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用“礼”调控道德和民事活动，“出礼则入刑”，在当代法中被认为属于民事违法的许多行为在中国古代法中被作为犯罪行为处理，违反规定者要受到刑事责任追究，承担“笞、杖、徒、流”等刑罚处罚。如《周礼》规定“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唐律疏议》“户婚律”中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杂律”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此后的《大明律》《大清律例》也做了类似的规定。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在家庭、买卖、债务、保管、侵权等民事方面一律进行刑事化。
罗马法中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界限模糊的另一重要表现是，许多侵害私人利益的行为属于不法侵权而非刑事犯罪，某些民事违约行为也作为犯罪处理，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没有截然分开。根据《十二铜表法》和《罗马法大全》的规定，盗窃、凌辱甚至是强盗与扰害、文字诽谤（或口头诽谤）都是在当事人之间发生“债”（罗马法称之为“法锁”）的原因，都属于私犯的范畴，对受害人的损失都可以用赔偿的方式弥补，这些行为都属于民事不法行为。梅因认为，“我们在习惯上认为专属于犯罪的罪行被完全认为是不法行为，并且不仅是盗窃，甚至是凌辱和强盗，也被法学专家把它们和扰害、文字诽谤及口头诽谤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债’或者说是法锁，并都可以用金钱支付以为补偿。”[5]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帝国的法律将债与责任进行了区分，但并没有严格区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而仍然把许多民事违约、侵权行为当做刑事犯罪处理。“根据日耳曼法，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把债务人当做奴隶使用或卖与他人。债务人不履行清偿债务的判决，可以被处以人格剥夺（Friellossigkeit）的重刑，债务人的身体得由他人任意杀害。所有财产除一部分交付给债权人外，其他一概被没收。”“古代的复仇及罚金之制为损害赔偿方法，同时又是制裁的手段，同一制度兼有刑事及民事之二重作用。”[6]因此，梅因指出，“如果一种侵权行为或不法行为的标准是，被认为受到损害的是被损害的个人而不是国家，则可以断言，在法律学幼年时代，公民赖以保护使其不受强暴和欺诈的，不是犯罪法而是侵权行为法。”[7](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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