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在东京审判中的特殊意义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远远早于对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侵略，也远远早于纳粹德国在欧洲的侵略，因此，早在西方各国提出追究纳粹德国战争罪行之初，中国政府就率先提出日本的战争犯罪也必须受到惩罚。1942年1月13日，被德国占领的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等九国流亡政府首次在伦敦发表惩罚德军暴行的宣言，中国政府也在同一时间发表惩罚日军暴行的宣言，表明“中国人民所受之冤苦”都要“同样得到昭雪”，“一切作恶人员”都要“同样依法惩处”。^[12]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以后从未改变。

在中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积极主张和坚持下，国际社会最终达成了用审判的方式来惩罚日本战争罪行的共识。但究竟哪些行为是战争罪行？哪些罪行应当受到惩罚？特别是日本战争罪行应从何时算起？这些问题最初在同盟国中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13]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和德国是亚洲和欧洲的两个战争策源地，但发动战争的情况差别很大。与纳粹德国按照既定方针展开侵略不同，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漫长时期，挑起战事的主要是昭和后“下克上”成风的基层驻军；战争暴行也是同样，德国以种族灭绝为代表的罪行源于纳粹高层的“统一指导”并得到类似“工业化”的冷血执行，日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种种野蛮暴行，则主要是现地士兵漠视军纪、国际战争法规与指挥官殆职^[14]乃至纵容的共同结果。针对日、德情况的不同，中国主张，日本虽未对中国宣战，仍是侵略；对南京大屠杀等重大暴行，除了具体执行的次要战犯（BC级战犯）必须绳之以法，不在现场的主要战犯仍须承担责任。

除了犯罪的类型，在追诉时期上，一些国家主张应限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此，中国政府坚决要求将日本侵略东北作为追究的起点。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虽然中国对日宣战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但之前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也同样必须受到惩罚。(www.xing528.com)

东京审判将“日本侵略满洲”作为日本战争犯罪的开始^[15]，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东京审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中国而言，日本自“九一八”起侵华十四年的“侵略”性质由代表同盟国（联合国前身）的国际法庭认定，使日本在近代以来侵略时间最长、地域最广的侵华罪行得以受到完整的追究。东京审判无论是起诉对象还是起诉内容，无论是起诉书还是判决书，日本侵华罪行都占了最大比重。在28名战犯中，中国提出的战犯达到15人之多（有与其他国家提交名单重复者）。判处死刑的7名战犯有些侵华罪行被免责，如武藤章因南京暴行时“位处下僚”被免责，但在起诉罪行中无例外的都有侵华罪行。东京审判对日本侵华的定性，不仅使日本的战争罪行无法逃脱，也成为日后日本翻案企图迈不过的最重要障碍。

日本侵华罪对东京审判同样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方主要国家惩罚战争罪行的时限的最初设想都限于大战爆发之后，真若如此，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行仅限于太平洋战争之后，那就更无法摆脱列强间“胜者的审判”的强烈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东京审判包括了对华侵略罪，日本右翼号称日本的行径是为了“反抗西方列强侵略”，才完全失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