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禁政大致以禁种、禁吸和禁运为要端，三者密不可分。各省提出缩期禁种、停收税厘、禁运外省土药以及速裁统税局卡等要求，度支部则奉行土药税厘至上主义，或驳议，或拖延，置各省呼吁于不顾，我行我素。民间对此种税厘至上、财政为先的主张隐为抵制，屡有物议。清廷与各省在鸦片禁政问题上政见分途，甚至对立的态势日趋明显。
一、缩期禁种
1906年9月20日清廷发布禁烟上谕，明确宣示十年之内禁绝鸦片，[296]11月30日会议政务处拟定禁烟章程，对禁种土药事项作出规定：“现定以十年禁绝吸食，自当先限栽种，庶吸食可期禁绝……其业经栽种者，给予凭照，令业户递年减种九成之一”，“其凭照一年一换，统限九年内尽绝根株，违者即将原地充公。如未满十年之限，能将辖境内种烟地亩勒禁，全行改种他粮，查明属实，准将地方官分别奏奖”。[297]按照此项规定，各省必须于1915年之前全部禁绝罂粟种植。此一规定甫经出台，有人即对这一期限提出疑问，认为时间愈久，愈难禁绝，因而主张缩限禁种。1908年3月中旬，云贵总督锡良专折奏请清廷，将云南于本年年底前彻底禁种的主张剀切入告，并建议全国应在1909年之前全部实行禁种。锡良对此解释说：“访诸舆论，皆以限期过宽，反形棘手。拟请趁此人心激发之日，改缩期限。”[298]缩期禁种主张一经刊布，舆论反应极佳，有人称“滇督锡良之疏最中肯綮”[299]。其实，早在19世纪80年代，张之洞在山西实施禁烟时，锡良就是一位热衷于禁烟的官员，出力尤多[300]，这次所提缩期禁种实各省缩禁之蒿矢。4月20日翰林院侍读周爰诹亦奏请清廷，饬令各省督抚，凡种鸦片烟之地限两年一律禁绝。[301]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缩限禁种。
会议政务处对云南缩期禁种的主张深表赞同，“滇省即称踊跃禁烟，自不必拘定十年之限”。此后滇督锡良又有奏陈，请求各省应一体动作，缩期禁种才可有效。[302]云南省因有锡良主持禁政，雷厉风行，至1908年底基本实现土药禁种的计划。自云南提出缩期禁种后，1908年9月黑龙江亦提出缩期禁种的计划；[303]10月山西省咨议局谈论本省禁烟方案时，各区主张立时禁种者占十分之九，而主张分年递减者仅占十分之一，遂决定自明年起一律禁种土药。[304]其他如山东[305]、贵州[306]、四川[307]、直隶[308]、江苏[309]等省均提出缩期禁种要求，其他各省亦有大致的要求[310]。
各省提出缩期禁种的方案不能不涉及征税问题，这一问题由度支部审核。该部对缩期禁种的主张颇不谓然，在讨论锡良和袁树勋缩期禁种的奏折时，载泽表示，“立法贵乎能行，为期过近，恐徒减税厘，与事毫无实际”[311]，建议各省体察本省实际，再行定夺。当各省纷纷提议缩期禁种时，度支部极欲阻拦，认为禁吸优于禁种，[312]载泽申明说，“禁烟之期限以十年，各省于斯十年中果能断绝根株，固足征信于各国，倘轻易缩减，未能实践其行，恐各国又启轻视之，渐转于信用上自失价值”[313]。1909年9月，该部针对各省缩期禁种呼声较高，郑重地向禁烟大臣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各省的主张有害无益，“殊不知土药已禁而洋药仍来，吸户求土药而不得，势必购取洋药，是于禁烟要政毫无裨益，而专使财政利权添一绝大漏卮。因拟申明办法，通饬各省仍于查禁吸户一事，切实举办，以期轻重成宜，克收效果”[314]。看来，在清廷内部，度支部是缩期禁种主张的主要阻力。
1909年8月上旬，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具折请求清廷饬令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和山西五省必须于本年内实现禁种，以配合云南省的缩期禁种计划；此后，东三省总督锡良亦有类似请求。度支部遵旨对这两份奏折进行了并案答复，基本上否决了两位总督的请求，答复中仍断言缩期禁种有害财政税收，“惟以禁种为第一要著，似尚非探本穷源之论”，“禁吸一层视禁种尤关紧要。今各省于禁种一层既已不遗余力，期限必不致延长，但恐种者虽净而吸者未断，土药虽经绝迹，洋药更可居奇，十年期限为日方长，沈痼不除，漏卮转巨，此臣等兼权熟计，不能不鳃鳃过滤者也”[315]，对各省缩期禁种的言行加以阻拦。
1908年下半年后提出缩期禁种土药的奏折连续不断，会议政务处在讨论时意见纷歧明显，度支部尚书载泽尤为反对，迫使庆亲王奕劻不得不妥协，再度征询各省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稍后，会议政务处提调决定折衷办理，“缩短年限须体察各省情形，禁种土药亦须由宽而严，以免纷扰”，这一措词遭到袁世凯和鹿传霖反对，谓之不伦不类，没有针对性，遂至于搁置不论。[316]直到1909年初，清廷才根据会议政务处的意见作出决断，全国各省可以根据情形划区分期禁种，这一方案实际上是以度支部的意见为蓝本，该部于1908年10月初曾就各省调查的情况提出本部意见，要言之，即是分省分期禁种，[317]反对各省统一缩禁计划，也就能够保证度支部对土药税厘的尽量征收。外人对清廷以禁烟为名榨取税厘的做法极不赞成，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召开时，美国禁烟会代表丁义华向中国官方坦言说，“中国欲禁绝烟毒以救国民，则有绝大之问题应须解决，盖必全弃其鸦片入税始能有战胜之日也，政府失此巨帑，必求所以补救之道”[318]，度支部因中央财政窘迫，极难做到道义与财政两相兼顾，实行起来必然是偏顾一端。所以，万国禁烟会尚在进行之中，该部就提出“各省土药税照原价加增十分之二，以裕国库而示限制”[319]，尽管这一提议未能付诸实施，但财政至上的做法显而易见。
1909年底，贵州巡抚庞鸿书提出要仿照云南办法，在年底前坚决停收本省的土药税，以斩断烟农的观望心态，促其体察政府禁烟的决心，推动禁政切实有效地进行。庞鸿书奏称：“惟是利之所在，终难尽绝根株，并以厘税照常征收，民间每昧为以征为禁之意，误会公家藉此筹款，遂视禁令为具文，相率观望”，“为今之计，惟有将土厘一项先行停止，使民晓然于禁令之必行，而后能收其效”，“现拟仿照云南办法，截至本年底止，即将厘税停收，所有存土限期出境，过期由厘卡查获，即报明总局，全行焚毁……明知财政窘迫，区区土厘未尝不恃以应急，然除毒务尽，稍一踌躇既无以示信于民间，即难望收效于日后”。[320]有人曾研究贵州鸦片税对该省的重要作用问题，认为它“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补偿了贵州财政收入的不足，并在某种程度上活跃了市场，促进了商品的流通，繁荣了经济，抵补了贸易上收支严重的财政赤字”[321]，既然土药税对贵州一省“功勋卓著”，而庞鸿书却主张停收鸦片税厘，可见黔抚立意之高，决心之大。折上后，事关财政，清廷交由度支部审核，该部断然否决了贵州的这一请求，反对该省照搬云南的办法，责令土药税厘应继续征收，牌照捐等亦应着力实施，度支部的依据主要还是“以征为禁”理论：“若全省种烟地亩尚未全行勒禁，遽将厘税停收，是适为种烟者轻其成本，不特小民贪利，偷种之情弊难防，恐烟价日低，吸户之查禁匪易”，“请饬下该督抚所属，仍将土药厘税照常征收，并将吸户牌照捐，妥定稽查章程，俾收征禁并施之效”。[322]
同相的理论不但约束贵州禁政，甘肃省亦遭到同样的待遇。该省请求停收鸦片亩税，陕甘总督对度支部动辄以征收鸦片税厘为准绳，裁量各省禁政措施的倾向也表示反对。所以，度支部在核复甘肃的请求时，不得不为自己辩解，“自实行禁烟以来，各省禁吸、禁种无不为之申明赏罚，惩劝兼施。即各省土税分局，亦经次第裁撤，从不以税项稍存瞻顾”[323]，然后对甘督此奏大加反对，答复中嘲讽揶揄：“该督既以甘省产土，不欲流毒他省，而忍听甘省之民自种自吸，以沉湎于鸠毒乎？该督既知近年土价陡涨，收买愈多，偷种愈广，又岂知亩税一停，局卡一撤，则无税之土获利愈厚，私种私贩日益加多，可徒恃文告以禁绝之乎？”[324]后来刊布的《清朝续文献通考》一书撰者刘锦藻亦注意到度支部此奏，特加按语评论说：“部臣此奏可谓辩言乱政矣。陕甘为产土之区，禁种自当严于禁吸，但贩应并禁，贩与种相表里也。不禁贩而禁种，其弊与不禁等。前此，河南请止外土入境，竟遭部驳，今陕甘复以为言，可见事之当行，不谋而合。乃部意且以不谅，责该省督臣。其言不谅者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岂以烟禁为筹款之变相？寓禁于征者特其名，寓征于禁者乃其实欤！”[325]
