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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

时间:2023-08-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如前文所述,虽然权势转移导致霸权相对衰退,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正在改变,但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充满活力并依然良好。此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都是在西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迅速崛起的,然而,这种崛起的可持续性尚需时间检验,其挑战美国霸权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

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崛起引发权势转移虽然导致美国霸权相对衰退,但是这些国家的所谓“崛起”只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提升”。这是因为当前西方(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能够整合新兴崛起国。正如自由国际主义的代表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等学者一再强调的,那些宣告美国衰落的预言忽视了当前正在发生的真实转变:“正在发生的并非美国衰落而是他国赶上并愈益紧密联系的动态过程,这正是开放和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产物。”[56]

伊肯伯里认为,虽然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崛起,但是,通过维护和加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系列规则、机制和法律,将中国发展纳入现行国际体系,确保中国崛起不会导致中美冲突对抗,不会推翻美国霸权。同时,利用现行国际机制、规则和法律约束中国行为,使中国成为其中一员。该秩序能够整合中国等新兴崛起国,究其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崛起国的主动接受。崛起国在开放和基于规则的现行体系中拥有深厚利益牵绊,是真正利益攸关者。具体而言,开放性为崛起国提供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和知识共享。如果没有过去几十年来自美欧无限制投资,中国和其他崛起国将处于较慢的发展道路。

如前文所述,虽然权势转移导致霸权相对衰退,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正在改变,但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充满活力并依然良好。而且,当前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并非关于基本原则之争,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不愿挑战现行体系的基本规范和原则,它们希望从中获得更多权威和领导。

实际上,当前进行的权势转移并不代表自由秩序的挫败,而是反映其最终支配地位。通过参与现行国际体系,并从包括世贸组织和新近组建的“G-20”[57]等规则、实践和制度中受益,巴西、中国和印度等非西方崛起国都已变得更加繁荣和强大。此外,诸如联合国安理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领导机构都是这些国家获得大国权力和行使全球领导力的舞台。值得一提的是,新兴大国尤其是金砖国家对基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依赖日益加深,甚至本身就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崛起国的经济繁荣和影响扩大与世界政治中一系列自由国际主义组织息息相关,并且在维持现行体系存续中拥有深厚利益牵绊。[58]

此外,另一个使崛起国接受现存全球规则和机制的原因是,当这些国家变得更加强大时可打消其邻国疑虑。尤其是如果中国行为表现激进并显示修正主义意图时,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使其邻国可能感觉更加不安。“中国更为积极的外交角色有正面意义,但有些亚洲国家担心中国行为会损害区域秩序稳定。”[59]由于这会招致集体均势干预,所以,中国将通过参与各种区域和全球机制来表示自我克制的信号。总之,如果中国希望邻国确信其“和平崛起”,它将更加需要融入现行国际体系。

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霸权组织形式开始改变,其等级性特征正在衰减,然而,其自由主义特性继续存在。因此,正如中国和其他崛起国试图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并且在体系中确实存在围绕霸权国的权利、特权和责任的斗争,但是日益深化的国际秩序仍然完好无损。实际上,“崛起国正在寻找参与和融入国际秩序的动机和时机,这样可增进其利益。对这些国家来说,通向现代性的道路必须经过现行国际体系”[60]。(www.xing528.com)

第二,推翻现行国际体系代价高昂。关于推翻当前国际秩序所面临的阻力,具体而言,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并非单纯面对一个美国领导的秩序或一个西方体系那么简单。它们面临一个历经数个世纪的抗争和创新后更加宽广的国际秩序。该秩序具有高度发达、极易扩张、整合性和制度化特点,并且深刻扎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当中。[61]而且,在最近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该秩序显示了其整合崛起国以及协调政治和文化多元性的非凡能力。

此外,具体到中美关系,关于所谓“中国模式”[62]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挑战,事实上,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对于目前国际体系的替代秩序并未明确和具体化。换言之,当前并不存在挑战自由国际主义全球组织的逻辑。“北京模式”(Beijing Model)作为一个非自由秩序的替代物缺乏现行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和规则性,而且,从全球范围看,该模式不会增进包括中国在内任何主要国家的利益。

在过去十多年中,尽管新兴大国崛起、西方盟友围绕美国单边主义争论激烈、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为全球体系带来显著混乱,但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依然没有竞争对手。恰恰相反,非西方大国崛起以及经济和安全相互依赖的增长为其带来新的支持者。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曾指出,在过去60多年中,美国在构建国际体系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该体系中,大规模战争已比较罕见,全球经济以空前速度增长,民主国家数量翻了两番。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促进国际安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增进全球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强金融稳定,世贸组织(WTO)促进国际贸易以及北约和欧盟帮助整个大陆实现空前和平与团结。据此,卡根认为美国霸权帮助促进了和平、繁荣和政治自由,而且,美国霸权在维持当前世界秩序中依然重要。[63]

基欧汉也对未来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充满信心,原因有三:其一,在从战争到气候变化的全球问题解决上,美国领导力对促进合作进而推动全球治理极其重要;其二,通过创建使国家分摊责任和负担的多边机构,不仅使合作更易于达成和减轻美国负担,还使美国最有效地行使领导权;其三,在当今世界民主国家中,只有美国兼具硬实力和政治统一来行使持续的全球领导。[64]基欧汉相信,美国在国力相对衰落之后依然可利用其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维系其国际地位,维护现行霸权秩序。“其逻辑方法就是将所有国家,特别是挑战国,整合到现行国际体系,依靠制度约束力与合作带来的收益安抚挑战国。”[65]

总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能在过去几十年赢得胜利主要因为其包含开放贸易和自由市场的规则和机制,也得益于其为各国政府管理经济和安全相互依赖提供途径。此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都是在西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迅速崛起的,然而,这种崛起的可持续性尚需时间检验,其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意愿和能力也有待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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