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辅助书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以《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它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

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和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为中国无产阶级所认识和掌握，并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而占统治地位的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和机械搬用的现象严重存在，对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现象也屡有发生，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生机和活力。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抗战开始后，如何在中国革命的实际中进一步广泛应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应用和斗争中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发展和把中国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内在要求。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应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是1918年前后传入中国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1921—1927年是毛泽东思想的孕育期；1928—1935年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期；1935—1945年是毛泽东思想的完善成熟时期。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同时自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时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在《论新阶段》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并且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在文章中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阐述。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到中国形式的飞跃，具有伟大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欧洲人，用欧洲文字发表著作，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欧洲各国相比有更大的特殊性，要解决许多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所没有提出和解决的问题，绝不是只将马列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所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进行独创性的工作，建立适合自己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应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站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从中国的民族特点出发，科学缜密地分析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我们党的丰富经验，创造出一套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系统发展和正确运用。他还指出：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实际上，刘少奇的讲话已经代表党中央的意见将毛泽东思想定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

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12个方面的内容概括。由于邓小平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前面冠以邓小平的名字。

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篇就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并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9个方面作了精辟的阐述。后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使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

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确认其理论特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www.xing528.com)

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6·25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概念。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并突出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内涵。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并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大方面。

2013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目前，在我国相关理论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是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一词开始见诸报端。如1957年1月3日《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的用法：“中国的老百姓欢迎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的音乐曲调，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不仅如此，具有民族风格、地方色彩的音乐像长上了翅膀，飞越过国境，在世界人民的文化生活中起着莫大的作用”，“我们的音乐家目前要多多发掘和继承我们祖国丰富的音乐遗产，并在这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音乐来”。这里“中国特色”一词是用来形容音乐的。从那时起，“中国特色”逐渐被应用到艺术、经济、科技等社会领域。但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些领域所强调的“中国特色”始终没有全面和系统地上升到政治尤其是政策领域。囿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还没能完全突破苏联模式。显然，把“中国特色”放在“社会主义”前面，在当时历史条件并不具备，时机也不成熟。1981年2月2日，于光远就《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问题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时，用了“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大型百科全书”的概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的形成过程，最初可追溯到“中国特色”，以后又依次经过“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演进到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提出后，我们的事业从此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次党的代表大会也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高举的旗帜，也成为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党的十三大：“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四大：“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八大：“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两大理论成果”的表述，是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使用的。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目前，党的文献正式说法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一个由浅到深、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一个由少数人认识到形成全党共识的发展过程。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