“税厘至上主义”明显表现在1911年4月度支部将各省土药统税局卡一律裁撤后，载泽具折向清廷声明，本部对禁烟已经没有责任。媒介引述载泽的观点报道说“该部对于禁种一事并无直接之权限，碍难参与，应请饬下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切实办理，嗣后如有种种情弊，度支部概不负责”[326]，此项报道虽是道听途说，但揆诸该部往常表现，此事尚足凭信，不似游戏怪诞之论。
二、禁运外土风波
“外土”系一相对概念，并非指洋药，而是外省所运来的土产鸦片。禁运外土与缩期禁种有密切关系，否则，此处禁种而彼处仍运销倒灌，缩期禁种必成徒劳之举。揆诸清末禁政事实，禁运外土的成因较为复杂，扼要言之，约有数端，一为各省土药生产的多寡、禁令之宽严不同、地方政府的应对方法等各不相同，导致土药生产的数量和种植时间长短不同，随处可以运销，此省之土可进彼省，并可辗转运销数省。缩期禁种一经实行，必须对此加以约束，故有禁运外土之说；二是出于自我保护，本省财源不容他省侵越，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一类型的省份较少，并不占主流；三则是暗中对抗度支部的统税利益，在拨还各省土药税愈来愈少的情况下，各省不能不无动于衷，隐瞒土药产量、税收造假等均系惯用的对抗手法。1909年11月，度支部根据举报，发现江西、安徽两省“藉减种土药为词，暗中有隐瞒土药税款情事，于税课大有妨碍，拟即由部简员，分赴该两省严密查访，以免朦混”[327]，所以，禁运外土的复杂情态不能一言道尽。
禁运外土风波，始于1909年底，迄于1910年底。谓其“风波”，自然意味着上下纠纷复杂而又激烈。卷入此次风波的省份主要有福建、山东和河南三省。度支部坚决反对各省禁运外土的要求，面对各省屡次坚请，毫不动摇，且敢于冒舆论谴责之风险。度支部在议覆各省禁烟奏折时，经常使用“拔本塞源”一词，该词的确切含义，按照度支部的解释是禁吸为先，禁止吸食鸦片是解决禁政问题的不二法门，其他禁种、禁运仅仅是辅助，不可过分强调。该部以司农为己任，深知三个环节均可产生财政效益，尤其是不能过分强调禁运土药，只要统税政策未被取消，土药运销即会巩固中央财源。看来，该部政策倾向于对土药运销加以保护，实属“分内之事”。
福建省是提出禁运外土动议较早的省份。该省鸦片禁政颇具特色，民间禁种、禁吸进展较快，“去毒社”组织遍于全省，1910年4月份，该省士绅极力催促闽督松涛向清廷提出禁止外省土药入境的请求。松涛一折奏上后，清廷允准。此后，闽省海关不断抓获偷运土商，鸦片商极力向度支部和督办土药统税大臣告状饶舌，度支部为解决此事，即电知闽督松涛放行，其第一电中说：“现查各省完税土商尚多贩运，如入闽境销售时，希饬各关卡一律准其通行，以符定章。”[328]
闽督接电后，对度支部维护土药税则，而不管本省禁政颇表不满，迅即去电，再度请求禁运邻土，[329]强调本省禁政正有起色，省内官绅极力要求禁止外土输入，以保证闽省禁吸禁种实行。度支部对该省接二连三请求禁运外土，十分不悦，仍旧强调“拔本塞源”旧调，其第二电中对此作了解释，称“惟禁烟扼要办法首在严禁吸食，吸者无人，则种者、贩者自不禁而绝。若禁吸尚无把握，徒从事于禁运，恐禁令虽严，于事实上终难期收效，致为洋药驱除，种户藉口又不待论”，根据这一套理论，度支部说“对于各省禁烟，凡有主张禁种、禁吸者，无不极力赞成，独于禁运，则以为必待禁吸收效之后，始可议及。是以近年陕、甘、黔、豫、鲁、湘等省倡议禁运，均经先后分咨议驳，令专就禁吸、禁种两端切实办理”，对福建省的一再请求，该部强调说“闽省目前禁种即可净绝，禁吸亦日形起色，自应由贵督饬属推行，必收烟害廓清之效。至禁运一层，仍希查照本部前次咨电办理，以免纷扰”。[330]该省民众对度支部违背清廷旨意，意图税厘，偏重财政的倾向极为愤懑，抗议之电往纷纷涌向京师，特别是咨议局、绅士代表、各界社会人士分别致电度支部、军机处等，[331]申述本省禁政成效，对度支部抗旨不遵进行严厉谴责，并针对“旨准部驳，行政两歧”的情状表示疑惑不解，民情震骇的程度可以想见。
有撰稿者评论说，度支部此举纯为财政之计，若各省对度支部的意图隐为抵制，坚拒外土，则该省将来向清廷请款，度支部自然拒拨有辞。只禁吸食不禁贩运，舆论称之为“不啻割势以止奸淫，断手以防偷盗”，称度支部的主张直为鸦片商人之护符。[332]极有意味的是闽省禁运外土请求，已经获得清廷的允准，而度支部仍旧阻拦，意欲畅销完税土药，实为抗旨不遵。这一矛盾现象极为复杂，殆至晚清，权贵擅权，载泽权势正隆，监国摄政王载沣不能驾驭全局，据传，隆裕太后优隆载泽，系挟制监国摄政王载沣，“宣统初，载泽、溥伦皆缘妻宠出而任事。载则尤横，以其夫人与隆裕为同胞姐妹，时往来宫中，私传隆裕言语以挟制监国也”，其朝政之糜烂以及亲贵专政情弊，后人曾有洞见，[333]评论颇中肯綮，此可解释谕旨与部文互为矛盾的原因。社会人士对度支部所谓的“拔本塞源”言论最是反感，舆论视之为“司马昭之心”:“度支部之意，不过以为禁吸禁种本为题中应有之文章，而禁运一层，有碍于本部眼前之生意。前电之一则曰完税之土，再则曰完税土商，盖已明示用意之所在矣。夫欲保一部有限之税厘，而不惜遗全省无穷之烟害。果其此税应保，则禁烟之举不已太多事乎？”[334]
由于土商继续将外省土药运销入闽，对该省禁政威胁太大，1910年8月19日闽省再度请求禁运外土，松涛奏折主要陈述了必须禁运外土的三个理由：
第一，目前正临近秋季，罂粟即将播种，如果任听邻省土药入境，“是同一禁种，此省遵禁，顿失厚利，而他省转得畅销。小民重利必生觊觎之心”；第二，旨准而部驳，政令两歧，难以服众，“闽省禁止邻土入境系奏明奉旨在前，闽人固习闻之，今忽放行，必疑长官禁令两歧，将来或犯种烟，惩劝几穷于术”；第三，本省土商已经具结不贩外土，不应办法两歧，无法操纵禁政，“近日闽中各地方筹议抵制邻土，众情固结，福州土商公帮联具禀结：自愿永远不贩邻省土药，以息浮言，若一旦放行，民心浮动，隐患何穷”！[335]
度支部的议覆奏折藉口闽省尚有土药种植、土药贩运，因而仍坚持原来的意见，且口气愈来愈强硬，议覆折称，“该省禁种禁吸并未实力奉行，专欲先禁邻土，徒累商户，于禁烟亦未必实有裨益；且国家既收统税，断无各省自分畛域之理。应请旨饬下闽浙总督遵照奏定土药统税章程，将已完统税之商土准其放行，倘该省地方滋生事端，该督亦不能辞其咎也”[336]。开导与威胁并施，驳回了闽省的请求。这次请求被度支部驳回，影响极为恶劣，导致福建省的土药种植又有反弹，1911年2月份，福建省某些州县的土药种植较往年为多，主要的原因是土药价格陡升，洋药价格也持续飙升，利润丰厚，所以民人相与偷种，[337]这对闽省禁政构成沉重的压力。
山东省与度支部禁运外土的纠纷也是一个明显的事例。1910年6月，山东巡抚孙宝琦援引福建等省成案，要求禁止外土入境，孙折称，“所虑者，内地存土日少，土价日昂，万一外土蜂拥而至，贻害殊无底止。近年东、胶两海关土药进口之数业已年增一年，漏卮不塞，后患何穷？再四思维，禁吃须先禁运，拟请援照晋、闽各省办法，自本年秋季起，一律禁止外省土药入境”[338]，清廷谕令度支部研究此事，该部强调禁吸为先，“扼要办法尤在禁吸，盖吸者禁除，种者、贩者无利可图，自不禁而止”；山东吸食者并未减少，“若因销场畅旺，徒以禁运为挽救之策，恐外土虽经禁绝，而吸者未已，种户贪利偷种，为害无穷，防维不易”，无人吸食则外土自然不来，在土药统税尚未废止之前，不可禁运外土。度支部咨请该省巡抚着力解决吸食问题，而不仅仅是对外来土药实施禁运，对该省提出禁运外土的请求依旧议驳。[339]前述该部议驳闽省禁运外土的请求，已不洽舆论；现在又对山东的请求再度拒绝，报界人士特撰文予以谴责，《申报》“时评”专栏曾刊文说：
禁种、禁吸、禁贩三者均为禁烟扼要之图，顾禁吸、禁种其势散漫而难为力；独至禁贩，则一省隘口有限，稽查易密而收效亦较速而且巨，此理固昭然而为国人所共喻者也。
异哉！度支部之驳鲁省请禁运外土入境也。曰：吸者禁除，贩者无利可图自不禁而止。不知禁烟最终之目的不过在禁绝吸食者，吸者既已禁除，则禁烟事已告成，复何待于禁贩？所以，欲禁贩者正为吸者一时未易禁除，故将藉以绝吸者之望，而为禁吸之后盾耳。且也禁吸虽严，而外土之来既一日不绝，则何处不可得烟？……大部职在度支，苟可增国家之岁入，其他利害所不必问，计臣之知足国固有足自夸者，虽然其如全局何？[340]
