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冷战的影响及东亚东南亚传播研究

我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本有许多相似之处，属于地理要冲，并很早都有电影业的存在，但同样有一定电影业基础的新加坡并没有发展出成规模的电影产业，还有“冷战”的原因。“冷战”给香港带来两种影响。战后的香港，一是由于“冷战”格局的形成，成为亚洲“冷战”边缘的“边疆”城市，政治、经济地位独特，各行各业生存空间较大，二是因为香港是免税自由港，中转地位愈发凸显。在新机遇下，香港替代战前的电影中心上海，也与新加坡形成功能区别：前者制作，后者投资并消费。一个区域性新电影中心最终形成。

香港在“冷战”中地位的形成和英国对香港采取“非政治化”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即把香港定位为自由贸易的商埠。尽管政治上英美同盟，但并非完全一致。在中国政治局势大变的过程中，英国谋求的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两方采取等距的外交策略。[39]英国对香港的定位也主要着眼于经济利益，而非政治控制。这就使香港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反之，英国对马来亚的意识形态控制则明确得多。日本投降后，英国重返马来亚，在战后民族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势下，英国为了有效地统治马来亚，首先于1945年9月对该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军管结束后，又于1946年4月分解海峡殖民地，将新加坡独立出来单独统治，将槟榔屿、马六甲和其余九个马来亚土邦合并成马来亚联盟。该联盟存在不到两年，于1948年被马来亚联邦体制取代。1948年6月，英国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内战持续到1957年8月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独立时仍未完全结束。[40]至1959年五六月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1963年9月，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砂捞越、沙巴（北婆罗洲）合成马来西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该联邦建国。[41]如此多变的政治社会情势，即使电影重点是娱乐产业，也很难保证其完全与意识形态绝缘，加上星马拍摄华语电影人才的缺乏，影业中心自然转向更少受政治影响干预的香港。

为邵氏效力多年的导演张彻认为：“随着香港的繁荣，社会各方面进步神速，香港政府又不同……新加坡……等多事干预电影，香港电影界本身已具备了‘起飞’的条件。”[42]不过，当时的香港虽然没有建立民族国家认同的迫切问题，但也是“冷战”各方争夺的阵地之一。鉴于“冷战”带来的复杂情势，以及东南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敏感性，香港电影形成了尽量追求娱乐性的传统。

比如邵氏著名的黄梅调电影，即受内地拍摄的戏曲电影《梁祝》、《天仙配》及音乐故事片《刘三姐》等在我国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受到热烈欢迎的启发。（李翰祥提到《天仙配》在香港上映一个月仍天天满座，讲粤语的观众会齐声跟唱，由此受到启发。[43]）但邵氏版本去掉了内地版的反封建反压迫主题。邵氏在60、70年代还拍过模仿007题材的类型片，按说007系列影片的重要背景就是“冷战”，但邵氏避开了这一点，和同时期香港推出的同类粤语时装片比，“更接近占士邦片的原貌，以奇异的外景吸引观众，情节每每涉及国际罪案”。“粤语片通常描写本地的犯罪组织，以香港为故事背景，所以看起来更像犯罪惊栗片，而不是间谍惊栗片；而国语片则往往让主角在亚洲跑动（往澳门、马来西亚、日本等地）。尽管到外埠取景，国语片导演也不会表现出占士邦片常见的冷战立场，而是把重心放在个别坏蛋如何操控大犯罪集团作案。这可能跟制片厂的政策有关，他们免谈政治，以避开本港、台湾以及东南亚的电影审查。”[44]和50年代在马来亚出外景一样，给没有条件“游世界”的观众增加新鲜感和造梦，才是外埠取景的真正目的。

电懋公司那些“空中楼阁”型的电影，也与意识形态的逃避有关，“格调轻快而现代的电懋电影，常常被指中产趣味、脱离现实。而电懋风格的形成，大都被仅仅归结为陆运涛本人以及编剧委员会受西方教育的背景或是香港都市的快速发展。但实际上，受战后居住地区政治形势的限制和影响，海外华人投资制作的华语电影不得不尽可能地避开任何政治性话题。”[45]即便如此，电懋影片仍无法完全避免流露其亲近台湾的立场，《空中小姐》（1959）中大段对台湾的描写，《星星月亮太阳》（1962）中充满温情的国民党军队，均为显证。(www.xing528.com)

至于光艺旗下的电影，多是青春题材或奇情片，50年代的“南洋三部曲”虽讲述华人移民的故事，但多围绕爱情家庭，虽然涉及南洋华校，但华人的语文教育在当时的马来亚尚未引起太大冲突。

香港电影后来动作片尤为特出，除了戏曲和南派功夫的影响，也是因为动作题材偏于感官刺激而非意识形态，“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以东方武术奇异的身体技能构成影片最大奇观的功夫片开始享誉海外，‘港产片’也作为固有名词逐渐为世人所共识。小心翼翼地避开来自……多方面‘地雷’的结果，港产片变不利为有利地闯出一条不依赖话语表达的生路，创出了独特的港片风格。冷战带给香港电影的，不仅限于少数政治主张明确的影片，被认为是一味追求娱乐至上的港产片，其政治性的失语乃至以动作片为最大卖点的特征，不啻是冷战期间处于夹缝中的文化事业的唯一选择”[46]。

以上为第一个原因的阐释，再看第二个原因：香港还有“冷战”中作为转口贸易港的特殊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