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当今形势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面临的问题不能孤立看待。首先，有人可能会提出以下问题：有种种理由表明，私人的经费来源是不够的，因此从今往后，学术和研究机构将越来越依赖于国家资助。但这难道意味着，出于研究的目的，就有理由将征收的税费交由军队来支配吗？对于这个问题，明智的人肯定会回答：“不！”因为对这些经费做出最有利的分配这项困难的任务显然应当交给这样一些人，其训练和从事的工作表明，他们懂得科学和学术。
然而，如果明事理的人宁愿让军事机构来分配大部分经费，那么这只能说他们把普遍的政治主张置于文化关怀之上。于是，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实际的政治观点及其根源和影响上。这样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里讨论的问题不过是冰山一角，只有放在更大的框架下才能做出全面估计和恰当判断。
我们所讲的这些倾向对美国来说是某种新的东西。它们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把一切力量都集中于军事目标，这样便发展出一种支配一切的军国主义心态，突然的胜利又进一步加强了它。这种心态的典型特征是，人们把伯特兰·罗素所谓的“赤裸裸的权力”看得远远比影响国际关系的所有其他因素更重要。特别是受到俾斯麦成功的误导，德国人的心态恰恰经历了这样一种转变，结果不到一百年就完全毁灭了自己。
必须坦言，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时使我不禁想起德皇威廉二世统治下德国的态度。我知道，不仅是我，别人也会做出这种苦痛的联想。军国主义心态的典型特征就是认为，原子弹、战略基地、各种武器、原材料等物质因素是最重要的，而人的欲望和思想等心理学因素则是不重要或次要的。个人被降格为一种纯粹的工具，沦为“人力物资”。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人所追求的那些正常目标就消失不见了。而军国主义心态则把“赤裸裸的权力”提升为目标本身，这真是人类最离奇的错觉之一了。(www.xing528.com)
在我们这个时代，军国主义心态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因为进攻性武器已经变得比防御性武器强大得多。因此，这必然会导致预防性战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普遍的不安全感，而这又会导致以所谓国家利益的名义牺牲公民权利。政治迫害和各种控制（比如对教学研究和媒体的控制等）似乎无可避免，因此并没有遇到大众的反抗，而若不是军国主义心态作祟，这种反抗是可以提供保护的。所有价值都会逐渐被重估，因为任何对乌托邦目的没有明显用处的东西都被视为劣等的。
在我看来，除了提出一种有远见、诚实、勇敢的政策，以在超国家基础上确立安全，没有任何其他道路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我们希望，只要外部环境还要求美国担任领导角色，还能找到足够多有道德力量的人沿着这条道路来引导这个国家。那样一来，这里讨论的这类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
[81]载《美国学人》（The American Scholar, New York, Summer,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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