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媒不娶
古代议婚，男女双方一定要通过媒人来交接而不能直接接触，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避免男女草率苟合，因此郑玄注《士昏礼》说是“皆所以养廉耻”，反之，如果男女私订终身，就会受到家庭和社会的耻笑且不被承认，《孟子》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践之”[7]，《礼记》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8]，没有媒人，任何婚姻都不成，即使强霸妇女的财主也要使强媒硬保，否则名不正言不顺，由此可见媒人的重要性。关于媒人，传说中以女娲氏为“神媒”，《通鉴》云女娲氏“与太昊同母，佐太昊正婚姻，以重万民之判”。《周礼，媒氏》也说女娲氏，“掌万民之判”，据注：判，半也，意思是说媒人是用来作合夫妇的。
至宋代，以“说媒”为业者形成了某种特色和景观，甚至出现了官媒，《东京梦华录》载，北宋东京“其媒人有数等，上等戴盖头，着紫背子，说官亲宫院恩泽；中等戴冠子，黄包髻背子，或只系裙手，把青凉伞儿，皆两人同行”[9]，可见当时媒人也是分等级的。订婚的各个步骤都有媒人参与，《文公家礼》议婚条规定“议昏，必先使媒氏往来通言”，若女方许诺，“次命媒氏纳采、纳币”，乃至订婚的婚书仍需“凭媒写立”，经由媒人签字、画押方有效力。媒人的报酬“谢媒礼”是当时社会、官方认可的报酬，一般由男方负担，时人有言：“从来媒人那有白做的!”[10]媒人利用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伶牙俐齿在男女双方间来往穿梭，在社交活动多受限制的封建社会，其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的作用不能一概否定。现代社会，即使婚配双方是自由恋爱，也常常要在订婚和结婚时请一位媒人或中间人，在聘礼、嫁妆及婚礼程式等事宜中进行周旋和调解。
可是旧时媒人的地位都不高，因为媒人多半唯利是图，为了赚钱可以信口雌黄，坑蒙拐骗，到女家说男家不求备礼，而且帮助出嫁遣之资，到男家则厚许其所迁之贿，而且虚指数目，轻信了这些媒人的话而成了婚的人，往往后悔莫及，夫妻反目，乃至离婚，造成了许多婚姻悲剧，这也是艺术作品里常将媒人塑造成丑角或反面角色的原因。宋话本《种瓜张老》中就给媒人画了一幅讽刺肖像：
开言成匹配，举口合和谐。掌人间凤只鸾孤，管宇宙孤眠独宿。折莫三重门户，选甚十二楼中？男儿下惠也生心，女子麻姑须动意。传言玉女，用机关把手拖来；侍香金童，下说辞拦腰抱住。引得巫山偷汉子，唆教织女害相思。[11]
媒人还常隐瞒婚配双方的真实情况，比如年龄、长相等，把“俊的矜夸，丑的瞒昧”[12]，宋话本《小夫人金钱赠年少》讲了这样一则故事：东京一位拥有十万资产、年过六旬的张员外，孑然一身，便想续弦，于是委托张媒、李媒说亲，但是条件苛刻，他一要人才出众，二要门户相当，三要有十万贯房奁。两位媒人明知不可能，肚里暗笑，口中却答应这三件事都容易。结果，她们把张员外的年纪瞒了三四十岁，和女方说了，又到张宅讲定财礼。成亲那天，女方才知是位鬓发皆白的老员外，叫苦不迭，后悔已晚。
明代婚礼一般已多用“媒人”或“庚帖”，代替古代的问名礼。明代民间结亲，只是选择吉日，约媒人同往一拜，很简便，有些甚至家长不亲往对方家中，专派媒人前往说合，这种媒人，多由妇人充任，专门替人做媒，不知大体，骑两头马说话，所以又称作“媒婆”。媒婆，在明代属于三姑六婆之一，民间婚礼不可或缺，但口碑却不佳，明代散曲家陈铎有一首《媒人》歌曲，专门揭露这些做媒人的惯用伎俩，歌曲道：
这壁厢取吉，那壁厢道喜，砂糖口甜如蜜，沿街绕巷走如飞，两脚不占地。俏的矜夸丑的瞒昧，损他人安自己。东家里怨气，西家里后悔，常带着不应罪。[13]
后来许是被媒人骗的害怕了，城市中出现了“相亲”的礼俗。
2.相亲礼仪
宋代以后，风气日渐开化，婚姻中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城市中甚至出现了“相亲”的风俗，“相亲”或叫“相媳妇”，也叫“过眼”，是由男方亲人或媒人上女家去看，也有男子亲自去看的，宋人江休复所著《江邻几杂志》记：“京师风俗，将为婚姻者，先相妇。”相媳妇的地点往往在酒楼、园圃这类环境雅致的地方，如果是男女双方亲自相见，还要互相敬酒，男的喝四杯，女的喝两杯，颇有些今天自由恋爱的味道，《梦粱录》记载：“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送彩缎二匹，谓之压惊，则姻事不谐矣。”[14]《东京梦华录》也记：“若相媳妇，即男家亲人或婆往女家看中，即以钗子插冠中，谓之‘插钗子’；或不入意，即留一两端彩段，与之压惊，则此亲不谐矣。”[15]文学作品中对这一礼俗更有生动、详细地描写，宋话本《西山一窟鬼》中写道：
