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一方面是封建的、宗法的以及田园诗般的各种关系，如天然尊长、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人的尊严、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如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等职业身上神圣光环以及家庭关系上的温情面纱；另一方面则是资产阶级破坏它们，替之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利己主义、交换价值、雇佣劳动以及“纯粹的金钱关系”，但资产阶级的历史变化并没有否定封建宗法关系背后的剥削，而是“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 在新旧私有制社会的历史跨越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即从掩盖剥削的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演变为替公开的和直接的剥削进行辩护。
（二） 资产阶级的“全人类的解放”是“自作多情的空话”
恩格斯指出，1789年法国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宣称了一个“抽象的历史真理”，即“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革命实际表明，这纯粹是一句“自作多情的空话”。(2) 实现全人类解放这种普遍性真理，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只能是抽象的历史真理，是虚假观念，因为它试图超越阶级斗争，所以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只能是烟消云散了。
（三） 资产阶级为了革命而利用先辈遗物的意识形态活动
前文已述，人们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和继承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历史的创造，既定的条件不但有物质条件，还有思想条件，这就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统、思想遗物及其意识形态。后辈革命阶级往往通过借用、模仿和“翻译”等方式利用这些思想条件，并用来表达新世界的内容，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资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时期积极开展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活动。
1.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召唤亡灵的行动”
第一，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总是开展“召唤亡灵的行动”，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就借用过《旧约》全书的“语言、热情和幻想”(3) 来开展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法国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当时资产阶级英雄们如卡米耶·德穆兰、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拿破仑，以及各党派和人民群众，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推翻封建桎梏和建立新社会。而在1848—1851年革命期间，到处游荡着旧革命的幽灵，整个民族都在复活和借用那些旧的日期、纪年、名称、敕令和旧宪兵等古董。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将自由、正义和美德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追求的价值，因此，在“召唤”内容方面，他们把奴隶制时代的古典古代民主制时期的所谓自由、正义和美德作为实现的目标。这些领导人认为，那时的斯巴达人、雅典人和罗马人在他们强盛时期就是自由的、正义的和有美德的。罗伯斯庇尔不断地唤起人们对那个时代“人民大众的回忆”，而圣茹斯特在一个报告中则认为，共和主义者就是完全具备坚强不屈、俭朴和单纯等古典古代精神品质的人，甚至直接提出“革命者都应当成为罗马人”。(4) (www.xing528.com)
2. 借用“亡灵”的“英雄行为”以突破“资产阶级狭隘内容”
首先，即使资产阶级社会建立后是如何地缺少英雄气概，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的诞生也需要英雄气概和英雄行为，即“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的战斗”。没有这些战斗和牺牲等英雄行为，资产阶级革命不能成功。资产阶级在罗马共和国高度严格的传统中找到了表达英雄气概的“理想和艺术形式”。其次，召唤亡灵的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是狭隘的，他们的革命就是为实现自己阶级的特殊利益，可是他们又需要其他阶级的合作才能完成革命和实现目的，因此，他们的革命活动必然要以普遍的民主、自由和博爱的面目出现。否则，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其他阶级不会与他们共同反抗和清除封建势力。召唤亡灵的行动就是为了达到这种团结的效果。再次，因此，召唤亡灵的行动，借用古罗马的理想和艺术形式的目的就是“自我欺骗”：一是“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二是使自己保持住革命斗争中的具有“伟大历史悲剧”高度的“热情”。所以，他们是为了赞美自己的革命而不是为了模仿以往的斗争才让死人复生，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才去召唤亡灵。(5)
3. 复活的“亡灵”的消失
资产阶级只是在革命时期需要借用亡灵来实现英雄行为的自我欺骗，一旦新的社会形态即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之后，原先借用和复活的远古巨人和罗马古董如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恺撒本人等就都消失了。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会立即忘记这些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资产阶级的摇篮，因为此时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完全投入财富创造与和平竞争中去了，此时这个社会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是萨伊们、库辛们、鲁瓦耶-科拉尔们、本杰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他们的真正统帅是大资本家，政治首领是路易十八。
（四） 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巨大的迷误”
马克思认为，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最后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混淆，一个是“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典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同体”，另一个是“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6) 罗伯斯庇尔等面对的是后者，却要把它当作前者。
罗伯斯庇尔等人倒台以后，资产阶级社会真正建立了起来。之前罗伯斯庇尔等人为实现所谓古典古代政治生活而实行的恐怖主义让位资本主义，工商业狂飙突进，每个人都渴求发财致富，鲁莽、放荡、无礼而且令人陶醉的资产阶级生活使人眼花缭乱。同时，在土地封建结构被革命打碎之后，法国的土地被许许多多新的所有者占有。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正面的代表，资产阶级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想超越自我的政治启蒙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以后，开始以质朴平淡的方式得到实现。
马克思指出了罗伯斯庇尔等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的迷误本质。首先，他们已经从人权上承认了工业和普遍竞争，承认了追求私人利益的自由、无政府状态以及“自我异化的自然个性和精神个性的社会”，也就是承认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社会建立后，又力图通过单个的个人来消灭这个个性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再一方面，还力图同时用古典古代的形式也即奴隶制的形式来构造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三个方面互相矛盾，而罗伯斯庇尔等人却不明白，还试图将三者统一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马克思指出，这是“巨大的迷误”(7) ，因为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这种设想本质上是意识形态迷误。其次，罗伯斯庇尔等人的迷误是时代性错误，资本主义人权中的人不可能是古典古代共同体的人，因此，圣茹斯特在临刑之前，指着康瑟尔热丽大厅里悬挂着的“人权”大牌子，骄傲地说是他创造了这个业绩，这个历史瞬间在马克思看来就悲剧性地显现了上述迷误。罗伯斯庇尔等人组成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人权迷误，必然在真实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下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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