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典籍聚散考》与《天一阁藏书考》留下永恒印记

在中国藏书史上，陈登原因他的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和《天一阁藏书考》“两考”而名留青史。而后人对他的生平事迹却知之甚少，《中国读书大辞典》谓“生平事迹不详”。^[1]本文从陈登原的生平人手，对其学术成绩略作介绍，井着重叙述他与天一阁的关系及其所著《天一阁藏书考》的学术价值，以求教于行家。

陈登原（1899-1975），原名登元，字伯瀛，余姚周巷（今慈溪周巷）人。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其祖容卿公教诲，并从父怀成（少慕）课读。民国四年（1915）人宁波浙江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执教于余姚县第一高等小学。民国卜年（1921）入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兼教于宁波商校、效实中学，并开始著述工作。民国卜七年（1928）应聘上海世界书局苏州编译所，任教科书编辑。民国十九年（1930）后复施教，历任宁波市立女子中学教师、南京金陵大学讲师及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杭州之江大学教授、上虞战时中学教师、中央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宁波浙东中学教师、杭州树范中学教师。1950年秋，应著名教授、中国思想史学者侯外庐先生之邀，赴西安住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宜至退休。期间曾任该校校务委员和图书馆馆长、陕西省政协委员。

陈登原像

陈登原一生著述宏富，新见迭出。他治史的重要特点在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推翻、修正前人的结论。曾言：“余治历史者，是故偶有吟咏，不喜风花雪月，喜于古人故事，妄作穿插之语。”一生著述近二十部，发表历史人物评论等学术论文24篇，字数达千万字。主要著作有《中俄关系述略》（1926年版）、《荀子哲学》（1928年版）、《初中外国史》（1929年版）、《高中本国史》（1930年版）、《唐人故事诗》（1931年版、1941年重版）、《词林佳话》（1931年版、1947年重版）、《天一阁藏书考》（1932年版）、《中国土地制度》（1932年版、1933年重版）、《颜习斋哲学思想述》（1934年版）、《中国田制丛考》（1935年版）、《中国文化史》（上册1935年版，下册1937年版；全二册，1947年版）、《金圣叹传》（1935年版，1963年香港太平书局版）、《中国田赋史》（1936年版）、《国名疏故》（1936年版）、《古今典籍聚散考》（1936年版，1983年:重印）、《历史之重演》（1937年版）、《国史旧闻》（第一分册，1958年版；第二分册，1962年版；第三分册，1980年版）、《地赋丛钞》（1958年版）。^[2]近年陈登原著作重版较多。

陈登原《国史旧闻》手稿

陈登原著作中，与藏书文化相关的有《中国文化史》、《古今典籍聚散考》、《天一阁藏书考》。后者下面将作考门论述，在此对前两者略作介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编撰文化史的热潮，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许多论述我国文化史的专著，就是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硕果。在这些著作中，从上古一直论述到当代的中国文化通史，且对后来学界较有影响的，则要数柳诒徵先生与陈登原先生的两部《中国文化史》了。有论者认为：“这两部大作均以资料丰富、立论切当见长，都是后来继起的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必须研读的经典性论著。”^[3]而《古今典籍聚散考》，别称《艺林四劫》，系全面研究中国藏书史上典籍图书散佚毁失现象的著作。该书共4卷，从政治、兵燹、人事、收藏四个方面入手，联系中国历史藏书史实并予以评论研究，征引文献均详注出处，被认为“系中国藏书史上第一部史论结合的专著”。^[4]学术界对陈登原这两部著作的评价甚高。

民国十九年（1930），陈登原先生执教宁波湖西市立女子中学。女中位于古时月湖十洲之一的竹洲上，俗称竹洲女中。天一阁则位于古时月湖十洲之一的芙蓉洲上，两地相距不远。在课余之暇，陈登原与同仁等抵掌论四明（宁波别称）掌故，不能不涉及到天一阁。特别是当大家谈论到新会梁启超先生“以为天一阁所蓄书，实大有益于黄万全”^[5]时，更引起了陈登原先生的浓厚兴趣，开始关心天一阁的史事。7月的某一天，久雨初霁，陈登原偕二、三友人作天一阁之游口作为向导的是同校教师杜天縻。杜天縻（1891~1958），名文治，字志文，一字天縻，号鹏展，以天縻字行，余姚马渚人。早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预科。辛亥革命时，与费德昭等参与光复活动。民国后历任教职，一度赴日本考察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任余姚县立中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953年倡建梨洲文献馆，任馆长，捐书数千册。同年8月被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当时他与陈登原既是同事，乂是同乡，且有同好，结伴同游天一阁，实为一桩美事。