王婆道：“干娘，……你便约了一日，带了小娘子和从嫁锦儿来梅家桥下酒店里等。我便问教授来过眼则个。”干娘应允，……到那日，吴教授换了几件新衣裳，放了学生，一程走将来梅家桥下酒店里时，……到得楼上，陈干娘接着。教授便问道：“小娘子在那里？”干娘道：“孩儿和锦儿在东阁儿里坐地。”教授把三寸舌尖舔破窗眼儿张一张，喝声彩不知高低，……自从当日插了钗，离不得下财纳礼，奠雁传书。[16]
也有利用赶庙会、赶集、看戏等机会，由媒人暗中指点，父母偷偷地相看未来的女婿或媳妇，但古代相亲和现代有本质不同，一般都是男子占有主动权，还是含有男强女弱的意思。(www.xing528.com)
一对从不相识的青年男女，因在东京的一个茶坊逢面，四目相视，俱各有情，那女孩儿心里暗暗喜欢那男子，便以买糖水为由说道：“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那男孩儿也有爱慕女孩儿之意，也以买糖水回应：“我不曾娶浑家……”话本作者借一盏甜蜜蜜的糖水，传递出男女双方一见钟情、互相求爱若渴的心意，而且背景选在人烟繁阜、拥挤不堪的市井中间，也是那么大胆和热烈，这在宋代以前的城市婚俗中是极少出现的。
3.择偶标准
从汉末到魏晋时期，婚姻极重门第，贵族世家为维护士族血统，严禁与庶族通婚，否则便被视为大逆不道，随着士族的腐朽与衰落，门第婚开始松动，士庶不婚受到冲击，财婚在社会中盛行起来，《颜氏家训·治家篇》说“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17]，由此可见当时财婚之盛。如果有大量钱财行聘，即使是地位较低的庶族，也可以与士族联姻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明人谢肇感慨：“今世流品，可谓混淆之极。婚姻之家，惟论财势耳。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18]，其实打破以血统和家世作为择偶标准的变化，不能不说是当时社会的一大进步。
宋代，这一婚姻观念的转变尤为明显，“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已成为最基本的婚俗第一步，然后再立契约，“以求售其女”，所以“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下财礼”时男女双方也要倾其所有，有钱人家送聘礼，以送“三金”为时髦，即金钏、金镯、金帔坠，送不起金器的家庭，用“银镀”的代替，另外还有高级衣裙、珠翠首饰、丝绸、花茶果物等，送礼到此还不算完，到迎亲的前三天，男家开始送催妆花髻、销金盖头、花扇、花粉盘、画彩线果等物品，女家则回送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直到成亲的前一天“下财礼”才告一段落，城市中的富室一次新婚最低程度要有“半千质具”，最后竟致攀比之风蔓延！王安石嫁女到蔡家，慈寿宫赐一珠褥就值数十万钱。南宋景定年间，九品郑姓将仕郎之女庆一娘许嫁给万知县之子，仅资装费钱就高达十万五千贯，随嫁五百亩田尚不算在内。通过以上一高一低两例，可以推想婚姻论财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在厚嫁之风的影响下，为下聘财损资破产，乃至嫁娶失时、不能成礼的特别多起来。以金为主的财物聘礼闪烁着一派富贵气象，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在宋代城市婚姻中占有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诚如时人所说：“古人重嘉耦，今人重财婚。”
图50 十里红妆
图51 古代婚嫁中用于抬聘礼的木箱