河南省因请求禁运外土也与度支部纠纷不断。在各省中，山西、云南、福建三省缩期禁种进展极速，成效之大令英人亦不得不叹服，各省争相援引效仿[341]，河南省就是其中之一。1909年12月，河南省巡抚吴重熹上奏清廷，提出为顺利实现缩期禁种，必须禁止邻省土药的倒灌，即便是纳税后的土药，违背本省的禁运之令，亦须被视为私土而予没收。其主要依据是烟农意存侥幸，偷种不绝，地方官无法施以禁种之令，即便严词申禁，亦无济于事。军机处饬令度支部对此折研究答复。度支部仍以其“拔本塞源”之论，对豫抚奏折进行驳议，“若徒以禁止外土输入为主，实非拔本塞源之道”，“现在西北各省所运土药尚未能骤时杜绝，统税势不能不照常征收，倘不问原土完税与否，概令扣留充公，是不惟不足以示信于商人，抑且与统税以征为禁之意殊属未合，该抚所奏禁止外土输入之处应请毋庸置议”。[342]
1910年5月19日，该省鉴于缩期禁种的最大阻力，仍是邻近省份的土药倒灌，民间偷贩偷植鸦片的情形屡禁不止，开缺豫抚吴重熹不得不再度请求清廷对禁运邻省土药加以约束，度支部依旧给予议驳。[343]该部对禁运邻土的处理，引起民间人士的极大反感，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时评，对此提出批评，[344]各地因禁种土药导致的民变层出不穷，尽管具体原因各有差别，而邻土禁运不顺，烟民贪利，官府强行铲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345]
此一时期，清廷有两个部门最受民间舆论指责，一为度支部，其反对禁运外土的政策备受诟病；二是外务部，与英人谈判鸦片废约问题毫无进展，妥协退让，极受攻击。相比之下，度支部较外务部处境更坏，既有各省督抚的指责，更有民间舆论的谴责，并且因清理财政，专擅揽权，清廷各部也颇有微词，互为龃龉。该部尚书载泽沦为孤家寡人，树敌尤多。各省提出的禁运外土奏折犹如雪片，联翩而至，载泽穷于应付，辞职的传闻亦屡见报端。[346]清末禁政时期，禁运外省土药是土药税政引致纠纷较多的一个问题，与土药税款拨解之争、八省统捐等问题稍有区别，禁运邻土风波不仅将度支部置于各省督抚的对立面，而且也为禁烟组织、民间绅士尤其是知识界所诟病，处处不得人心。下述统税局卡裁撤问题亦为该部所导控，更可见矛盾运作之情态。
三、裁局撤卡纠纷
土药统税局卡是土药统税制度的执行机构，清廷在武昌设立土药统税总局，在各省设立分局，每省境内设有或多或少的关卡，构成一个垂直统辖体系。研究禁政时期的土药统税局卡，涉及的问题较多，如总局与分局以及各个关卡的工作程序，税收数量的造报与变动等，目前此类史料还较为零散，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容待以后加以注意。此处仅关注各省局卡设立和人员变动、局卡经费缩减趋势、度支部对裁撤局卡的意见倾向以及裁撤以后的税政处理、纷争等。
各省统税局卡设立的时间先后有别，1906年11月16日督办土药统税大臣柯逢时向清廷奏报了各省设立分局的情况。截至奏报时为止，由清廷直辖的统税总局在武昌设立，全国主要省份，如湖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省也已经设立统税征收机构，四川、贵州正在设立的过程中，但东三省和新疆尚未设立，柯逢时正派人前往考察。[347]统税总局管理各省土药统税的征收、造报和拨解税款，由土药统税大臣全盘经画，总局内部设立坐办、总文案、帮办及提调等职。总局坐办设立于1906年10月，由柯逢时向军机处保举降谪山西按察使候选道程仪洛充任；[348]总文案一职，八省土膏统捐时期系由湖北武昌人吕承瀚充任，[349]至各省推广土药统税后，估计仍由该员充任。总局帮办一职开始并未设立，至1908年7月，由于总局事务繁重，柯逢时又请求增加此职，保举江苏补用道原山西分局正办方硕辅充任此职，另外总局尚设有提调数员，以资襄助经理。[350]各省分局正办、帮办以及提调等员均由柯逢时遴委选派，各省督抚亦协同办理。总局、分局人员或因丁忧，或调任他处，人员构成多有变动。[351]西南三省由于产土较多，民众自种自吸，散漫难稽，本销整顿久不见效，后来划出独自办理，各该省份的统税分局亦相应撤销，此处所称裁撤局卡不包括这三省的问题。
1907年夏天柯逢时提出裁撤土药统税局卡问题，起因是各省纷纷筹备鸦片专卖，裁局势所必然；并且因各省酝酿专卖，土商相率观望，土药贸易量大受影响，各分局开始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形。随着各省推行缩期禁种，土药来源已经日渐减少，裁局问题再度提上议事日程，这次拟议裁局的原因是总局、分局经费支出庞大，收入减少。1908年7月，柯逢时向清廷汇报各局经费竭蹶情形时说，“上年土税骤绌，支用不敷，经臣饬令将局用一律删减，以免虚糜。惟部定章程本极核实，量加裁并，为数无多”，“现在实行禁烟，收数益少，而税局不能遽撤，则经费实苦难支。浙、闽两局向由总局赔垫，汴局不敷之款已在正税挪用；直隶一局上年拨给十万金，尚须随时接济，此外各分局本无盈余”，“本年三月以来，土商渐多改业，私贩绕越偷漏防不胜防，几于无款可解。查定章，各局开支只准动用经费，不许擅挪税款。惟此后按年递减，则需用者无可取盈，已挪者更难弥补，惟有仰恳天恩，俯准暂挪正税以济目前”。[352]在这种情况下，柯逢时对裁局撤卡一事开始重视起来，在与军机处、度支部的来往函电中屡屡提到此事。1908年11月中旬，他在给军机处的电文中称“禁烟与收税万难两全，屡请通饬各省设法筹抵，近又缩短期限，本年即须停撤多局，大半征无可征”[353]，柯氏本人与度支部就裁撤局卡问题有所讨论，但未形成一致的看法，该部对裁撤局卡非常慎重；而柯逢时则较为积极，从1908年下半年起，由于局卡经费收支不敷甚为严重，曾就局卡撤废问题多次向清廷奏报，清廷基于有关省份开始实行缩期禁种计划，责令度支部重视研究柯逢时的建议。
局卡裁撤之说也有外国因素介乎其中，尤其是各国对清廷依赖鸦片税提出警告，当土药统税政策刚刚实行时，怀疑中国藉土药统税挽救财政的观点在外人中颇有市场，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其发往国内的电文说“随着统一征收鸦片税的实施，其他所有鸦片税均被废止。各省也在严厉惩罚下被绝对禁止收税。甚至种植罂粟的田赋也被取消，而种植粮食的田赋反而保留下来，这种做法令人费解。这些事实使得人们认为：政府并不注意从根本上去抑制鸦片贸易，并不希望在短时期内以重税扼杀政策把国家从鸦片世界中解救出来”[354]。这一担心自有道理，统税政策取代重税扼杀政策，偏重财政而忽视禁政是外人得出的主要结论，他们对鸦片统税政策的初步反应，往往认为实行统一税收政策肯定会带来巨额的财政收入。[355]所以，英国对中国禁烟总抱有一种不信任感，这直接影响到中英双方对印度鸦片减少进口的谈判，况且英人对中国实行的土膏统捐也颇有意见，并导致双方的交涉。[356]上海万国禁烟会召开期间，美国也以各种方式提醒中国放弃鸦片税收[357]，这是土药局卡裁撤的国际背景。
1908年底因各省开始缩期禁烟，统税收入总量开始大幅度减少，裁撤局卡一事显得更加紧迫。度支部虽不愿裁局，但因税款日渐短少，不得不关注此事，1908年12月下旬，载泽开始饬令有关官员着手筹划如何裁撤以及如何兼并的事项，以备与柯逢时协商。[358]清廷这一动向，很快即被各省侦知，于是有的省份已经开始注意裁局以后的税项去留问题。早在11月份山西省建议将裁撤局卡以后的土药税收归本省支配，用于缩期禁烟以后的善后事项。晋抚宝棻的奏折说“今统税即拟撤卡，应即援照四川、云贵、东三省办法，由本省接办，责成印委各员照章征收；至土药地亩来年即拟禁种，税项已成弩末……相应仰恳天恩，俯念晋省为难情形迥非他省可比，准将此后征收土药税款均由晋省截留，专备禁烟善后之需”[359]。度支部在研究晋省的要求后认为，该省土药局卡是否需要裁撤，目前还难以确定，并要对其禁烟成效调查详确后，方可决定是否裁撤。
对各省缩期禁烟成效进行调查，原本由禁烟大臣和民政部负责实施，但实际情况是由度支部决定并负责执行的，这是一件微妙的事情。此事机缘，一是柯逢时建议裁撤局卡。早在1908年7月柯氏就同度支部就裁局一事交换过意见，1909年2月他在向清廷请病假的片奏中又提及此事，“方今烟禁森严，各疆臣亦切实整顿，岁收无几，似应将各局一律通裁，以免藉口；如一时未能遽撤，伏乞圣慈俯准派员接替”[360]，对裁局一事甚为企盼。度支部则认为至少要作实地调查后，才可确定是否裁局，该部曾于1909年2月3日专折解释此事，认为“各局裁撤迟速之期，应以各该省禁种之有无成效为断。江南、安徽、河南、山东、山西五省定议于明年禁种，则于本年冬季、明年春初，凡种烟之田即不准再行布种，惟恐小民贪利私贩禁令，必于明年三四月间烟苗发生之时，周历调查始能得其实在，届时拟由臣部奏派专员前往，切实查勘……至各该省统税分局应否裁撤，一俟臣部奏派之员查勘报明后，再行分别办理”[361]，该部已经将查勘之权收归己有，其他部门已不便插手此事；二是禁烟大臣促成此事。报界对此事曾有报道，且报道的时间早于官方出版的《政治官报》，其消息来源是由禁烟大臣周边的人所提供的。这项报道说，禁烟大臣在研究禁烟事宜时，认为各省种烟地亩，如果仅靠各省的奏报，不管是面积减种，还是收浆数量，均不足据，“决定会同度支部，于明春选派正直官员，按季分赴各州县，亲历调查所种地亩及收浆数目，俾得核实递减，以免朦蔽而绝根源”[362]，从查勘动机来看，禁烟大臣与度支部有较大的距离，禁烟大臣强调禁烟成效，而度支部则是为是否裁局作实地侦测，因度支部首先包揽，故后来派员查勘均由该部一手经理。
