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转变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中国史学家认为：宋帝国在1100年时，处于一种最脆弱的状态。宋帝国在军事上远较其前之唐帝国弱小，处于女真、契丹以及而后蒙古的威胁之中。在1100年以后不到30年的时间中，宋帝国丧失了其一半领土。但是这种困境所反映的，是一个成功帝国所遇见的问题。政权嬗递也常会引起疆域分裂。以帝国统一的标准来看这种分裂，即是统一中断。中国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既久远又复杂。游牧民族对过定居生活的中国人的影响，形成了中华帝国变革的重要方面。但是这种相互影响，总是发生在非常不同的社会之间。与此相对照，欧洲的政治关系，是发生在比较相似的社会之间。如果把帝国世界的秩序想象为许多同心圆，那么朝廷就是其中心，帝国影响则由此辐射出去。由此出发来看，中国与游牧民族的关系所形成的结构，远比欧洲业已衰微的罗马帝国强固，并且根本不同于后来出现的欧洲多国体系。从欧洲的角度来看，1100年时处于虚弱状态的中国，仍然远比同时期的欧洲列国强大。^[2]

从1100年看以后，比较中国和为数众多的欧洲政治实体能够预见的政治前景，人们很难不同意：中国的未来，比欧洲那些公国、诸侯国、自由城市的未来，更为乐观。一个建立了文官体制的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条例规程，来限制统治者任性胡为从而治理着广大的领土。统治方略不断变化，以回应由农业、商业和都市化创造的良机——例如创立新的商税、放松对市场的控制、在边疆尽力创造新的财富，等等。与此相反，对于欧洲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很不确定，数以百计的小政治单位统治着有限的农业地区和规模不大的城市中心，彼此之间通常互相隔绝，各地经济生活也很少有紧密联系。以后将会如何？我们会觉得：

中国将继续以一个经济发达的伟大强国而居于突出地位，而欧洲则在政治上支离破碎，经济上较为简单；因此中国对欧洲的领先地位将维持下去。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1100年以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帝国。但是欧洲却发生很大变化，在政治上从众多细小单位并存的一盘散沙，逐渐转变为由一个或几个强国支配的地位。欧洲的迅速变化，使得中国的帝国制度显得相对停滞不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常把政治变化看成是一些特殊原因的产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常认为在经济变化方面，增长（growth）与发展（development）是自然的。而政治的延续性（例如中国政治的延续性），却未被视为是“自然的”。因此之故，着眼于解释中华晚期帝国之生存战略的研究，迄今还不多。但是“延续性”并不比“变化”更自然，因此我们也必须解释中国人如何做到使帝国再生。与此相对照，关于欧洲国家形成的学术虽已十分发达，但有关分析的指导逻辑通常被置于一种“回顾推测”（backward projection）中，即从19世纪与20世纪出发，到近代早期去追溯成功者经验的起始。这种观点把某一种的欧洲政治变化作为发展的规范，而中华晚期帝国应当具有的政治实践的延续性则被说成是停滞。

有三个难题，妨碍着我们对中国与欧洲的国家形成问题的深入研究：(www.xing528.com)

首先，在对欧洲国家形成方式的研究中，由于过分集中于对胜利者的研究，所以欧洲国家形成的方式被弄得走了样。学者们专力于探讨什么使得英国与法国特别成功，但这也导致了对欧洲其他国家研究的不足。这种不足，不仅忽略了造就后来的赢家（如德国、意大利）的原因，而且也忽略了使得许多较小的政治实体（如威尔士、威尼斯）成为输家以及导致一些大国（如波兰、瑞典）国土日蹙的原因。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从19与20世纪去回顾欧洲国家形成的过程，而是从1100年向后展望，探讨各种国家形成的可能方式。而在这些可能方式中，某些制胜战略逐渐成为主导。这种“前瞻推测”的研究方法，乃是查尔斯·蒂利所大力倡导的。

