予他们中间最不幸的人。[1]无论亚历山大一世有什么样的缺陷，但他并不缺乏慷慨，正是他与科兰古谈判议定了《枫丹白露条约》。根据条款，拿破仑可以保留皇帝称号，每年将从法国财政中获得两百万法郎年金。将厄尔巴岛设为拿破仑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公国，皇后则获得帕尔马公国。拿破仑的家庭成员，他的前妻，甚至还有养子、意大利总督欧仁·博阿尔纳都获得了充足的保障。拿破仑获准带领一队法国卫兵乘船前往厄尔巴岛。或许从心理角度来看，这个条约并非像看上去那么慷慨，因为对于这位欧洲的征服者来说，沦落到一个三等意大利王公的地位，肯定是致命的打击。
卡斯尔雷和梅特涅来到巴黎时，谈判已经结束了。梅特涅徒劳地抗议不该让拿破仑拥有对厄尔巴岛的主权，因为它离法国和意大利太近。他甚至预测两年之内将会发生新的战争。卡斯尔雷也并非心满意足，同利物浦一样，他更倾向于为拿破仑找到一个比厄尔巴岛“更为合适的”落脚处，何况英国也不愿意给予战败的拿破仑一种在他全盛时代也拒绝给予他的承认。卡斯尔雷成功地将拿破仑的皇帝头衔局限于他的有生之年，只认可条约中有关解决领土问题的部分。四月十六日，拿破仑开始向南迁徙，同盟现在可以同法国缔结和约了。
如同一切涉及在既定框架内进行调整的谈判那样，卡斯尔雷成为了领导人物。他现在处于最有影响力的时期，尽管同盟成员国犹豫不决，他还是使同盟保持了完整。尽管国内舆论纷纷，他还是与拿破仑进行了谈判，因此为复辟奠定了道义基础。像往常一样，公众将他们猛烈的攻击解释为忠心耿耿的表现，内阁将至少是部分源于拿破仑无法把握现实的局面归因于精心的——如果是有些令人费解的话——安排。库克写道：“请您放心，您在整个处理事务的过程中所展示的卓越才能得到了公平的评判，您成功和杰出地进行了谈判。您的优势和权威现在已经是不可动摇了。”[2]卡斯尔雷清楚了解自己的处境，利物浦催促他赶回来参加议会会议，因为没有他在场，议会可能无法控制，他回答道：“我这样说可能有些冒昧，但我留在此地……毫无疑问要比我最初的使命更为重要。你们必须自己想办法对付……”[3]卡斯尔雷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巩固波旁王朝的权威，使欧洲的安全所依赖的不是一个卑躬屈膝的法国，而是爱好和平的法国。他催促波旁王朝采纳塔列朗起草的《宪法》，无论它多么不完善，而非“置身于一场有关政治形而上学的辩论”。他寻求安排同盟军尽早撤离。[4]既然波旁王朝在复辟前就已经同意接受“旧时的疆界”，似乎尽快达成协议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但是，眼见一个个国家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普鲁士却很可能被迫把所拥有的波兰领土让给俄国，而获得补偿的希望却很渺茫，因此它企图强求达成一个协议，解决所有的突出问题，在与法国缔结和约之前重新勾勒欧洲地图。这个要求并非不合理。虽然如果将达成协议推迟至消除所有敌意之后，迫切求取的国家获利最大，但它也会因一系列零散的协议而遭受最大的损失。满意的国家越多，让步的动机就越小。四月二十九日，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提交了一份和平协议草案，准备将波兰大部分领土让给俄国，同时普鲁士将兼并萨克森。
但是沙皇既要获得普遍认可，又需要作为执政者自圆其说，并不准备申明他的诉求。或许他还相信拖延得越久，英国人就会对最后的协议越不感兴趣，而他又对自己即将访问伦敦寄予很大希望，因而没有其他选择了，只能与法国缔结和约，暂时拖延解决波兰和萨克森问题。根据《巴黎条约》的条款，法国放弃对荷兰、比利时、德意志、意大利、瑞士和马耳他的一切权利，英国获得了原法国殖民地多巴哥、圣卢西亚和毛里求斯，西班牙获得了圣多明各港的原法国占领部分。另有一项秘密条款有关德意志独立及其邦联构成。还有一项秘密条款是法国承认比利时并入荷兰。第三项秘密条款以波河和马焦雷湖作为奥地利与意大利的边界，并使哈布斯堡家族在托斯卡纳复位。
卡斯尔雷尽可以感到这个条约实现了他的愿望，那就是要使这种安排不再显示出过分的不信任。[5]法国不仅保留了其旧时疆界，而且还得到了在萨伏依和普法尔茨的一部分，使人口比革命前增加了六十万。条约对其军队的规模没有加以限制。英国归还了大部分征服的殖民地，保留下来的那些据认为是具有战略上而非商贸上的重要性。荷兰把开普殖民地出售给英国，部分是为了获得一些资金来建造要塞，但收回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该公司的价值在当时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法国被获准保留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征服中积累的艺术珍品。没有要求法国战争赔偿，这使得库克写信抗议说：“如果法国不用赔偿给欧洲造成的破坏，我们却要为挽救欧洲付出一切的话，那就太难了。”[6]
因此《巴黎条约》是均衡和约，基于这样的共识，即稳定依赖的是没有基本分歧，政治家的任务不是惩罚，而是要融合。人们无视“绝对安全”的神话，这种神话完全以界桩的位置来衡量安全，而且因为试图仅仅限制一个国家，却在所有其他国家之间造成失衡。当日内瓦的全权代表以战略需求为由坚持要求更正边界时，卡斯尔雷回答说：“这些有关……战略边界的辩论太过分了。真正的防卫和安全来自这样的保障，即事实上，他们如果敢碰你，就必然要对所有那些意在维持现状的国家宣战。”[7]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就此结束，没有大肆宣扬仇恨，而是本着和解的精神，达成以下共识：国际秩序的稳定有赖于各国对致力于维护稳定下多大的决心。这种和平并没有考虑不安现状的一代人的伟大理想，其动机是安全，而非实现抽象的理想。但是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动乱，安全也得之不易。
诚然，欧洲均势并未完全形成，波兰和萨克森的附加问题等待着一次欧洲会议的关注，但是解决方案已经逐渐成形。在特鲁瓦，新欧洲秩序的要素开始逐渐汇集，通过《巴黎条约》，法国开始成为平衡的一个可能因素。的确，巴黎受邀参加欧洲会议，只是为了认可其决议，但是重建工作使得法国成为一个“可以接纳的”盟国，不再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将它与欧洲其他国家隔开，难道还会有哪个国家愿意接受对己不利的判决，而不去尝试利用法国来加重自己的砝码吗？这一有关自我约束的限度的难题将在维也纳会议上得到回答。
[1] C.C.，Ⅸ，p.449，6 April，1814.
[2] C. C.，Ⅸ，p.454，9 April，1814.
[3] C. C.，Ⅸ，p.458，13 April，1814.
[4] C. C.，Ⅸ，p，459，13 April，1814.
[5] C.C.，Ⅸ，p.472，19 April，1814.
[6] C.C.，Ⅸ，p.454，9 April，1814.
[7] Webster，Ⅰ，p.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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