1909年3月，查勘行动进入实施阶段。度支部简派方硕辅带队，由武昌总局前往江苏、安徽和山东三省实地查勘，福建、云南和黑龙江等省则由本省统税分局协同地方官查勘。[363]方硕辅在赴江苏等省前，专门就查勘的事项电知有关省份督抚，请其预先令各州县官员将本地查烟的结果册报本地统税局卡，以备检查。报界在报道此事时，注意到方氏所开的复查项目，并未列有种烟户名、罂粟种植亩数等，所以访事者评论度支部查勘禁烟的真正目的与土药统税有关，“盖度支部此举注意于土药统税也”[364]。
这次查勘行动历时三个月，至6月份一律结束。上述五省对这次查勘结果抱有较大的希望，等待度支部尽快就裁局问题提出方案。但该部并不急于奏报，事隔三个月后，才不得不向清廷汇报调查结果。度支部在总结中说，“总计以上五省于禁种土药均已实行，必能遵照限期悉行禁绝……至此次查勘五省禁种土药情形，原以各省禁种之虚实关系土税分局之去留，今禁种既已实行，则土税之来源日绌，所有各省分局应如何分别酌裁，业经该帮办详报督办土药统税大臣查核，应俟该大臣酌量情形，咨明臣部，另案办理”[365]。这一“另案办理”的结果，就是尽量拖延时间，不放过一丝征税的希望。对浙江省土药局卡裁撤之后的统税安排，足以显示该部对土税的重视，它要求浙江省对已经完税的土药“仍应按照统税定章办理，不得再行征取分毫”，对未经土药局卡征税者，“自应准由该省自行委员稽征，每担共收税费百十五两”。[366]如此“关照”浙江省的土药税政，背后正显示出部臣与疆吏之间的隔阂。
柯逢时如何处理五省的土药局卡去留也是一个令疆臣关心的问题。柯氏对裁局一事的抉择，时时受到度支部的约束，其处理结果也并非如柯氏原来设想的一律裁撤，而是采取保留、裁撤、变相征税等形式，完成了对五省土药统税局卡的“裁撤”。土药总局的处理意见，迟至1910年1月中旬才奏报到清廷，从处理情况看，度支部的影响较大，奏报称：江苏等五省“禁种殆尽，无土可征，该五省所设土税分局本可同时停办，惟西北各省所运土药尚未尽绝，河南为南北要冲，铁轨四达，上海、芜湖等埠轮运利便，私销私贩不可不防”[367]，这实际上是为变相保留预作铺陈，对五省处理的具体结果如下：
江苏：11月份裁撤本省分局，上海分卡改为查验缉私分局，委派湖北试用道刘定荣驻沪办理，每月经费200两；
安徽：本省分局专管查验，原办道员童祥熊声明不领薪费办理此事，留下安庆、芜湖、庐州三卡，每月经费500两；1910年3月初，芜湖、庐州两分局因税源日绌而裁撤，剩余的征税和查验事宜交给省垣劝业道经管[368]；
河南：不必裁撤，但办理人员有所调整，原分局道员胡翔林调农工商部，以该局提调分省试用道周锡纶接办，各卡留存较多；
山西：10月份停办；
山东：虽于10月份停办，但巡抚孙宝琦要求将土药印花交给本省筹款局代办。
另外，还裁撤了浙江和福建两省分局，柯逢时特意强调，对未经原分局征税的土药，该两省仍需经征，按统税章程办理，并不准征收过境税、落地税等，也不得留难需索。[369]这一处理结果，度支部自然比较满意，但它也特别嘱托柯逢时说，山东分局虽名义上裁撤，但实际上仍与不撤无异，以后再征收土药统税时，该省必须严格按照统税章程征收，并重申已经纳过统税的土药无论销往何处，均按照原来的办法办理，不得另行征取。[370]
如上土药统税分局的裁撤仅涉及七个省份，若不计东三省、新疆以及西南三省，尚有较多的土药统税分局未经裁撤，各该省份非常不满，税项财政所关，这些省当然要求尽速去之或改归自办。1910年4月上旬，甘肃省与度支部的冲突就是一例。3月19日，陕甘总督长庚电奏清廷，申明甘肃禁烟应从禁贩入手，请求裁撤甘肃分局，并要求停征亩税，[371]电奏中对度支部驳议河南省禁运邻土要求，以及对该部依赖土药统税的倾向提出指责，称之为“图广招徕”，土商手持度支部所发土药印花和税单到处倾销害人，甘督称之为“执持护符”，对土药统税大加诟病。电奏达京，当日即由军机处交部议覆。载泽阅看后，极为愤慨，立即拟折驳议，对疆臣的指责一一辩解，“满腹委屈”，语甚愤激：
上年驳议河南禁止外土入境，原以西北各省土药尚未净绝，土税既未便停征，贩运又势难骤禁，案经奏定税局刊单晓谕，何得谓之“图广招来”？土已纳税，商贩遵章行运，何得谓之“执持护符”？事理昭彰，无庸深辩。今该督筹议禁烟，不先以禁吸、禁种计，而徒以土药统税为诟病，且归咎于度支部议驳河南禁土入境一案，抑何不相谅之甚！[372]
对甘督提出的撤局卡、停亩税的要求，度支部当然要加以痛驳，折中说，甘督“岂知罂粟亩税一停，土税局卡一撤，则无税之土获利愈厚，将私种私贩日益加多，可徒恃文告以禁绝之乎”？度支部在驳议时的逻辑荒唐之极，“禁烟必以禁吸、禁种为正当办法，吸者既绝，种者改业，罂粟亩税自立时可停；种者既净，贩者绝迹，土税局卡又不撤何恃”？[373]度支部自我辩解以及对甘肃省要求的议驳，无法澄清该部对土药统税的追逐和倚重，某些省份的土药分局明目张胆的张贴文告，劝令人们多种罂粟，以扩饷源，[374]却未闻该部予以严查，舆论所称的“司马昭之心”已不待言。
7月份柯逢时又专折具奏，请求将其他各分局一并裁撤，这已是距离五省裁9个月以后的事。土药统税总局经过调查后认为，剩余的土药统税分局中，只有湖北、湖南、陕西、甘肃以及两广等6个省份的分局收入大于支出，其余分局，如直隶、安徽、河南、江西、上海五个分局则专管查验，虽经极力裁并，而经费仍需60余万；两年来国内银根趋紧，土商大多歇业，土药贸易经常处于停滞状态；根据湖北宜昌分局、甘肃兰州分局和湖南洪江分局5月和6月份电报来看，这些分局的税收尚不到往年收入的一成，入不敷出更为严重。总局建议，在收入愈少糜费愈多的情况下，“自应将各省分局一律定期裁撤”，余土如果已经纳税，准其行销，如未纳税，则由地方官查拿焚毁。[375]此折到达京师的时间是7月份，8月6日奉旨交度支部议覆。度支部对这份建议显然十分慎重，表示应否裁撤土药税局，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税局之应否裁撤必以有无税项为断，而统税之应否停征必以有无产土为衡”[376]；度支部称，本部正奉上谕调查各省禁烟成效，应该等到这次调查结束后，再行讨论裁撤局卡的问题。
度支部再次调查各省禁烟成效以及清廷所颁谕旨两事值得注意。两个问题均与10月份将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万国禁烟会有关。为了筹备这次会议，荷兰政府请中国政府派员参加，外务部敦促清廷应充分注意这一会议，特别是各省禁烟的成效均要事先调查，以备与会人员向荷兰禁烟会提交；[377]另外，与国内掀起的废除中英鸦片条约运动有关。[378]所以才会有查验各省禁烟成效的谕旨，1910年4月19日上谕：各省禁种究竟有无成效？奏报一律禁种，各省果否属实？著度支部详查具奏。[379]10月份这项调查告竣，从度支部对此调查结果的奏报来看，各省禁种、禁吸等均有不尽不实之处，谓各省督抚“行不践言”，因之大为光火，奏章中颇有嘲讽之语，关于各省禁种的具体情形，该部称，“各省严行禁绝无私种者实为直隶、山东两省；若奉天、山西、湖北、广东诸省，禁种非无明效，然均有一、二处烟苗之发现，虽系乡民私种，究不得谓已收全功；黑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诸省，亦各有二、三县仍复栽种；若河南、浙江、江西、湖南诸省竟至有数府十数州县烟苗均未尽拔者；至若吉林、新疆、云南三省名为禁绝，而种者仍复不少；他若缩限禁种之陕西、甘肃、四川、贵州诸省，惟四川禁令较严，可期渐净，余则尚无速效之可言”[380]。
既然各省禁种如此欺瞒，种植尚复不少，土药统税就有征收的必要。具体到度支部关心的土药产量，该部也有统计，此数字足以证明度支部的观点：土药税局不应骤然裁撤。兹将重要的统计数据列简表如下：
表2-4 1910年各省土药产量和消费数额调查表统计单位：担
续表
资料来源及说明：此表系根据刘锦藻所列土药调查表编制，各省土药产量一般包括旧年存土。原表见《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55，“征榷”27，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104页；原表尚有洋药调查数据，因与土税局卡裁撤问题关系不大，故未录。
