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庚批判看中国学术史上的批判者继承现象

所谓“批判者继承现象”，是指在中国当代学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它一般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在中国已发生过的学术批判运动（如胡适思想批判、1958年“双反”运动等）中，批判学术权威的学生，后来多数成为同一学术领域的学科继承者（如李希凡、蓝翎与俞平伯，李泽厚与朱光潜，章培恒与刘大杰，袁行霈与林庚，袁世硕与冯沅君，姜伯勤与陈寅恪等）；二是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的学术关系，并没有出于批判的原因而产生完全决裂（洪子诚回忆，受到批判后的王瑶后来没有揶揄讽刺他的学生）；三是继承者在学术领域的创造性贡献没有超越被批判者。

此类现象在当代中国各学科学术发展中有一定普遍意义，我想从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古典文学组对林庚文艺思想的批判说起。

1958年中国各高等院校发生的“双反”（反保守、反浪费）运动，是“反右”运动以后对没有成为“右派”，但在学术思想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又一次批判运动。这次运动持续了大约一年时间，运动后期成为“拔白旗”运动。

具体到中国高等院校，一个主要标志是对各学科领域的学术权威的批判，参与批判者以学生为主，少量的教师也有参与，批判的主要方式是写大字报。当时北京大学曾出版过一套《北京大学双反运动大字报汇编》，后一些国内出版社曾以此为基础公开出版过相当数量批判文章的论文集。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主要批判对象是游国恩、林庚、王瑶、王力、高名凯、朱德熙、朱光潜等，对外校的学者如刘大杰、郑振铎、陆侃如、钟敬文等也有涉及。

“双反”运动发生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大跃进”中的所有特点在学术上均有表现，以厚今薄古和鼓励新生力量打倒学术权威为基本追求目标。当时的学术追求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贯彻了为无产阶级服务、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贯穿着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的精神：这是北大中文系文化革命的标志。中文系科学研究工作将不再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服务，则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1958年，林庚还不到50岁，在当时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恰好属于壮年一代。林庚在1949年前，已是有名的诗人，在厦门大学执教期间，完成了他一生的重要著作《中国文学史》。1950年到北京大学后，他先后完成了《中国文学简史》（上卷）、《诗人李白》以及《盛唐气象》等重要著作和论文。他与上一辈的学者比较起来，在学术界是比较活跃的。

在当时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中，并不是所有的教授和学术权威都成为了批判对象，比如吴组缃、季镇淮、川岛等人，在“双反”运动中也曾写文章批判林庚或者其他教授。那么何以会选择把林庚作为一个批判对象呢？我想与林庚当时在学术界比较活跃有关。另外，林庚在他的文学史中很推崇中国古代“士”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这个思想实际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肯定，这显然与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有极大差异。

林庚认为：“寒士与权贵之间的矛盾，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里难道寒士不是站在进步一面吗？”林庚在自我批判中还承认，反礼教、反权贵、反庸俗等，这些封建时代中的正面形象，必然会产生个性解放、平等自由一类的概念。林庚认为这是他自己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林庚自己和他的批判者都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中“士”的价值，但现在看来，林庚早年推崇“士”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确实是一个富于学术意义的重要命题。后来余英时研究中国文化中“士”的价值时，就曾特别提出：“士阶层中产生了一批以道自负之人，不甘自贬身价去入仕。温和者尚自许为王侯的师友，激烈者则拒斥一切政治权威。”^[1]

