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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看法—《皇权与绅权》书评》

时间:2023-08-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费孝通、吴晗等合著的《皇权与绅权》,被列为储安平编的“观察丛书”第12本,1948年12月在上海出版。这本书除了费孝通和吴晗的讨论文章外,还有袁方、胡庆钧、全慰天和史靖的论文,大体是费孝通“魁阁”时期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文章。这是一套不经意间出版的学术经典,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都在这套丛书中。费孝通认为,这两种知识在中国社会里是分化的。

《费孝通的看法—《皇权与绅权》书评》

费孝通吴晗等合著的《皇权与绅权》(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被列为储安平编的“观察丛书”第12本,1948年12月在上海出版。这本书除了费孝通和吴晗的讨论文章外,还有袁方、胡庆钧、全慰天和史靖的论文,大体是费孝通“魁阁”时期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文章。这本书非常重要,80年代也重新出版过,凡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这是一本必看的书,它的引用率也非常高。储安平这套“观察丛书”共有16本,我手里有15本,只缺周东郊《新疆十年》这一本。这是一套不经意间出版的学术经典,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都在这套丛书中。

《皇权与绅权》中有费孝通一篇《论知识阶级》,这篇论文中有一个重要思路,就是他在分析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中,解释了科学史上的“李约瑟难题”。虽然费孝通的本意并不在此,他也从没有提到过“李约瑟难题”,但他的解释,可以理解为是对“李约瑟难题”的一个解释,至少是一个有价值的思路。费孝通的这些解释,虽然着眼点在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但他的解释却无意中为我们打开了解释“李约瑟难题”的思路。他认为,文字掌握的艰难造就了中国社会结构中读书人的特殊地位,也就是“文字造下了阶级”。他说:“中国的文字并不发生在乡土基层上,不是人民的,而是庙堂性的,官家的。所以文字的形式,和文字所载的对象都和民间的性格不同。象形的字在学习上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如果不常用,很容易遗忘;文言文的句法和白话不同,会说话的人不一定就会作文,文章是另外一套,必须另外学习;文字所载的又多是官家的文书,记录和史实,或是一篇篇做人的道理,对于普通人民没有多大用处的。这类文字不是任何人都有学习的机会。”[2]文字是跻身社会权威和得到政权保护的官僚地位的手段。于是,不但只有这种阶级有资格读书,而且这种阶级也有读书的需要,两相配合而成了这种阶级的特点了。

费孝通把人类所知范围里的知识,根据所知的性质分为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二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费孝通认为,这两种知识在中国社会里是分化的。他说:“我的意思是:并不是因为知识本身可以有这两类的分别,好像男女之别一般,发生为社会的分化;而是因为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因为他们不同的地位、需要和能力吸收了不同性质的知识,而使上述两种知识分离在两种人里面。”[3]

费孝通认为,技术知识和规范知识本是关联的,但是规范知识和文字一旦结合而成了不事生产者的独占品时,它和技术知识便脱离了。

费孝通说:“这样一脱离,技术也就停顿了。我已说过自然知识一定要通过社会才能被应用而成为有用的技术。社会必须决定某种自然知识怎样去安排在社会制度里来增加那些人的生活享受。安排这事的人必须是明白技术的人,不然就无从安排起。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如果有着决定应当怎样去应用耕种技术权力的话,他只有反对‘淫巧’以阻止技术的改变了。现代技术的进步是生产者取得了决定社会规范的权力之后的事。一旦这种权力脱离了生产者,技术的进步也立刻停顿。”(www.xing528.com)

传统社会里的知识阶级是一个没有技术知识的阶级,可是他们独占着社会规范决定者的权威,他们在文字上费工夫,在艺术上求表现,但是和技术无关,中国文字是最不适宜于表达技术知识的文字;这也是一个传统社会经济上的既得利益阶级,他们的兴趣不是在提高生产,而是在巩固既得特权,因之,他们着眼的是规范的维持,是卫道的。“眼睛里只有人和人关系的人,他不免是保守的,人和人的关系要安排到调协的程度必须先有一个安定的基础,这基础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所谓保守是指不主张变动的意思。眼睛里只有人和自然关系的人,单就技术上打算的,他不免是不肯停的,前进的,要变的;在经济,在效率上讲,那是没底的。技术的改变使人和人的关系不能不随着改变,于是引起不断的社会的变动,变动中人和人可能得不到协调,发生冲突,增加生活上的痛苦。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是前一种人,他不了解后一种人,因为他们是没有技术知识的人。”[4]

费孝通指出,文化的传播受社会结构的制约,他认为在中国社会里有权威并指导着“在下者”应当怎样应付环境的人,这就是知识阶级。他指出,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不自现代始,印度文化曾经有力地进入过中土,但是这种外来文化并没有引起社会结构上的紊乱,也许是因为所传入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那一套,象征性的、文字的、思想的那一套。他们明白怎样去应付,怎样去接收,怎样去加以汉化。可是现代从西洋进来的那一套却不同了,工业革命之后所产生的那一套西洋文化是以自然知识和技术作重心的。这却巧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外行,不只是外行,而且是瞧不起的那一套。

费孝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把主要精力用在掌握规范知识上的看法,与吴景超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大体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中国社会结构造成的知识分子,不需要分出精力来想科学方面的事,费孝通说:“一个靠着特权而得到生产者供养的人,不但不必有生产所需要的技术知识,也不必有任何其它知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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