若按统税章程规定的税率计算，15万余担土药的税款数量约合库平银1822万两，数额仍十分巨大，土税局卡只得暂时保留，各省欺饰清廷，不但是为邀功请赏，重要的是与本省的财政考虑有关，而清廷暂不放权，各省只能再度掀起禁烟运动，此后的税款数量节节下降，在度支部制定的1911年财政预算案中，土药统税的溢收款额是384万余两，[381]这一数字并不包括拨还各省的税款。
1911年3月份度支部才彻底考虑全国土药统税局卡的裁撤问题。督办土药统税大臣柯逢时在这一问题上力主裁局，多次与度支部协商，在各省强烈要求裁局的压力下，度支部不得不考虑禁烟的需要，态度发生扭转。这一扭转的契机与甘肃省再次请求撤销土税局卡一事有关。2月中旬，陕甘总督长庚电奏清廷，提出“禁烟不先禁运，民情不顺，请仍将甘肃土药统税局裁撤，以免匪徒藉口”[382]。长庚此奏的确与甘省民众抗拒禁烟有关，尤其与土药税的征收有直接关系，例如1908年10月份时，该省武威县农民数千人涌进县城，要求豁免鸦片税，攻打警岗，并捣毁总警绅房屋。[383]甘肃官员对土药统税的征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陕甘总督长庚才接连电奏请求撤废局卡。度支部在研究后，初步决定于3月底各省土税局一律裁撤，“督办膏捐大臣柯逢时因连日与度支部电商，以禁烟缩短期限，土药税收数无多，不必另设专局，以节靡费。闻度支部已经议准，所有土药统税各局于二月底一律裁撤”，“其裁撤后，应办事宜由各督抚饬司担负责任”。[384]对撤局之后的土药征税，度支部认为应由各省督抚接收后，交由地方官经办，但需奏明朝廷后实行征税。各省对撤局以后的征税机构规划各有区别。例如江西省境内，有的由百货统税局经管，有的由保商局承办，办法不一。[385]撤局后的土药税款由各省经收，度支部对这项税款仍十分重视，要求各省将税款数量上报，并必须列入各省预算，该部发给各省督抚和财政监理官的公文说：“查土药统税向由总局统征，故宣统三年预算另造专册，不编入各省预算册内。现在总局既经裁撤，改归各省经征，自应将征收之数按照宣统三年预算实行，简章第四条：按月报明清理财政局，由局按季编入简明报告册内，统行报部。其编制次第，应于正杂各税类下添列‘土药税’一项，将来一并决算，以昭核实。”[386]
裁局撤卡意味着度支部将不能直接控制这项税款，对该部来说，自然是“无可奈何”的财政损失。至裁局撤卡时，该部统计近年土药税款的结果，“宣统元年税额实有三百四十二万三千九百九十三元之谱，而去年只有二百四十万九千二百六十九元之谱，较之前年减一百零一万九千二百六十九元之谱”[387]，尽管缩减幅度较大，但仍有为数可观的一笔税款，按照度支部一贯的思路，实在是不应撤局。称其“无可奈何”，系有深刻的背景使然，各报纷纷推测该部允准撤局的原因，约有数端：
（一）各省屡请裁撤，察其情形，若该局一日不裁，则禁烟之举一日无效，故亟须裁尽，以免贻人口实；（二）现在废约之议已经绅民呈请举办，该局裁撤后，更足以征本部对于禁烟一事实力赞成，免致受人激刺，且使外部有所藉口；（三）禁烟要举已印入绅民脑筋，本年资政院开院，必有种种之提议，该局既裁之后，本部对于禁烟各事已无直接办理之责任，免致各议员多有质问。[388]
从这份报道来看，除鸦片税源减少这一主要原因外，裁局撤卡还是全国禁烟形势高涨与宪政进程加快的结果。此后，中英新的禁烟条款签订，洋药税率提高到每担350两，土药税率亦随之加至每担230两。[389]新旧税章交替、鸦片杂税（主要是指洋药方面）勒令停征以及裁局撤卡等，使得各省土药税收一度出现混乱。[390]而且部分省份又发起争取截留更多税款的风潮，[391]度支部也随之陷入穷于应付、财政频临崩溃的窘困局面。
【注释】
[1]蒯光典著：《金粟斋遗集》，《丛刊》正编，第304号，第302页。
[2]《商部为鸦片专卖事致各督抚电》，《申报》1906年2月11日。
[3]《南省鸦片官卖先声》，《申报》1906年2月1日。
[4]《户部预筹鸦片专卖法》，《申报》1906年4月23日；《政府拟改膏捐大臣》，《大公报》1906年2月4日。
[5]《光绪朝东华录》，第5623页。
[6]《禁止鸦片问题》，《时报》（上海）消息，《华字汇报》第471号，1906年10月25日。
[7]《禁烟纪闻》，《外交报》第165期，1906年12月30日。
[8]《政府拟改膏捐大臣》，《大公报》1906年2月4日；《拟改膏捐大臣之名称》，《大公报》1907年2月20日。
[9]《警厅对于禁烟办法》，《申报》1907年1月12日。
[10]《拟仿行烟膏专卖法》，《申报》1907年1月28日。
[11]《筹设鸦片官卖局》，《大公报》1907年7月29日。
[12]《通饬开办鸦片专卖局》，《申报》1907年7月23日；《议拟试办鸦片官卖法》，《大公报》1907年8月5日。
[13]《拟定烟膏专卖办法》，《大公报》1907年8月7日；《鸦片专卖定章》，载《申报》1908年6月17日。
[14]《京师鸦片专卖》，《申报》1907年9月12日。
[15]《官膏专卖局之改期》，《大公报》1908年8月5日。
[16]《官膏尚难专卖》，《大公报》1908年10月20日。此时专卖开办费预算金额，民政部有关人士测算，光京师一地的开办费就需一千余万。
[17]《民政部所拟禁烟章程》，一档馆：禁烟总局档案。
[18]《民政部财政困难之原因》，《申报》1908年9月13日。
[19]《民政部奏为外城添募巡警经费无著指拨专款折》1907年10月7日具奏，一档馆：会议政务处全宗，档案号为：61-89。
[20]胡思敬著：《退庐全集：笺牍·奏疏》，第851—856页，《丛刊》正编，第444号；胡思敬著：《退庐全集：驴背集·审国病书·大盗窃国记·丙午厘定官制刍议》，第1290页，《丛刊》正编，第445号。
[21]《决定官膏局由度支部筹办》，《大公报》1907年12月13日。
[22]《议派柯大臣赴台调查鸦片专卖》，《盛京时报》1907年12月26日；《官卖烟膏议采日本办法》，《盛京时报》，1907年11月29日。
[23]《提议官膏专卖办法》，《正宗爱国报》第615期，1908年8月13日。
[24]《驳请试办烟膏专卖》，《顺天时报》1908年1月31日。
[25]《民政部所拟禁烟章程》，一档馆：禁烟总局档案。
[26]民政部的奏折见《光绪朝东华录》，第5623—5624页；度支部的奏折见《申报》1907年2月1日。
[27]《度支部奏统筹禁烟事宜及土药税仍旧办理折》，《申报》1907年2月2日；《东方杂志》第4卷第2期，1907年4月7日。
[28]柯逢时1906年3月31日、7月28日、12月20日奏片，一档馆：军机处录副，“光绪朝·财政类·财政杂税”，第490、491卷。
[29]《电商专卖鸦片规则》，《大公报》1907年2月23日。
[30]《鸦片专卖事宜续闻》，《申报》1907年8月4日。
[31]端方：《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致外务部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专34号“禁烟去电”；《江督力争实行官膏专卖》，《申报》1907年9月9日；张之洞：《复外务部》，《张之洞全集》，第10322—10324页；《续志英使要求停卖官膏事》，《盛京时报》1907年9月21日。
[32]《条陈力争鸦片专卖》，《大公报》1907年10月13日。
[33]《上泽公论财政书》，熊希龄著：《熊希龄先生遗稿》，“电稿”，第4031—4032页；《熊观察希龄上泽公论财政书》，《盛京时报》1907年8月31日。熊氏申论说：“近时禁烟之政，雷厉风行，薄海人民莫不震服。然职犹有过虑者，窃以我之禁烟方法，监督机关尚未完备，而立法过严，操之过急，人民或有暴动，外人必藉以为词，是反益我禁令之阻力矣。查日本于台湾行专卖条例，一由政府筹款收买烟土，制为烟膏；二由地方调查吸烟人口，分为三等，注之册籍；三由政府限制人民吸食多寡，及其年度；四由制膏局掺合药料，既医痼疾，又获厚利。其定法也完密，故其收效也神速。今我虽设由膏捐大臣，然近于抽收统捐，于专卖禁烟之法尚未合也。”
[34]《鄂省鸦片专卖章程入奏》，《申报》1907年8月1日。
[35]《湖北将实行烟膏官卖之计划》，《大公报》1907年8月13日。
[36]《鄂省官膏专卖局开办确闻》，《申报》9月13日。
[37]《膏捐大臣年终裁撤》，《申报》1907年6月18日。
[38]《开议裁撤统捐》，《大公报》1907年9月23日。