林庚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体现出的这种价值，与当时改造知识分子的时代主流完全相悖，他成为批判对象也是必然的事情。在中国发生的政治运动中，学者成为批判对象，政治因素是关键，但也常有学术环境中人际关系恶化后的矛盾激化；或者二者结合，借政治强力改变学术关系。然而，我们从后来对林庚的回忆及评价中，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史料，所以大体可以认为，林庚成为批判对象，主要是由于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对“士”传统的过分推崇。这一点从学术角度观察，那些批判他的学生倒是没有走眼。袁行霈认为林庚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主要原因是“1956年以来，资产阶级思想逐渐抬头，‘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反动口号一时叫得很响。林先生的著作遇到了适宜的气候，顿时身价百倍”。1958年的“双反”运动，在中国各类政治运动中，算是比较温和的。学生对老师的批判，现在看来虽然多数没有道理，但在当时表现出的态度还不算激烈。虽然个别文章对老师的人格和学术有伤害，比如许多学生对王瑶的批判就有涉及人格的地方，但主体还是以批判学术思想为基本目标。所以在批判文章中，通常学生对老师还是以“先生”相称，虽然在学术上已轻视老师，但在行文中还较为客气。

我倾向于把“双反”运动中学生对老师的批判，理解成是一种学生青春期反叛行为在学术上的表现。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普遍具有反抗权威的气质，这种气质与学术准备间的关系是气质决定学术，而气质主要受流行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在青春气质、道德人格和学术准备这三者之间，主要起作用的可能还是青春气质，所以后来在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学者，较少计较学生当时的行为，可能也是意识到了在流行政治文化中学生青春气质的焕发，所以被批判的学者也较少从道德人格和学术准备上责备学生。(www.xing528.com)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当时批判林庚的学生后来普遍都在学术上有所贡献，比如袁行霈、程毅中、卓如、康式昭等。在这些人后来的学术成就中，他们反而倾向于认同自己早年批判过的对象。这说明政治运动和学术训练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批判的一个副作用是批判者在熟悉批判对象时，受到了被批判者学术的影响，当流行的政治观念过时后，批判中熟悉的学术专业会保留下来。单从学术训练角度说，批判者的政治立场随着政治运动的过去不再彰显，但在批判中养成学术兴趣并得到学术训练也是事实，不然后人难以解释为什么当年的批判者较容易回到学术中来，这当中并不排除有投机行为，但当青春气质为学术兴趣代替后，学术常常成为他们基本的追求。

早年批判过自己老师的学生，再回到老师身边时，老师多以原谅待之，这个习惯为中国学术保留了一些命脉。我们不敢说那时的政治运动没有对老师造成伤害，但在批判中熟悉了老师的学术路径和学术风格，是特殊时代学生延续老师学术的变异方式，虽是无意的结果，但对学术人才的训练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

批判林庚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古典文学组，用九天的时间完成了一本《林庚文艺思想批判》，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集体署名的专书，显然比林庚自己学生的批判更为激烈，但也更空洞无物。这本书系统批判了林庚的古代文学研究，使用的方法是当时普遍流行的苏式文艺理论，该书认为：“林庚数十年来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工作成绩’，主要的还是在于散播反动思想的毒素。他写过两本贯穿着唯心主义史观的中国文学史，和几篇形式主义的‘研究’文章，教了二十多年书。但所有这些，都起了引诱青年读者脱离现实的作用。他的‘滴水微功’，不能弥补他糟蹋现实主义古典文学的错误。他过去也写过不少的诗，但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娱乐’品！旨在帮闲，实在不值得一提。”

林庚在北京大学和学生的关系应该说还比较好，1957年北大学生主办的《红楼》杂志创刊时，林庚写了贺诗，可见学生是信任他的。

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再提起当年对林庚的批判，人们愿意忘记过去，忘记那一段不愉快的经历。那些批判者当时显示出的对林庚的轻蔑，那种自以为真理在自己手中的风气，最终没有撼动林庚文学史研究的地位，他们没有超越林庚，他们还得回到林庚的学术道路上来，但只能望其项背了。

林庚在北京大学受到学生批判的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历史有时候会出现另外的相似现象，当年批判林庚的学生，后来在学术上基本退回到了林庚早年的道路上，批判者成了继承者。袁行霈后来成了林庚的助教，清华大学出版林庚文集的时候，袁行霈写了总序。2006年，林庚去世后，北大中文系要袁行霈代系里拟一副挽联，以此联寄托他以及北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对林先生的悼念。

2008年

【注释】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