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与欧洲经验的国家-经济关系

人们常把英国和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某些关于经济活动的政治观点连在一起。有一种观点强调：在市场上，有一个从积极的、政治上的家长专制主义向无差别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转变，这种自由放任主义使得经济活动的进行不受政府干预（汤普森[Thompson]1971）。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国家在制定经济活动的规则与肯定个人财产权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肯定个人财产权利，又给予人们为己谋利的活动以保障与激励，因为他们知道努力的成果会得到保护（诺思[North]1981）。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市场能够发挥正面的影响，使人们以建设性的方式，将其对利益追求的欲望，转向服务的场所（赫胥曼[Hirshman]1977）。不论从何种立场来探讨近代早期英国与法国政治经济的变化，都会发现有新的政治原则在运作，而这些原则目的在于保护个人的经济机会。地方政府急于保护本地集团的利益，从而要求控制资源与市场。而民族国家则与单个的经济行动者结盟，以消除地方政府控制资源与市场的权利。因此，新的政治经济的形成，遇到了民族国家对抗地方当局的问题，以及个人权利与财产的问题。

在英国，国家在动员资本与管理工业两方面所起的直接作用极小。到了20世纪，德国与俄国的经验成为其他国家发展的典范。换言之，20世纪的国家，对其本身能够并应当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有更多的期许。

明清时期的国家跟上面勾画的欧洲变化都不相干。对于个人的经济权利或自由的私人经济活动，没有什么新的见解出现。国家也未推行任何工业化计划。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知道市场及其重要性。与早先那些老的分析相反，近来中国经济史研究显示：中国国家对于商人与市场持积极态度，因为商人与市场的活动带来社会效益。一些中国官员甚至相信商人能够完成官员难以胜任的任务。在18世纪关于粮储问题的讨论中，这种观点反复被提出宣扬。但是支持私人市场活动，并未为中国官员带来任何伴生的新观念（例如发展个人的财产权利，或者在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作出任何概念性的突破）。国家依然积极关注着农业经济并促进农业经济的扩展与稳定。这些任务创造了一种国家的工作日程。从下章可知，这种工作日程一直到帝国以后的时代仍然很重要，但是其起源却可追溯到中国统一为帝国以前的几个世纪。古代经典教导统治者要施仁政。人们可能会怀疑这些教诲对战国时代的统治者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因为他们都企图增加武力与资源以扩充领土，并抗御怀有同样目的的敌手。到了帝国时代，仁政的概念有了更具体的含义。例如，模仿古代田制的各种土地分配方案，目的都是使人民生活安定，因为如果人们经营同样的田产，社会就会均富安定。每个朝代都做过分配土地的努力，但国家从未能把私有土地拿过来重新进行分配。这些社会福利方面的努力，与赋税征收有密切的关系。土地分配的目的，是不断地再造一个小土地所有者的社会，而这些小土地所有者人人都向国家纳税。因此国家在授田之时，也在创造其赋税基础。不仅如此，中华早期帝国国家还力图实现自我管理，以创造一个社会基础，消除对国家安全构成主要威胁的豪强家族。简言之，社会福利、赋税征收和自治，都是国家土地分配方案的目的。在设计经济活动时，为了税收与社会稳定，国家可以作出各种政策选择。而在这方面，明清时期的国家具有一种复杂的政策选择传统。官方的选择动摇不定，但有两种普遍的观点确定了包容各种可能性的两个极端。第一，国家能够选择积极干预的政策，以控制或指导经济活动。这种努力包括关于采矿的规定和以盐引交换粮运等。第二，国家仅满足于调节私营经济活动，甚至非正式地委托或依赖他人帮助达到国家的目的。这方面的例子有市场监督、依靠士绅赈灾等。在国家直接控制与间接监督两个极端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方式，用以改变、疏导或限制私营经济活动。在整个18世纪，官员与思想家们在寻求稳定与发展经济的方式上，虽有相当的技术性差异，但也有根本性的一致。他们都支持这样一种农业经济：在其中，商业起到重要，但仍是次要的作用。有些人较重视商业，另外一些人则更重视农业，但这个分歧并不严重。在关于如何组织物质世界的各种看法之间，并没有很大差距。(https://www.xing528.com)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国家促进农业生产，例如促进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以扩大并稳定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2）中国国家调节商业性分配，以达到各地内部经济的均一与地区之间的平衡；（3）中国国家在18世纪鼓励移民开发边疆，使得人口与资源基础维持了相对平衡。到18世纪，国家在此三大领域内的努力，支持了两种各有特色的农业经济：（1）各种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类经济在扩展中的清帝国的疆域内不断再生着。（2）一种复杂的大规模独立经济。这种经济由国家经营，以求社会稳定。增加生产和调节分配，能够适合这两种经济中的一种。而移民则能创造新的小规模经济，或者使边疆地区在经济上融入一个更大的社会。国家通过这两种农业经济形式，促进了社会繁荣，以获得人民的支持，从而肯定其统治的权利与能力。当我们思考经济方面的问题时，可以看到，在“国家要做些什么才能取得胜利”这一方面，欧洲中心主义的看法不能解释中国的实际状况。当我们从国家经济的关系转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情况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