[39]《奏裁土药统捐局》，《大公报》1907年9月22日；《开议裁撤统捐》，《大公报》，1907年9月23日；《议准裁撤膏税部局》，《大公报》1907年9月28日；《膏捐局暂不裁撤》，《大公报》1907年10月23日；《议决裁撤土膏大臣》，《大公报》1907年11月3日等。
[40]《咨订官膏章程》，《盛京时报》1907年9月25日；《咨商鸦片专卖章程》，《申报》1907年9月25日；《咨订官膏章程》，《大公报》1907年9月20日。
[41]《柯逢时等奏请土税由各省自办或由部设法统筹折》，《光绪朝东华录》，第5734—5735页。
[42]《德宗实录》卷579，第6页；《光绪朝东华录》，第5746页。
[43]《度支部奏遵旨派员调查各省洋土药片》，《政治官报》第11号，1907年11月5日。这十位大员是度支部郎中刘煦照、员外郎铨秀、主事李维熙、王应堂、袁绪钦、宋美瑛、赵鉁俊、饶之麟、顾燮光、谢桂声等。另见《派员调查洋土药数目》，《大公报》1907年11月15日。
[44]《度支部抄咨电催各员上紧调查洋土药出产行销数目片》，一档馆：会议政务处全宗，第143—777号；《度支部奏遵旨调查洋土药电催各该员上紧调查片》，《政治官报》第166号，1908年4月15日；《电催赶紧调查土药》，《正宗爱国报》第587期，1908年7月16日。
[45]《又奏各局经费不敷暂动正税片》，《政治官报》第260号，1908年7月18日。
[46]《专卖烟膏之意见》，《大公报》1908年1月18日。
[47]《度支部奏覆土药税绌请裁部局折》，《申报》1907年12月27日。
[48]《泽公等召对述闻》，《正宗爱国报》第538期，1908年5月27日。
[49]《户部议覆请征铺税药牙折》，《集成报》第30册，1898年4月5日。
[50]许珏撰：《復庵遗集》，清末民初史料丛书第49种，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第304—318页；“许珏札”，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年，第331—332页。
[51]《泽公嘉纳条陈阿片专卖章程》，《大公报》1908年4月10日。
[52]郑嘉谟撰：《鸦片专卖条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08年铅印本。
[53]《郑嘉谟按》，见《鸦片专卖条陈》。
[54]《禀稿》，见《鸦片专卖条陈》。
[55]《郑嘉谟按》，见《鸦片专卖条陈》。
[56]上谕要求度支部议奏的时间是5月5日，“四月初六日奉朱批度支部议奏，单并发。钦此”，见《代理江西按察使庆宽奏条陈官膏办法折》，《申报》1908年5月14日。
[57]《代理江西按察使庆宽奏条陈官膏办法折》，《申报》1908年5月14日。
[58]《代理江西按察使庆宽奏条陈官膏办法折》，《申报》1908年5月14日。庆宽称膏票办法是受外国“销货票”的启发而来的，他说，“查各国有大公司，每自制一种销货票，使人预购存之，随时照票购货，既足取便往来，亦实隐助资本，市肆乐其利便，故销行极广。今以除害之大政，握专卖之利权，人民信从，必较公司为易，似可仿其货票之意制出膏票”。
[59]有人说，此法的问题是“不能有信用也，即使有信用，洋药土药岂能收买尽绝耶？可谓想入非非矣”，见《禁烟问题》，《政论》第5号，1908年7月8日。
[60]《禁烟问题汇志》，《盛京时报》1908年8月27日。
[61]《帮办大臣拟不简放》，《大公报》1908年2月12日；《度支部不准各省自办官膏》，《盛京时报》1908年6月13日；等。
[62]《丞参厅九月初十日具奏覆奏查明各省洋药进口、土药出产及行销数目酌拟办法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财政”67—89；《光绪朝东华录》，第6001—6003页；《度支部奏洋土药产销数目及办法折》，《盛京时报》1908年11月6日。
[63]《丞参厅九月初十日具奏覆奏查明各省洋药进口、土药出产及行销数目酌拟办法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财政”67—89；《光绪朝东华录》，第6001—6003页；《度支部奏洋土药产销数目及办法折》，《盛京时报》1908年11月6日。
[64]《禁烟问题汇志》，《申报》1908年10月6日。
[65]《催办鸦片专卖》，《大公报》1908年10月22日。
[66]《京师近事》，《申报》1908年10月14日。
[67]《官膏尚难专卖》，《大公报》1908年10月20日。
[68]《政务处议复禁烟折件之波折》，《申报》1908年11月1日。此折最终议覆的结果是拒绝该省督抚的建议，且看原文的措词：“至包买、专卖，迹近争利，窒碍甚多，度支部奏牍可稽，与臣等意见相同，应请无庸再议。”
[69]《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致东京胡钦差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专34“禁烟去电”。
[70]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第568—569页，《丛刊》续编，第67辑。
[71]《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致北京禁烟大臣、外务部、度支部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
[72]《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上海来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
[73]《宣统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度支部来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专33号“禁烟事来电”。
[74]《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七日上海来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
[75]《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外务部来电》，《宣统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外务部来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
[76]《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九日上海来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仿照台湾专卖办法问题，早在1908年下半年时，载泽就已经宣称：日本在台湾专卖官膏是针对殖民地的办法，与中国内地的情形不合宜。见《大公报》1908年11月11日。
[77]《宣统元年二月初四、初五日度支部来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
[78]《阻止官膏专卖》，《大公报》1909年3月8日。
[79]《遵办禁烟情形折》，《端忠敏公奏稿》卷14，第1688—1701页，《丛刊》正编，第94号。
[80]《续志江督奏陈烟膏专卖办法》，《申报》1909年5月2日。
[81]《度支部会奏议覆江督奏遵办禁烟各节并筹拟情形折》，《申报》1909年6月30日。如有不同，仅仅是所列问题的序号由原来的四个问题变为五个，将最后一句话列为第五个问题。
[82]《泽贝子不认可之三事》，《盛京时报》1909年3月18日。载泽决定不准各省举办三事：一、开办实官捐；二、举办官膏专卖；三、轻易举借洋债。咨行各省不得以此为请。
[83]《官膏专卖之难行》，《大公报》1909年4月3日。
[84]《论度支部议驳烟膏专卖事》，《申报》1909年6月28日。
[85]《今日财政困乏之评决》，《时报》1909年6月21日。
[86]《主张官膏专卖》，《大公报》1909年7月21日。
[87]《拟催办烟膏官卖》，《大公报》1910年1月15日。
[88]《鸦片烟之命运》，《大公报》1910年7月9日。