其次，我们对“何为近代国家”的看法，来自于欧洲经验。因此在这个方面，问题更大。一些研究非西方地区的学者假设：每个近代国家都会拥有与近代西方国家相似的特征，如民主政治、大规模的官僚机构等等。然后再根据某些特定的制度之有无，去衡量一个国家的近代性（modernity）程度如何。我们通常能够更多地谈论一种西方的制度为何未在东方运作，而较少解释东方的制度为何运作。这与前面经济史研究中的情况相类，即对于不存在的事物的探求，并不能导致很好的解释。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则以下述前提为出发点，即：非西方的政治结构，大异于欧洲式的政治结构；但欧洲国家制度之普及，创造了所有国家都要遵循的标准。近来的研究论著，几乎都以欧洲经验为模式，以致中国国家似乎成了反常的事例。例如，伯特兰德·巴迪（Bertrand Badie）与皮埃尔·伯恩鲍姆（Pierre Birnbaum）在其《国家社会学》一书中，对国家下了两种定义：一种针对那些出现于欧洲的“真正”的国家，另一种则针对那些构成国际多国体系的“国家”。根据这种二元标准，明清时期的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国家，仅只是在欧洲人将其国际秩序扩及中国后，中国才是符合上述第二种定义的国家。巴氏和伯氏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着眼于这些国家“变异”的政治、宗教、经济等，是如何偏离了欧洲的常规。以欧洲国家形成的经验为正常情况，其他国家中长时期的统治历史常被扭曲。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此方面走得更远，巴迪与伯恩鲍尔还为非西方地区的原有文化因素留下余地，认为这些因素在使得一个国家之偏离西方模式方面起到了某种作用。而沃勒斯坦却认为在非西方地区，是世界体系创造了近代国家。他说：“我们认为：这些国家，是为了反映作用于世界经济之中的阶级力量的需要所创立的”（沃勒斯坦1984：33）。沃氏使人们从巴氏与伯氏那种扭曲非西方国家的过去与现在的危险做法，走到一种对为何未导致欧洲式资本主义发生的历史的极端蔑视。上述这些错误观点，妨碍了人们去认识非西方社会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的国家形成过程。

第三，关于欧亚各国近代国家形成的问题，学界现尚未有定说。而中国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又构成了此种未定之局的第三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特征。中国史学家对国家问题的看法普遍悲观。这种看法来源于两种常有冲突的观点。一种关于中华晚期帝国国家问题的突出观点，强调统治的独裁与专制的性质。这种观点认为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在极力强化国家，恰与第二种关于中华晚期帝国国家的普遍观点，形成鲜明对照。后一论点认为：这个国家只是一个低效、庞冗的官僚机器，根本谈不上积极有为地去做正确之事。上述观点不一定相互冲突，因为官僚机构可以很庞大，同时皇帝也在力争更多的权力。但这些观点都认为：在解释中国近代史方面，国家没有多少积极作用；进步或发展，都与国家无关。第三种观点主要是日本学坛的产物，强调地方精英（特别是有功名的士绅）在创造与再造一种它踞于其上的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士绅操纵官员以遂其欲；如果士绅认为官员太好强或太好管闲事，就将其排挤出去。但是，不管我们采纳以上观点中的哪一种，都难以据之确切地指出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中，国家事实上起了什么作用，以及更为系统地评价晚期帝国国家是如何统治中国的。

要摆脱以上局面，我们必须提出中华晚期帝国国家的生存问题，并且从一种分析的观点，来看欧洲的非常不同的情况。这种观点，要能抓住中西国家形成经验中的相似与相异之处。我在运用这种观点时，考虑到三方面的问题，即国家面临的挑战、国家具有的能力和国家承担的义务。这里所说的国家面临的挑战，指的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国家企图解决的问题和企图达到的目标；国家具有的能力，指国家为达到其目的所能动员的人力与物质资源，以及国家所能发挥的工作效率；国家承担的义务，则是从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国家对某些统治形式和统治内容的偏好，国家在决策过程中维护（或促进）某些特别的社会状况时，许诺将遵循这些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