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十多年间，民事赔偿受到的最大质疑就是违背了我国刑法设立的罪刑法定原则。比如，有观点认为，刑事和解在实体处分时作出低于法定刑的刑事处罚，或者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这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有损司法尊严。[3]从表面上看，刑事和解混淆了罪与非罪之间的标准，突破了法定的量刑界限，的确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4]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所以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冲突是无法否认的。[5]诸如此类的观点还有很多，但概括起来基本上都认为，犯罪发生以后，如果双方在民事赔偿问题上达成合意并予以履行，司法机关就会对行为人网开一面，但基于民事赔偿对本应认定为犯罪的行为做非罪化处理，抑或做从宽处罚，都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
对于上述质疑，学者们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反驳：①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中挖掘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合理性。有学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应当仅限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就此而言，以民事赔偿为主要形式的刑事和解为罪刑法定原则所包容，因为两者在内在精神和价值追求层面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护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同时，民事赔偿被视为酌定量刑情节而影响犯罪处罚，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允许的。所以，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不会构成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破坏。[6]②从刑法典其他的条文中探寻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合法性。这里主要涉及1997年《刑法》第61条所规定的“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来决定犯罪人的刑罚。同时，1997年《刑法》第63条第2款也规定了审判机关可以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以后，对不具有刑法典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形，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由于这里的犯罪的性质、情节并没有将犯罪后的民事赔偿当然地排除在外，因此，将民事赔偿视为上述“情节”之一进作为评价犯罪人刑事责任程度的因素是合法的。③从司法解释中探寻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的合法性。近年来，最高司法机关为了进一步规范不同量刑情节对刑罚裁量的影响，以提高量刑的质量和公信力，发布了诸多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民事赔偿作为一种酌定从宽情节而被规定其中，从而确立了其影响量刑的合法化基础。比如于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2004年6月21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惩处生产销售伪劣食品、药品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通知》、2006年1月2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0年2月8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中都涉及民事赔偿影响量刑的问题。[7](www.xing528.com)
笔者在文献整理过程中发现，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争论更加突出，而在刑事和解制度被纳入《刑事诉讼法》以后，在轻罪赔偿和解案件中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是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上所面临的质疑多少有了改观，但是从实践来看，由于赔偿和解案件并不仅限于出现在轻伤害案件中，因此，围绕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关系的争论必将持续下去，探讨这种关系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笔者看来，公众对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质疑并非没有一点道理，民事赔偿的司法实践也的确存在着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风险：①从刑法规范层面看，如果不能客观地评价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民事赔偿，那么就有可能导致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局面。也就是说，如果未能在赔偿和从宽处罚之间建立规范、科学、公开的评价机制和分析体系，就有可能使“赔偿等于从宽甚至免除处罚”，这无疑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②从司法解释层面来看，司法解释的存在并非当然地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从本源上而言，罪刑法定原则不仅限制个案裁判，而且对司法解释产生约束，然而，关于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未必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没有理顺民事赔偿影响刑事责任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司法解释也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可能性。[8]因此，在实践中民事赔偿极易沦为减免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由头，从而破坏罪刑法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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