[89]就各省情形来说，四川省在禁烟后期实行了鸦片专卖，促进了禁烟的有效实施；其他省份的个别地区有所实行，例如奉天之营口，吉林、山东部分地区等；另外，官膏专卖的替代形式则有多种多样，例如，土药公行制度就在较多地区获得实行。洋药情况相对特殊，真正的专卖制度未见实行，替代性的措施也引致了中外鸦片商人和英国使领人员的干预，较为曲折。
[90]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当时出版的报刊，媒介对各省关于鸦片专卖的报道较多，本书统计各省情况多依据这类报道，毋庸讳言，这种统计方法不算科学，遗漏必然较多，但在没有直接有效的史料前，选择这种方法应属合理可行。
[91]关于广东省专卖问题，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王宏斌：《清末广东禁烟运动与中英外交风波》，载氏编：《毒品问题与近代中国》，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四川省专卖问题，秦和平所著：《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也有所涉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
[92]政务处档案，此档无名称，形成时间大约是1905年12月份。一档馆：政务处第2794号档案；《江督咨户商两部请将鸦片归官专卖》，《申报》1905年12月4日。
[93]《南省鸦片官卖先声》，《申报》1906年2月1日。
[94]《舒继芬观察条陈江督拟官收洋药筹备资本办法》，《申报》1906年2月11日。
[95]《最近要政之真相》，《华字汇报》第469号，1906年10月23日。
[96]《苏抚派员设立官膏局》，《申报》1907年2月6日。苏省设立的官膏局，在有关报道中有时被称为“稽征官膏总公所”，该所兼管禁烟事宜。
[97]《调查香港、台湾禁烟章程》，《申报》1907年2月27日；《电催香港禁烟章程》，《申报》1907年4月13日。
[98]《禁烟示谕》，《申报》1907年4月11日。
[99]《烟馆大集会议之余闻》，《申报》1907年4月16日；《议通烟膏加价办法》，《申报》1907年4月17日；《烟馆聚众风潮已平》，《申报》1907年4月18日。
[100]《江督札饬设立官膏局》，《申报》1907年7月6日。
[101]《苏省专卖官膏已有成议》，《申报》1907年9月13日。
[102]《英领诘问专卖官膏》，《申报》1907年11月12日；《英领又请停办官膏》，《申报》1907年12月29日；《催办官卖公膏公司》，《申报》1908年2月5日；《膏捐移交商办》，《申报》1908年2月23日。
[103]《各帮烟店反对包办膏捐》，《申报》1908年3月25日；《拒烟会请撤膏捐董事》，《申报》1908年4月1日。
[104]《苏省膏捐收归官办》，《申报》1908年7月2日。
[105]《苏省准加膏捐》，《申报》1908年7月16日。
[106]《禁烟公所加征膏捐》，《申报》1908年11月2日。
[107]《议行专卖烟膏政策》，《盛京时报》1907年5月4日。江宁官膏局的全称是“江南戒烟筹办专卖官膏局”，负责收购鸦片、售卖烟膏和戒烟事务。见《江督示谕官膏专卖章程》，《申报》1907年8月23日。
[108]《江宁官膏专卖章程十条》，《申报》1907年4月29、30日。
[109]《批准设立官办烟店土行》，《申报》1907年5月12日；《截留膏捐以充官膏分局经费》，《申报》1907年8月16日。
[110]《批准设立官膏局》，《申报》1907年5月23日。
[111]《江督示谕官膏专卖章程》，《申报》1907年8月23日。
[112]端方札知藩司，首次先借钱12000串，陆续拨借4万串为止。《饬拨官膏经费》，载《申报》1907年7月23日。
[113]《光绪卅三年五月二十日复扬州赵运台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给汉口督销局范道台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专34号“禁烟去电”。
[114]《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给清江杨道台电》，《卅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给苏州陈抚台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
[115]《批驳开办土药总公司之章程》，《申报》1907年8月7日。
[116]《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给通州恩直牧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
[117]《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电度支部》，《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给度支部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二日给北京度支部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给柯逢时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
[118]《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日给北京民政部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
[119]《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廿一日致外务部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
[120]《英商对于中国专卖鸦片之函牍》，《申报》1907年8月28日。
[121]《驻华英使朱尔典致英外部大臣葛雷公文》（附：使馆参赞黎枝：“报告中国禁烟事宜说帖”），1907年11月27日由中国北京发，《英国蓝皮书（为中国禁烟事）》，《外交报汇编》第29册，广文书局1964年，第49—51页。
[122]《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外务部来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专字31号“禁烟事来电”。
[123]《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给上海瑞道台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专34号“禁烟去电”。
[124]《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廿一日致外务部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照覆官膏办法无碍土商》，《顺天时报》1907年9月13日；《江督力争实行官膏专卖》，《顺天时报》1907年9月15日。端方派官膏局总办孙词臣赴汉口与张之洞议商此事，张之洞也认为“此事并无违约，不容外人干涉，尽可先由江宁试办，无庸过虑”。
[125]《申报》专门刊文痛斥外务部对英交涉之无力，见《综论中国之外交》，《申报》1908年3月21日；1908年4月份，有人讽刺清廷的外交家有八个秘诀：磋磨、退让、推诿、欺饰、趋避、仰承、应酬、诌媚，见《论中国外交家有八诀》，载《盛京时报》，1908年4月8日；清末甚至有人称中国衰弱很大因素系由于外务部“媚夷”：“考世变者，当知中国之弱不弱于甲申、甲午、庚子之失败，而弱于总理衙门外务部之媚夷，可叹也”！见胡思敬：《国闻备乘》卷2，“教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126]《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致外务部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