陈登原任教之竹洲女中（现宁波二中）

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天一阁又以怎样的面目迎接他们呢？陈登原后来是这样写的：“鸟歌泥滑，相向道苦；卒后虽见垣墙，顾不得其门而入。问人亦无知者。当年画栋横朱楼，今日尘埃在荆棘；抚今视昔，亦可哀矣。久之，始从墙丛中得一小门。鸟道纤回，屈折而人，始得见所谓天一阁者。”天一阁又怎样呢？陈登原复写道：“其前则怒草杂生，青藓缘壁;其下则小燕呢喃，见人飞窜。所得见者，惟旁犹悬木牌，镌藏书公约；中楹有全谢山手书楹联而已。所藏书，尽在阁上；置梯处平日去梯，盖以防人之私登。其处甚昏黑，几无以辨人。”给人留下了“地势卑湿，四旁杂居劳动者，故家乔木之感，盖云亡矣”的印象，^[6]呈现一副衰败景象。然则陈登原以为：“天一阁有四百余年之历史，松柏后调，矗然犹在；余生也晚，尚得凭吊于荒芜蔓草之中，岂不幸欤？”^[7]对天一阁的历史仍然充满了兴趣，开始了他的调查、访问工作。

陈氏访问之戴氏访庐

他第一个访问对象为戴季石先生。戴季石（1860~1930），名家敦，字季石，乂字鸿祺，鄞县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列第24名。治经学，精心研究说文及占音韵学。甬上学派，以史学为重。自戴季石倡小学音韵之学，始知小学之重，学风为之一转。家有藏书楼曰“访庐”，位于大一阁东首（今天一巷16号），贮书二万余卷。戴季石先生卜分熟悉大一阁的掌故和现实，并对大一阁的善后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8]陈登原由其师、戴季由先生之子、同为竹洲女中教师的戴轩臣引荐，拜访了戴季石先生。戴季石虽“年逾七十，矍铄胜步履，望之如四十余人”^[9]。陈登原询之以天一阁藏书故实，并一一记录。惜乎不久戴季石便魂归道山，陈登原也算作了一项资料的抢救工作。

陈登原访问的第二个对象为当时甬上学界中坚人物冯孟颛先生。冯孟颛（1886~1962），名贞群，字孟颛，又字曼孺，号伏跗居士、妙有子、孤独老人，以孟颛字行，慈溪人，后迁宁波孝闻街，为著名国学家冯（缺）

第八章为“天一阁之散佚”，分为“洪杨以前”，“洪杨之时”，“洪杨以后”；以太平天国起义作为分水岭，符合历史史实。第九章为“天一阁之善后问题”，对范氏藏书如何善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九章之后附有沈叔蜒《书天一阁书目后》、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杨铁夫《重编宁波范氏大一阁图书目录序》及《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综观全书，《天一阁藏书考》体例完备，全面论述了天一阁产生的文化背景、天一阁主人、藏书来源、藏书特色、学术价值、社会影响，探讨了天一阁臧书文化形成、发展、嬗变及其曲折道路，对天一阁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天一阁历史无疑已经大略荟萃斯编。

（二）资料富赡，论之有据

作者妥善地运用了历史文献，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学识。其编述手法，则大底有所阐论，必征文考献以为据，条分缕析而不假空言，所引材料多注明出处。这样做的目的，一则可取信于人，二则便于他人查找与研究，既增加此书的可信度，又赋予它更强的实用性。据笔者的分析，该书所引用的文献可分三类：一为古代重要的藏书文献，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中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八千卷楼书目》、《百百宋楼藏书志》、《绛云楼书目》、钱泰吉《曝书杂记》等；二为重要的私家笔记、文集，如阮元《揅经室集》、钱大昕《潜研堂文集》、阮葵生《茶余客话》、谢堃《春草堂集》、吴翌凤《东斋胜语》、阮元《定香亭笔谈》、周密《志雅堂杂钞》、全祖望《鲒埼亭文集》、黄宗羲《南雷文定》、徐时栋《烟屿楼笔记》、缪荃孙《艺风堂文集》等；三为同天一阁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如阮元《天一阁书目》、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和乾隆、光绪《鄞县志》等。该书所注资料几乎可以看作天一阁研究资料的一个小小“索引“。

此外，作者对材料的运用取舍得当，别具匠心。确有必要的，如重要的上谕、奏章、书信等，全文引入，一字不漏，便于反映完整的史事背景，也便于完整保存史料。如“天一阁与《四库全书》”一章，就全文引用了好几则乾隆皇帝的上谕和杭州织造寅著的奏章，在“天一阁之善后问题”一章，就引用了戴季石先生致邑绅张襄三的长信，为我们了解二三十年代知名人士关于将阁书收归公有倡议的真实情况，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对我们今天研究天一阁从私家藏书楼发展到社会参与管理有重大参考价值。

