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思想:和平共处与求同存异的发展

和平共处与求同存异不仅在新中国外交的前三十年成为健康发展与偏执激进外交政策的试金石，而且开启了此后三十余年外交道路的基本方向。从“三个世界”观念的推出到支持“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的外交思想逐渐走向了稳定的和平发展阶段。

20世纪70年代中叶，毛泽东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提出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的理论。这一思想萌芽于4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思想，成长于6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外交战略，形成于70年代。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208]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这一思想。而这一思想的深入阐释者和推广者则是邓小平。邓小平解释了三个世界观念的时代背景：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妄图在世界上孤立中国。“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而且还不断挑起边界流血事件，入侵我国领土。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劣势，是很大的优势。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209]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和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改善了，第三世界国家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发展到了新阶段。

“第三世界”的外交话语与实践，成为中国对于国际法的重要贡献，其中包含的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同对中国外交的心理、思想与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1974年4月，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支持在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的立法活动，并在多边场合阐述“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热烈支持。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的讲演中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加强与第三世界和一切可联合的力量的团结，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民族经济，建设好各自国家。^[210]此后，邓小平还多次强调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讲演的基本观点。^[211]直至今日，三个世界的划分仍是理解中国外交行为、国际法立场的重要视角。1977年以后，邓小平指出：“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原来存在的两个阵营都瓦解了，两个阵营中间存在的中间地带也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个新形势的发展，毛主席概括地提出了新的战略规定。”^[212]“老的概念、老的公式”“老的战略规定”就包括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一概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画线。(https://www.xing528.com)

在毛泽东明确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后，中国根据新的形势，改变了“一条线”对外方针，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总政策下，使中美和中日关系发展到新阶段。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也争取同苏联发展关系。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同第三世界的合作，还同欧洲发展关系，加强合作，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1978年5月，邓小平在与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谈话中重申：“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大特别会议上作了一篇讲话，讲的就是这个内容。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213]1982年，邓小平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谈话时，重申了中国反对霸权、维护世界和平、同第三世界合作的对外政策。^[214]1984年5月，邓小平在与巴西总统菲格雷多谈话中，明确重申：“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215]反对霸权主义，不支持任何国家，包括本国成为霸权者，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确立新型的、公平合理、平等互信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表达了中国对于国际格局的愿望和立场。

从重返联合国、与美国恢复邦交，到大量展开国际交往与合作，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逐渐走出了相对孤立和边缘化的状态，进入了与大批国家展开正常交往，外交心理相对温和的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外交上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主导，有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多学多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的要求；1985年，中国高层特别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216]21世纪初，中国表达自身的和平发展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愿望^[217]、“亲、诚、惠、容”^[218]的理念，通过国内的不懈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来实现中国梦。^[219]当然，即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外交之路也不是平坦的。中国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尤其是西方国家基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在中国人权问题上还经常有批评之语，中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真正完成，而且这个问题在有些时候还会转换成为国际法问题，部分势力与国外恐怖主义团伙的勾结，在中国采取恐怖主义行动。此时，更需要面对的是，中国如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存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很多国家都垂涎欲滴，在联合国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和国家集团都跃跃欲试，中国的立场与观念应当如何让世界认可和信服？中国应当如何面对全球化中的全球性问题？如何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的格局？中国应当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国际社会的维护个人地位，乃至人权至上的思潮？在国际投资的待遇标准、人道主义干涉等问题上，如何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这些是直到今天中国的理论界和实践界仍然必须高度关注的理论挑战和实践焦点。实践证明，我国的外交政策在处于宽容和缓的状态下，与各国关系的态势较为良好；而一旦出现过于自我中心的追求，过于积极主动地追求一种“特别的存在感”，我们就容易在世界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开展局面就较为困难，处理事务也会有诸多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