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国家形成：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人们通常认为：19世纪的中国国家过分虚弱，所以难以对付国内叛乱和外国压力所引起的挑战。这种看法部分地依赖于以下事实：清朝于 1911年灭亡，而这一“不可避免”的灭亡又可以追溯到清朝与外国的纠葛以及国内叛乱。当然，从某种角度来看，晚清国家的确不能应付它所面临的许多挑战，但是导致国家垮台的危机，并不是叛乱，也不是1890年以前建立的那种对外关系。从1911年向前去看，很容易忽视晚清国家到底如何看待它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为了对付所遇到的困难，它实际上能够做些什么和确实做了些什么。

从近代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欧洲人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从而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中国未能在欧洲人所创立的国际体系中赢得一席之地，而20世纪早期的日本却成功地获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二者形成鲜明对照。这些看法都对，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是怎么失败的？是不是中国过于虚弱，以致国家完全无力抗拒列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可能并非如此。当中国与欧洲人开始接触时，中国所参照的是它过去与外国人（主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打交道的办法。例如，允许外国人居住在中国境内某些特定地点，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享有治外法权，这些在清代国家处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时，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任命外国人为海关官员来调整对外贸易，对于清代国家来说也是可行的，因为这意味着中国人有一个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间人。由于海关收入到了后来才变得远比预期的数量更为巨大，所以我们不应认为清代国家早先使用外国人管理海关和实行低税率的想法，就一定是不合理的。不仅如此，在中国因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战败而被国际列强强索巨额赔款之前，中国人能够感到他们有信心解决外国人的新挑战。对于解决叛乱引起的困难，他们的信心更是明显。

在1850—1873年之间，中国的国家面临着全国各地的叛乱。太平天国（1850—1864年）运动始于粤西山区，而后通过华中沿长江而下，太平军定都于南京，在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建立起统治，有效地将清朝的控制排除于外。镇压太平军，需要动员大量资源，并采取新的建军方针。在华北，又有捻军起义（1851—1868年）。捻军活跃在淮河流域，似乎对清朝威胁较小一些，所以直到清廷打败太平军之后，才被镇压下去。除了太平军与捻军之外，还有西北和西南各地的回民起义，也到1873年才被最后消灭。动员人力和物力来镇压这些叛乱，需要财政上和组织上的创新。除了开征厘金（国内商品流动税）来供养与叛乱者作战的军队外，清廷还以未来的海关收入作担保，向外国举债，用以镇压回民起义。新建的地方军队打败了叛乱者，而有些省份的官员也通过控制这些地方军队而日益势力强大。(www.xing528.com)

大部分地方军队是在19世纪70年代动员起来的。此时的中央政府，相信它已经平息了19世纪中期的叛乱所提出的挑战。在国际上，虽然中国对越南的影响被法国取代了，但是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央政府仍然能够对外交事务感到放心。在看待世界以及对外关系的关键方面，清廷也在慢慢地修正原来的看法，以适应欧洲人的到来。而这些修正并未导致对国家统治能力的明显威胁。甲午、庚子两役后日本和八国联军所索取的巨额赔款，以新的和致命的方式损害了晚清国家。但是从财政方面来看，在此之前，19世纪的中国国家已经表现出了它还有能力开征新税，以对付新的开支。

1849年中国国家的财政收入为4250万两白银，其中77%来自农业而其余来自商业。36年后，到了1885年，财政收入上升到7700万两以上，而这个增加主要是由于商税增加了3倍。清廷具有以此方式增加收入的能力，这很难说是国家虚弱的表现。但是与后来的情况相比，1885年较1849年的增加又算不上什么了：在1911年（即清朝的最后一个财政年度），财政收入接近于30200万两，其中农业税从1885年的3000万两增至5000万两，各种杂税约为4500万两，商税则超过20700万两。所以，不论国家怎样虚弱，在征收赋税方面绝不虚弱。不幸的是，仅仅对日本的赔款数额，就等于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而庚子赔款之数，更一倍半于岁入。这些勒索使得中国的财政状况非常不稳定，并且最终导致了财政崩溃。但是财政上的虚弱，也不是清朝灭亡的直接原因。相反，国家无力控制新军和各省议会才是致命性的问题。即使国家能够成功地对付这些挑战，财政紧张状况仍然也会变得更严重。总而言之，致使清朝垮台的，不是旧有的问题，而是新的力量和新的困难，而这些新力量和新困难又与19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对外关系变化相联系。由于在许多战线上前景都不确定，晚清国家也无力去规划、提出和实施一种统治的策略。过分强调那些致使清朝垮台的力量，而不注意晚清统治的其他特征，会使我们看不到清代和清代以后的统治策略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低估国家控制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性（这种秩序主要是农业社会的，而且跨越广阔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