（三）津逮后学，影响深远

如上所述，陈登原先生的《天一阁藏书考》以其完备的体例，丰富的资料全面展示了天一阁的历史和藏书概况，为后来者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该书问世以来，有关天一阁的研究成果，主要为邱嗣斌先生的《天一阁史话》、骆兆平的《天一阁丛谈》和虞浩旭主编的《天一阁论丛》。前两者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天一阁的研究，有大量新的内容和信息，尤其是后者在注重研究天一阁历史的同时，没有忘记研究天一阁的现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毋庸讳言，两书在体例、内容的安排上，明显地受到了陈著的影响，是在陈著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

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

至于本人主编的《天一阁论丛》，是由单篇论文组成，许多文章都或多或少受了陈氏著作的影响。可以这么说，陈氏之《天一阁藏书考》具开创之功，津逮后学良多。在今后也是研究天一阁的必读书之一。(www.xing528.com)

对于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私人占有性和封闭性及其危害性，陈登原先生作过一番认真的研究。他在《薛氏旧五代史之冥求》中曾指出：“夫明明知所有之书，为仅存之秘笈，于是过为珍视，秘而不宣，此藏书家自谓保存文化，实则戕贼文化也。惟其秘而不宣，书遂无由流通，人亦无由钞印。藏书家之子孙，未必人尽爱好，于是或以不肖广孙之损害，或以盗贼水火之侵陵，而爱护之仅存硕果，遂致绝迹人间。讵非爱之而适以害之欤？”并进一步提出：“盖其书愈鲜，则收藏愈秘；收藏家之心理，念物稀之为贵，有独有之虚荣。然书在藏中，正似鸟入笼中，其结果不免于死亡。极善爱其书者，惟有公诸天下，任人抄印，若已有财力，则任人翻刻。汲古阁主人、知不足斋主人之功，岂在著述等身之学人已下也？”^[10]向收藏家提出了自己的忠告。

关于天一阁藏书的善后问题，随着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兴起，引起越来越多的有识之的关注。民国十五年（1926）发表于由宁波“四明学会”编辑的《明铎》第3期上的王勤的《天一阁记略》一文，指出：“藏书家苟欲永保其书而不失，计殆莫善于公诸众，如是则书经千百人监视之下，子孙虽不肖，亦不复得而盗卖之矣。”^[11]陈登原对于天一阁的善后问题也十分关心，专设“天一阁之善后问题”一章，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范氏藏书，自有明嘉靖以来，已历四白年。今虽空虚寥落，非复昔比，然私人藏书安得久而不散？范氏所幸，积岁如斯；尧卿侍郎复何憾耶？但子孙式微，不克绳其祖武，则今日之残卷，殊难授与保存之责也”，故而“谋残卷之收藏久远者，非翻弦更张不可也”。^[12]而“翻弦更张”的可行之计便是：“将管理之权，归诸公家；而范氏子孙，仍留有假书检书之权利。于已无损，于人有益，于藏书更有益也。”^[13]主张把天一阁藏书的管理权收归公有。更主张“范氏裔子，取法于新会先生（梁启超）之所为，一反犬儒以珍秘为藏之痼习”，化私为公。陈登原的这些主张对于社会参与天一阁的管理是极大的鼓动。1933年2月天一阁管理委员会成立，同年10月天一阁重修委员会成立，标志着社会正式参与对私家藏书的管理。陈登原先生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此后陈登原先生把他的“归诸公家”，“化私为公”的思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其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出版的《古今典籍聚散考》中概括为“爱书以德”。他的基本观点是：近代藏书家“爱书以德”，则应知子孙之不克久享，而将藏书廉售于公家图书馆，而得留其阅览之便利；即使退而求其次，亦应是私人藏书家幡然而自悟，知历代人随书亡的教训，而“公诸天下，任人抄印“，或自己量力从事“印行秘籍，结集遗书”的工作。总之，“藏书家爱书以德之自觉，诚今日切要之道德矣！”^[14]其“爱书以德”的思想对后人影响颇大。

陈登原先生作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史学者，凭藉他对天一阁藏书史料和宁波地方文化学术成果的娴熟，使他基本上得心应手地展开了天一阁藏书文化这一前人几乎没有系统关注过的论题的阐述，首次为学术界勾勒出了我国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历史沿革和基本风貌，并对天一阁的善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而在天一阁的历史上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

注释

[1]王余光、徐雁主编《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2]此处主要参考了吾友童银舫先生的《陈登原著作简介》，见《慈溪人物资料》（慈溪文史第二:辑），政协慈溪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9年5月；《慈溪县志》“人物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

[3]陈登原《中国文化史》，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重印之“本书说明”。

[4]徐雁、王燕均《中国历史藏书读本》，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转引自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2年印行。“黄万全”指甬上著名学者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

[6]见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2年印行本。

[7]以上均见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2年印行本。

[8]本文第四部分将涉及，此处略。

[9]以上均见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2年印行本。

[10]《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十四号（民国十九年七月刊）。

[11]谢典勋《天一阁大事记》（初稿），1998年11月。

[12]以上均见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2年印行本。

[13]以上均见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2年印行本。

[14]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1983年上海书店印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