婚姻重资财的现象也反映在“铺房”的礼俗中。亲迎之前，由男家备床席桌椅，女家备被褥帐幔，女家出人去男家铺设房奁器具，摆珠宝首饰等，谓之铺房，《东京梦华录》记“前一日女家先来挂帐，铺设房卧，谓之‘铺房’”[19]，这一礼俗随即演变成了女家炫耀嫁妆的机会，由娘家陪送的衣服首饰等物，按礼应先锁入箱柜以备后用，而当时京城往往将陪送的衣服珠宝首饰等物一概陈设在外，借以炫耀富贵，公主出嫁的房奁还由皇帝降旨许官员去参观，司马光在《书仪》中曾讥讽这一现象曰，“此乃婢妾小人之态，不足为之”，这显然也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后世流行的女子陪嫁嫁妆想必是源于这一习俗。
明代特别强调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差别，不但仕宦旧族颇以阀阅自重，婚嫁必求素对，门当户对，倘非其偶，不屑与婚，不允许以下僭上、贵贱混淆，因而竭力提倡婚配的门当户对，严令禁止不问门第，专论聘财以及良贱通婚等现象。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下诏称：“古之婚礼，结两姓之好，以重人伦。近代以来，专论聘财，习染奢侈。宜令中书省集议，定制颁行遵守，务在崇尚节俭，以厚风俗。违者，论罪如律。”[20]明初制定的《大明律》对良贱通婚者的处罚规定也十分严厉，然而至明代中晚期，朝廷的训令已成一纸具文，婚姻不问门第只论钱财的现象日益普遍，市井编氓以及暴发户之辈，嫁子娶妇，往往也以攀缘内族大户为荣。对这种情况，明代李祯昌在其著作《剪灯余话》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仲和“尝往来武平项子坚家为馆客。子坚故微，骤然发迹，欲光饰其门户，故婚姻皆攀援阀阅，衒耀于人。名家右族之贫穷未振者，辄与缔姻，此则慕其华腴，彼则贪其富贵”[21]，由此当时风尚可见一斑。万历时人谢肇淛曾揭示说：“今世流品，可谓混淆之极。婚娶之家惟论财势耳，有起至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22]如苏州地区，“婚丧过侈，至有须产嫁女，贷金葬亲者”；[23]杭州一带，“婚娶颇多论财，近年有士大夫嫁娶者穷极靡丽，与嘉、湖敝俗相征逐。士论皆以为非，此尤失礼之甚者”。[24]
“婚以富贵相高而左旧族”现象的大量涌现，足以说明联姻须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已遭到猛烈冲击，择婿嫁女的标准在震荡中发生了深刻变化。陈寅恪先生在论及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文化时指出，门阀士族维系其社会地位的两项主要手段是婚与宦，这一状况在宋代已出现一定变化，因而郑樵有“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之语[25]，其所称之家世、阀阅，是指血缘门第。
但这并不意味门第观念的消逝，宋人同样重视门第，只是衡量门第的标准由血缘转化为业缘。尽管宋人也有婚姻论财的现象，但在颇为完善的科举制度下，贫贱下士完全可以通过“不问家世”的取士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因此宋人结亲尤注重对方的政治前途及其现实的社会地位，而非血缘门第的高贵，“榜下择婿”之风盛极一时，即为典型的例证。[26]
直至明代中晚期，金钱才在婚姻关系中充分显示其空前的魅力，联姻之“流品”才真正达到“混淆之极”的程度。金钱至尊猛烈冲击等级隔绝的同时也会引发其他一系列的社会弊病，有其诸多负面因素，然而，不能不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唯有打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等级森严的鸿沟、壁垒，人们才可能向生而平等的近代社会迈进，唯有摆脱以等级礼制为核心的传统婚姻制度的桎梏，人们才可能去追求男女间的自由结合和真挚情爱，从这层意思上说，婚姻中出现的“淆乱”，所折射出的其实是社会架构及其规范的变迁，其意义不可等闲视之。事实上，在婚姻论财的同时，以才择婿的事例也时见记载，万历时人顾起元所述“吴公择婿”的故事，即为典型的一例：武进入周金出身低微，却因才华出众，在尚无功名之时即得达官赏识，择为女婿。[27]毫无疑问，此类事例，包括小说、戏剧中大家闺秀慕贫寒书生的学问、人品而“私订终身后花园”的描写，惟唯有在士农工商界限趋于模糊，社会等级观念有所淡化的明代中晚期，方有可能较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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