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杂志事件的后果及影响：历史的趣味、当代学人精品《谢泳卷》

1949年以后，在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过程中，延安知识分子总是以“宁左勿右”的思路贡献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思维，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思想迎合了高层的意图，但也有不合的时候，《学习》杂志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于光远他们当时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和评价，也不是个别的。在此前后，沈志远发表《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载《展望》1952年第17期），与他们的认识非常相似，可见当时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是带有普遍性的。

沈志远在他的文章中说：“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要工人阶级化呢？我们保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行不行呢？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的思想工人阶级化呢？比如，现在的‘三反’、‘五反’运动，从思想上说，就是要肃清一切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反动思想——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享乐至上的思想。”

沈志远认为，改造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用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乃至清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及其他一切反科学反革命的错误思想。不过在今天，知识分子所急需批判和清除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因为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的坏思想，多半是以资产阶级思想为其根源；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是阻挡知识分子改造、前进的主要障碍。^[17]沈志远说：“我们要把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坏思想、坏作风通过这个运动，把它彻底清洗，因而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思想上的洗澡。唯有把那些坏思想、坏作风清洗干净，我们国家的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所以三反、五反运动既然是一个全国人民的大整风、大洗澡，那么今天在座的各位中小学教师同志要好好的搞好思想改造，首先就必须参加这个运动，在目前，先要参加三反、五反的学习，划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思想界线。”^[18]

于光远在《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文章中认为：第一，资产阶级思想在不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限度内，在我们国家里虽然不受法律的限制，然而整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我们国家里是受批判、受改造的，而不允许其自由泛滥和破坏或剥削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不允许资产阶级思想来与无产阶级思想争夺领导权。第二，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对国计民生有利的限度内，虽然是受到国家保护，并且容许其有一定的发展，然而决不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泛滥，决不允许其破坏或剥削工人阶级所直接领导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第三，虽然资产阶级可以在人民代表大会或政治协商会议中有一定的席位，虽然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也可以在人民政府中担任一定的工作，然而决不允许资产阶级在这些组织内占主要的地位，与中国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

于光远对中国资产阶级作了绝对化的评价，他对资产阶级的理解比当时的普遍认识还要狭隘。他在文章最后说：“既然在运动中工人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就应该乘胜追击，在运动中和运动后尽可能地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更加全面更加彻底的批评。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和运动后比较全面地、比较彻底地批评资产阶级的哲学的、艺术的、道德的、政治的观点，使更多的人民群众认清资产阶级剥削群众、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阶级本质，和它整个思想体系的腐朽性。使我们能够在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中，在越来越多的文化领域中，确立和巩固工人阶级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地位。”^[19]

那一时期，《学习》杂志在很短的时间内，发表了大量类似观点的文章。^[20]杨耳在文章中说：“应该向资产阶级来‘克服’什么思想呢？应该明确提出来要批判资产阶级的充满腐朽丑恶的思想体系，而不应该只限于提出克服资产阶级阶级思想消极的一面或其它有害作用等等。当然，着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中最落后的、反动的思想是正确的，但在这种批判中应该和对资产阶级整个思想体系的批判联系起来。‘克服一面，保留一面’，或者‘克服一面，发展一面’对于资产阶级阶级思想体系是不能适用的。”

艾思奇认为，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的、腐朽的和丑恶的本质，用工人阶级的思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对它加以认真的批判，“这是我们在三反运动中就思想战线的方面应该学到的一个重要的课程”。从艾思奇文章的小标题，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思路：

一、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

二、资产阶级思想早已破产了；

三、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两面性说明了它的思想的反动性；

四、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才能保卫共同纲领；

五、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是思想改造的中心问题。

于光远《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小标题是这样的：

一、资产阶级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绝对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中取得的；

三、今天尤其应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

四、展开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彻底批判工作；

五、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一定要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

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改造资产阶级分子。

于光远说：“从资产阶级思想有积极的一面的论点出发，所得到的另一个结论就是所谓‘我们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思想教育的任务是发挥资产阶级思想积极的一面，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消极落后的一面’，这个结论也是错误的。我们今天虽然不能一般地要求资产阶级分子能够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斯大林同志说得好，‘阶级终究是阶级’，对整个阶级是不能只用说服的办法使他放弃立场的），但是，我们对资产阶级思想分子进行教育改造工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收到一定效果的。我们可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放弃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例如在当前的运动中，我们可以使得很多资产阶级分子认识到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是错误的犯罪的行为，因而获得了遵守共同纲领、遵守国家政策法令的认识。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思想教育是严重的思想斗争，一般来说，必须和当前的政策当前的运动和国家法律结合在一起，才能收到显著的效果。把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看成资产阶级分子自己发挥资产阶级中‘积极的进步的一面’，克服消极落后的一面，这也是一种放弃思想斗争的看法。”

