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看19世纪的抗税运动

作为具体的小规模事件，19世纪的抗税运动与18世纪常见的抗税运动，有时看上去非常类似。对官方征税方式的抗议，往往来源于相同的因素：人们聚集起来反对赋税负担的不均，或者由于灾歉而反对原来的征税率。但是，大环境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改变了这些抗议活动的政治含义。在19世纪，政府变得更虚弱，并面临着更多种类和更大数量的大小规模冲突。因此，抗税有可能变成对国家控制和国家权力的广泛挑战的一个侧面。拒纳赋税，与在地方社会创建替代性的权力基础的努力，有可能结合起来。

抗税与更大规模冲突的联系，促使滨岛敦俊注意到：明代后期的抗税运动，目的在于保证赋税负担均平，从而具有一种较为“传统”的特点；与此相比较，19世纪的抗税运动，则具有一种“革命”的特点（滨岛敦俊1982：527~539）。这个观点强调重大的组织变化和环境变化，注重人们用什么方式组织起来，以表达其对公平估产的支持和参加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但是，他使用的“传统”和“革命”这类术语，掩盖了抗税活动与大规模集体行动之间的可能存在的关系。在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在抗税与叛乱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在湖南，太平天国运动与该省发生的抗税运动无关；但在江苏，某次抗税行动的领袖，却选择与小刀会结盟，以向地方当局发动更大的挑战；而在山东，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先是从事抗税，进而走向较大规模的叛乱。从抗税与叛乱之间的这些关系来看，一些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系由小规模的冲突发展而来，是很清楚的。但是，另外一些大规模的骚乱，却只是为小规模的行动提供了条件。诸如抗税之类的事件，对于我们认识叛乱很重要，因为它们帮助我们勾画出大小规模的抗争活动之间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关系。然而在不同种类的集体行动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必然关系。

无论如何，即使19世纪的抗税运动并未变成“革命”，它也是重大的政治变化的象征。18世纪的抗税运动使得当地人民与国家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带有一种社区向外来力量挑战的意味。在19世纪，这种国家与地方性组织的关系断裂为许多新的层面。在清代后期的抗税运动中，国家对资源榨取的控制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精英、秘密会社和地方官员之间的竞争，反映了19世纪官员所面临的困难，比18世纪更为棘手。19世纪的抗税运动，揭示了国家在社会精英和叛乱者面前的脆弱。晚清国家正规官僚机构的能力有限，因此总是要求与社会精英结成某种同盟，来共同承担政治上的责任。但是国家却从未真正颁布法规让社会精英征税，更不用说鼓励这样做了。而社会精英参与地方福利（如仓储、赈灾）和教育及教化活动（如兴办学堂、乡村宣讲等）却受到鼓励。^[36](https://www.xing528.com)

是允许社会精英在征税方面发挥更大的实际作用，还是宁愿遭受资源匮乏之苦？19世纪的官员们在此问题上面临着困难的抉择。在一个时期内，这些困难曾被叛乱者力图取代地方政府的危险所掩盖。但是在叛乱者有可能被武力打败之时，国家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关系就成了问题，而且这种情况还一直延续到20世纪。抗税是这样一个事件，它揭示了国家面临着来自“正统”和“异端”两种力量的挑战。

这些大小规模的冲突之间的新关系、改变了的经济环境、国家政治权力问题的不确定性，都是高居于抗税事件之上的大问题。抗税事件自身，对于一般人而言，基本上仍然是关于公平问题的运动。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中，领导者的意图和个性变得更加多样，而同一类型的人民则似乎通常都只是抗税运动的普通参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