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所有现存理论各有其特点，但都被结构性歧视所侵蚀，它模糊了人类自身的能动性。现实主义、执行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拥趸都仅仅将个体视为对国家私利的追求者和对法律遵守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理性行为者，而所有其他理论的学者则或多或少将它们视为根植于机制、组织、某种文化模式中规则的俘虏。尽管次国家和超国家行为体越来越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国际人道法遵守最终还是取决于决策者的责任心，国际机制、国家、国内利益团体或者行政机构都没有能力选择遵守或违反。[131]有能力做出选择的唯一主体其实是个人，只有具备权威和权力的个人才能够主宰国家，才能和遵守一般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有实质性的关系。是个人，而非抽象实体——比如组织、文化、利益团体、国家机制，[132]决定是否遵守法律，即使个人偏好、态度和价值观来自这些实体，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构成了以人格为依据的个人层面的变量，这些变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决策者之间的遵守和他们所主宰的国家之间遵守的系统性变化。法律的违反经常可以归因于以人格为依据的要素下“缺乏培训、过失和粗鲁”[133]这些部分，个人能动性的即使粗疏的理论可以认为是对任何国际人道法遵守进行解释或者假设的核心内容。
并不是说其他角度的分析就是理论上错误的进路。是否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决策本质上是外交决策，外交决策不仅仅是个人性格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权力的问题。组织化机制决定和塑造个人偏好的方式、政府机制的政治特点、个人进行决策时的文化模式背景、国际体制中权力和资源的配置结构，这些因素所生成和提供的所有条件和限制都会与法律遵守的个人决策形成因果关系。如果要对所有这一切进行完全的解释和假设，其中每个层次的问题都需要调查、处理和纳入理论范式。[134]同样，忽视作出决策的结构性背景，也会忽视限制决策者辨别和选择选项的各种条件。所有层次的分析都是必要的，但没有一个层次能是充分的。长期研究的计划必须“在不同层次的研究之间建立桥梁”，而不是在它们中间选择其一。[135]理论分析所针对现象的复杂性是对现象进行抽象和概括天然的屏障。
对现象进行解释最重要的是在所有可能的分析层次上都建立理论联系，但现存理论没有对个人决策者给予足够的关注，由此影响了国际法遵守理论的确定性和解释力。如果个人层面的变量不可观察、无法确定，或者个人层面分析中的实证结果不具有普适性，就很难将这些变量纳入国际人道法遵守理论的研究中。然而，如果法律遵守的研究完全不理会个人角色，并且这种忽略来自缺乏借鉴其他学科之必要方法的能力，或者更糟糕的是，不愿意投入必要的精力和时间来获取这些方法和进行这种学科训练，那么理论研究中名为简约，实为解释力单薄的代价将会非常惨重。[136]不论原因如何，仅仅“推测”存在个人层面的变量并且非常重要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变量与国际人道法的遵守息息相关，存在因果关系；或者更糟糕的是，仅仅因为个人层面的变量难以观察和测量就假设这些变量不存在和无关紧要，对于国际人道法遵守的研究都是极其有害的。[137](www.xing528.com)
如果不提及威尔逊、希特勒、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里根、戈尔巴乔夫、侯赛因，就无法解释和理解20世纪的地缘政治史。华盛顿的智囊团秉持这样一个信条——谁是英国首相，谁是德国总理，谁是沙特阿拉伯国王对于美国和全世界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138]因为是“个人”，而非“国家”作出决策，“个人”，而非“国家”是国际机制真正的基本行为体。不论在国际关系、国际法还是战争中，人格因素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有与某种现象开始、过程、结束相关的决策最初都始于“人格”。[139]如果“你所作出的决策本质上取决于你是谁”，那么除非我们接受必要的方法论驱动并转入研究决策过程，否则很多“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为什么’的问题”就超越了我们的视界。虽然个人对于解释决策有责无旁贷的责任，这样的命题由于直观的明显而极易打动某些研究者，但“感觉”到人格的关键性是一回事，论证它如何、何时以及最重要的——“为什么”如此关键，是另一回事。我们臆测的往往比我们所确知的多得多。富有价值的国际人道法遵守理论必须对遵守的决策进行精确而完整的描述，对遵守和违反的现象提出简洁而有效的解释，并对未来的法律遵守提供可靠的预期和承诺。以下将具体阐述一种确定性的理论，它将个人层面的独立变量纳入遵守诉诸自卫权的国际人道法的因果关系，并把相关的国家决策和判断视为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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