正是由于延安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强烈影响，才使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误以为高层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也纷纷向这个思路上靠近。

1952年9月，黄炎培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稿《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能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就是这样，后来是毛泽东不同意，才作了修改。《黄炎培年谱》记载：“得毛主席复示，对讲稿中对资改造的一些太激进的提法作了某些修改。”^[21]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说：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怕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能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

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22]

毛泽东对黄炎培讲稿的修改，主要有下列几点：第一，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第二，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第三，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第四，在讲稿最后一段，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23]

1952年3月27日，毛泽东在《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中修改了许多地方，并批示：“有的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与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这种办法，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已建议他们不要采用。”

毛泽东还认为资产阶级：“他们和共产党比较起来就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思想，只要他们不违反共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24]

毛泽东在转发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所犯错误的检讨的批语和对检讨的修改中说：“（一）中央宣传部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二）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在党刊上登载。”^[25]同时还认为，“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26]。

《学习》杂志很快转载了上海《解放日报》上冯定的文章，并经毛泽东作了修改。据冯定的孩子回忆，冯定的文章也是华东局紧跟中央的部署，指示《解放日报》于3月24日发表的，题目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个体会》。

…………

1952年第4期《学习》杂志重新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同时发表了一篇“本刊编辑部”文章《学习〈矛盾论〉，克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作风》，文章最后对当时发表的有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文章进行了检讨。文章说：“我们初步检查《学习》杂志过去的状况，觉得在这刊物上虽然曾发表了一些比较有内容的文章，但属于夸夸其谈、空洞无物的并没有具体地分析什么具体问题的文章，的确是不少的。在最近几期中，有些同志的文章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犯有片面性的错误，也和这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倾向有关。就对于教条主义与党八股这种作风没有经常加以批判这方面说，《学习》杂志所做的工作有很大的缺点和错误。由于《学习》杂志的发行量较大，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对于读者的影响也一定是很大的。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的发表更唤醒了我们，使我们觉得对于自己的这种缺点和错误必须采取极端严肃的态度迅速地加以纠正。编辑部现正进行深入的检查，并且将把检查的结果向读者宣布。在这里，《学习》杂志编辑部深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具体帮助；相信我们的读者一定愿意把你们所看到的这刊物上的每一个错误具体地告诉编辑部，以帮助编辑部的检讨。”

同期《学习》杂志还发表了一则《本刊重要启事》：“本刊因检查工作，本期出版后，暂时休刊，定于六月继续出版。敬希各地读者和经售本刊的书店注意。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该期同时转载了冯定的文章《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文章前面有《学习》杂志编辑部的一段话：“《学习》杂志本年第一、二、三期内，有些同志的文章，在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犯有片面性的错误。冯定同志这篇文章曾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我们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现在转载在这里。在转载时，《学习》杂志编辑部对于原文的个别地方，作了修改。”

1952年第5期《学习》杂志发表了胡绳、于光远等署名的检查《我们的检讨》，文章前面也有编辑部一段话：“为检讨《学习》杂志的工作，我们举行了直接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的，包括胡绳、于光远、王惠德、林涧清等人的会议，在会议上，着重地检讨了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自己写的文章。此地发表的就是胡绳等同志所写的主要以这些文章为对象的检讨。”同时在该期的“读者来信”专栏里，还编发了一组“读者对于本刊在资产阶级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批判”。

于光远回忆说，《学习》杂志第4期出版后，不知道谁（他估计是胡绳）起草了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名义作的《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的报告送中央。这个报告是1952年3月29日发出的。陆定一报送此报告，于光远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中宣部并没有就此事批评于光远和王惠德。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于光远和王惠德没有感到很大的压力。杂志停刊三个月后的1952年8月出版的第5期，第一篇文章便是用胡绳、于光远两人名义发表的《我们的检讨》。这个检讨是胡绳主动写的，而且他愿意署名，理由是他是分工联系政治教育处的副秘书长。于光远说：“按理这个检讨是应该由我写的，胡绳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但是我没有同他争‘检讨权’。写检讨毕竟不是件愉快的事，尤其是我的头脑里对这次错误的性质还没有弄清楚。由胡绳来写，我就可以不去伤这个脑筋了。因此我对胡绳有一种感谢的心情。但是检讨中所作的自我批评，我和王惠德并不都同意。尤其王惠德，他没有在《我们的检讨》中署名，《检讨》中关于他的话却说得不少，其中有检查自己有教条主义习气的那些内容。但是《我们的检讨》既没有上受‘托洛茨基袭击’、‘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纲，也没有上‘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纲，却用比较长的篇幅检讨自己有教条主义的习气，那是个避重就轻的说法。”^[27]

胡绳写的《我们的检讨》认为，《学习》杂志空洞无物的、没有具体地分析什么具体问题的文章，的确是不少的。在最近几期中，有些文章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和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倾向有关。文章认为，杂志上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几篇文章的错误是不能辩证地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表现。教条主义者的特征倒还不是在大量地运用书本知识，而只是在极端地缺乏对具体事物的分析研究。因为缺乏这种分析研究，就自然是空洞无物；为了掩饰空虚，就去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个别文句，凭自己的武断和臆测而加以引申发挥。

《我们的检讨》对于光远《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一文的检查是：“一开始就引用了斯大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风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斯大林这句话当然是普遍的真理，但是在这个原则下，人们仍旧必须去分析在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对立的具体情况。而于光远同志却简单地说：‘上述一般的论点同样也适合于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这样就好像是既有了这‘一般的论点’，就无须乎再去对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状况进行任何具体的分析。这篇文章的第二节的标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中取得的’，在这样的标题下，读者有理由期待对具体历史的分析。但作者却仍然只是满足于仅仅引用斯大林的另外几句话和提出一些纯粹抽象的推论，当作者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反动的，即阻碍社会前进的’这一判断时，他竟不觉得有必要提出任何具体材料来做根据，因此这种判断实际上只是凭空的武断。在应该提出具体的材料，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作出使人信服的结论时，却只是说了些空话，引导人走到错误的路上去，这正是表现在本刊上的教条主义作风的基本形态。由于教条主义作风，人们有时可以作出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谬误的意见，而只是说了一大堆空话，使人读了，只觉得不能解决问题。在本刊上固然有前一类的错误，但属于后一类性质的文章也许更多一些。后一类文章，把思想上的懒汉的作风传留给广大读者，其流毒也是很大的。在本刊上曾发表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的文章。这些常识对于一般读者虽然是需要的，但是有一时期，这种和实际生活缺少联系的一般常识性的题目占据了本刊目录中的主要部分，这就使得刊物的内容死气沉沉。而且这些文章，包括胡绳、于光远、王惠德同志所写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在内容上也常常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有时语句不够严密，含意使人误解。《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的最重要的缺点是它并没有在有关问题上进行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评，而只是简单地复述各种原理原则，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应该具备的战斗性。在本刊上发表的介绍基本常识的文章中，虽然也有一部分能够针对某些实际问题进行解释，因而是比较有生气的，但这类文章中的多数还是属于枯燥的所谓‘教科书文体’，既不能解决什么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进行什么斗争。”文章又举出于光远的几篇文章为例，说明他不分析研究具体事物的教条主义作风很严重。

《我们的检讨》同时还对所谓“洋八股”或“党八股”提出了批评，认为看起来说得头头是道，但是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其语言是贫乏、枯燥而且混乱的。“这种八股的文风是严密的逻辑性和纯洁而丰富的语言的敌人，人们如果不是认真地从事实出发，就不可免地会作出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辩论。应该说这个认识还是深刻的，但在后来的工作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改进。”

《学习》杂志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什么恶劣的后果，但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存在的，当时有些知识分子就是根据《学习》杂志的变化来推测形势的，不过他们倒比《学习》杂志的作者更有判断力。

1952年3月31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说：“3月24日《解放日报》上，有冯定的一篇论资产阶级的文章，可代表现在理论，可找来看看。”(www.xing528.com)

1952年4月13日，路翎给胡风的信中说：“听阎兄说，艾等的理论，中央已做了决定，犯了教条主义的典型错误及机会主义的原则错误。冯定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云。”

1952年4月16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说：

“冯定文章，《学习》重发表有改动，那值得对看一下，就看得出领导上的理论。”

“向卢兄要来陈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学习》）。”

“《学习》上大概要出现批评（现在停刊检查）。现在准备，那一出，看妥了就交出去。”

“这次战役中右的偏向（《西安日报》强调守法户斗不守法户，忽略工人阶级的领导）很快就纠正了。比较着重的是左的偏向。《学习》杂志的几篇文章，基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采取小资产阶级的激躁情绪，批评是从概念出发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反对它的污毒。资产阶级有进步作用，它的两面性周总理说得很完善，现在有，将来还有，不能将资产阶级与三大敌人混同起来看。毛主席认为今天资产阶级还是利多害少。《文艺报》说：‘三年来资产阶级的危害和三大敌人里应外合’，是很不妥当的。《学习》杂志将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分开来看是不对的（由于杨耳的文章，章乃器说：‘我们有剥削，但又不许有剥削思想，那只好来一个没有剥削思想的剥削！’）。于光远说：‘新民主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思想并无进步性’，是错误的。他们把资产阶级思想进步性与领导思想混为一谈。认为今天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错误的。这个矛盾还是次要的，今天的主要矛盾还是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而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说资产阶级的本质是纯粹反动的，也是不对的，剥削也有两面性（投机倒把与正当营利）剥削对过去是进步的，对将来是反动的，看剥削必须从推动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看。

“阶级思想是阶级存在的地位来决定的，一定时期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纲领是统一的（利益一致）又是有差别的（不一定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把资产阶级改造为无产阶级是不可能的。如马列主义能改造资产阶级就不成其为工人阶级思想，仅个别资本家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因此，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反对它的污毒。毛主席不是要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只要他们学习政策（由于过左，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施复亮、黄炎培都不敢说自己代表资产阶级）。

“思想改造问题，对于小资产阶级、农民也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只有在党内才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非法。

“由于这几篇文章，中央显得非常被动，这是无组织无纪律造成的后果，今后有关思想斗争的文章，必须送交负责同志审查后才许发表。”^[28]

胡风和路翎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特别关注形势的发展，虽然他们也是早年的左翼知识分子，但在极端化的程度上，总的说来，不如延安知识分子。

《学习》杂志事件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并没有给当时社会带来太大影响，但这一事件的发生，却说明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变化与当时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有关。思想改造运动从整体上评价，已具备和以后任何一种政治运动相同的“左”倾色彩，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49年以后延安知识分子已成为主流，他们的思想倾向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的思想倾向，社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他们的价值取向形成的。所以，在分析和评价毛泽东思想以及他的功过时，必须考虑这个因素。在多数情况下，他的思想和判断并不绝对来自他个人，而是受他身边人，同时也受宣传和理论界的影响，在毛泽东和延安知识分子之间，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当然主要看毛泽东选择什么。从《学习》杂志事件来评价，显然毛泽东当时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和评价，比于光远、艾思奇、许立群和吴江这些延安知识分子要相对符合实际。

不过毛泽东对“左”的错误通常比较宽容，而对右的错误就比较严厉，这也许就是《学习》事件得以轻松解决的深层原因，但作为一种经验，它可能也为后来“宁左勿右”的思想埋下了根源。

2000年

【注释】

[1]参见宋金寿：《延安的最高学府——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7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127页。

[2]参见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83页。

[3]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91页。

[4]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445、447页。这个评价主要来自邓力群，参见邓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载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1页。

[5]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72、473页。

[6]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研究文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416页。

[7]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78、376页。

[8]参见叶永烈：《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与毛泽东》，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第59、60页。

[9]叶永烈：《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与毛泽东》，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第59、60页。

[1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11]杨尚昆等：《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3页。

[12]杨尚昆等：《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16页。

[13]杨尚昆等：《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14]杨尚昆等：《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15]于光远：《〈学习〉杂志错误事件》，载《百年潮》2000年第10期。

[16]于光远：《〈学习〉杂志错误事件》，载《百年潮》2000年第10期。

[17]载《展望》1952年第21期。

[18]载《展望》1952年第23期。

[19]载《学习》1952年第1期。

[20]例如：王惠德《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猖狂进攻》（第1期），季云《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受国家的领导和限制》（第2期），杨耳《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并和章乃器先生商榷关于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第1期），吴江《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2期），孙晓村《我从财经工作中看到的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第2期），季云《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是准备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第2期），李致远《在工商界进行检查工作一定要依靠工人阶级》（第2期），艾思奇《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第3期）。

[21]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243页。

[22]《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1页。

[23]《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3、444页。

[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61页

[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76页。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76—377页。

[27]于光远：《〈学习〉杂志错误事件》，载《百年潮》2000年第10期。

[28]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82、291、292、293、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