[127]《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四日致广州张制台电》，一档馆：端方档案全宗。
[128]《江督批定各州县膏店收捐办法》，《申报》1908年5月5日。
[129]《驻沪英领干涉禁烟执照》，《申报》1908年8月3日。
[130]《（度支部）丞参厅九月初十日具奏覆奏查明各省洋药进口、土药出产及行销数目酌拟办法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档案号：61/89。
[131]1911年初许珏根据洋药消费量多少，对有关省份进行了一个排序，“查向来洋药销数，广东与江苏为最多，闽浙次之，沿江赣皖各省又次之”，见许珏：《上督院禀交卸禁烟局差并请赴江苏将牌照捐联络开办》，《復庵遗集》影印本，第486页。专卖鸦片的风险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从大的方面来看，清廷、本省的政策风险、本省洋土药商人的反对或支持的力度、外人介入反对的程度、禁烟风险的程度等，此处判断考虑了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系相对而言，资料所限，无法进行量化比较。
[132]《闽督奏报禁烟成绩》，《申报》1909年5月28日。
[133]《闽商愿缴巨款包办烟膏专卖》，《申报》1907年8月31日。
[134]《包办专卖官膏之办法》，《申报》1907年10月24日。
[135]《禀请包办清膏官局》，《申报》1908年2月15日。
[136]《鸦片专卖之怪现状》，《申报》1908年7月6日。
[137]同上。
[138]《闽督奏报禁烟成绩》，《申报》1909年5月28日。
[139]《试办专卖清膏官局》，《申报》1909年3月9日。
[140]《英领事续请撤销膏捐》，《申报》1910年12月31日。
[141]《土膏官卖尚难就绪》，《盛京时报》1907年9月10日。
[142]《山东（禁烟要闻汇志）》，《盛京时报》1907年10月16日。
[143]《山东（禁烟要闻汇志）》，《盛京时报》1907年10月16日。
[144]《阻止官膏专卖》，《大公报》1909年3月8日。
[145]见《申报》于1905年12月28日刊发的《商部咨各省督抚文（为晓谕赴墨华工及官卖鸦片事）》，中国驻墨西哥参赞梁询提议官膏专卖中，有包买洋药之说，商部的意见是基本同意，要求各省督抚讨论研究。
[146]《山东巡抚袁树勋电奏禁种罂粟包买洋药专卖官膏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民政”155。
[147]《山东巡抚袁树勋电奏禁种罂粟包买洋药专卖官膏折》。又见《袁中丞奏称禁烟政见》，《盛京时报》1908年10月11日；《禁烟问题汇志》，《申报》1908年10月6日。
[148]同上。按：这种答复系官样文章，实际上，会议政务处多数大臣较为赞同袁树勋的看法，但度支部反对甚力，不得不如此；袁世凯和鹿传霖的介入，更使得事情复杂化，会议政务处各大臣本将折件拟就，袁、鹿大加驳斥后，诸臣六神无主，不得不延缓上奏，后因度支部坚持原议，不可动摇，袁树勋的建议最终被否决。见《政务处议复禁烟折件之波折》，《申报》1908年11月1日。
[149]《实行禁烟之新政策》，《盛京时报》1908年11月28日。
[150]《官膏开办之先声》，《申报》1909年4月10日。
[151]《山东巡抚孙宝琦奏山东禁烟成绩暨办理土药营业凭照情形折》，《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52，“征榷”24，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072页。
[152]《江南变通禁烟章程》，《东方杂志》第5年第11期，1908年12月18日。
[153]《各直省禁烟办法大纲》，一档馆：禁烟总局档案。
[154]外人干预专卖事宜，山东较少，但也有例外。1907年底，烟台设立售烟公所被法国公使所干预，据英人叙述，“凡入口之洋药、土药均归公所办理，而公所且设有堆栈，为之存货，若欲提出销售，必得公所允许而后可。久之，以此等办法之有违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中法条约第十四款，法使出而结（诘）问，公所章程于是重加修改，申明洋药不在此例，是年三月公所亦闭”，《外交报汇编》第29册，第95页。
[155]《膏捐经费改称统税》，《大公报》1906年6月28日。
[156]《咨复边省土税办法》，《申报》1908年6月6日。
[157]两广合办土药统税与川滇土药统税划出自办是两个特例，尽管度支部有驾控意图，但因为有特别难以解决的困难，最终不得不如此。
[158]《财政处户部奏议复四川总督锡电奏筹议川省土药统税新章情形分别准驳折》，《东方杂志》第3年第11期，1906年12月10日；重庆海关税务司谭安（C.E.Tanant）在1908年3月所作的海关报告中说，“我的前任，在他1906年的报告中，已清楚地预见到一旦新税（即每担115海关两的税）实征之日将会发生的事情。新税于2月14日开征，由于种植者和吸食者都与本税有利害关系，更不用说另一项筹建铁路而征的税了，本省老百姓开始骚动不安，并逐渐拒交这些杂税……署理总督赵尔丰意识到这些问题，因而敦促政府废除统税。到6月10日重新恢复了每担20海关两的出口税”，周勇、刘景修译编：《重庆近代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96页；关于鸦片商人抵制土药统税的情况，见《外交报汇编》第29册，第66—67页；1906年时，办理四川土药税收的蔡乃煌曾上书户部尚书赵尔巽，要求将云贵川三省的土药税划开单独办理，对柯逢时的征税主张深表不满，见一档馆：赵尔巽档案全宗，《蔡乃煌致赵尔巽函》；湖北省的情形，见《鄂督请改膏捐章程》，《大公报》1906年6月11日；《条陈改良膏捐办法》，《大公报》1906年6月22日。
[159]《议裁膏捐大臣》，《大公报》1907年5月14日。
[160]《（陕甘总督升允）奏将土药统税拨还赔款折》，《顺天时报》1907年7月4日。
[161]《度支部为议覆柯大臣奏各省土药统税试办届期恳饬部派员办理折》，一档馆：宪政编查馆档案全宗。
[162]《度支部为议覆柯大臣奏各省土药统税试办届期恳饬部派员办理折》。
[163]《（会议政务处）抄咨会议土税大臣奏土药税收日绌请裁撤部局归各省自办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91/313。
[164]同上。
[165]《膏捐大臣年终裁撤》，《申报》1907年6月18日。
[166]《张香帅电陈财政情形》，《大公报》1907年6月22日。
[167]《开议裁撤统捐》，《大公报》1907年9月23日。(www.xing528.com)
[168]《议准裁撤膏税部局》，《大公报》1907年9月28日。
[169]《会商专卖烟膏事宜》，《大公报》1907年10月6日。
[170]《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七日柯逢时奏》《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八日柯逢时奏》《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七日柯逢时、程仪洛奏》，一档馆：军机处录副，“光绪朝·财政类”第7册，“财政杂税”，第490卷。按照柯逢时的奏报，八省土膏统捐共向中央解过11次，每次数目不等；《督办、帮办各省土药统税大臣柯、程会奏税银截数报解折》，《东方杂志》第4年第12期，1908年2月23日。除此之外，尚有一些零星收款，也有10000余两，后来并且对1906年春季的尾数收款也汇解清楚，共计193500余两。
[171]《新授浙江巡抚兼办土税事宜（柯）致军机处请代奏电》，《政治官报》第177号，1908年4月26日。
[172]《督办土药统税事务柯逢时等奏遵解湖北土税拨款并陈明以后照章办理折》，《政治官报》第427号，1909年1月1日。王金香计算说，“以1906年为例，当年行销土药约13.6万担，以每担（100斤）收税厘115两计，可得税银1564万两；行销洋药5．4万担，可得税600万两，洋土药税厘合计约2164万两”，洋土药税与当年的海关货物税收入之比为3:5。见王金香：《清末鸦片税收述论》，《山西师大学报》第27卷第4期，2000年。这一计算方法只能是理论上的，实际数字恐不会如此简单，这项统计也忽略了其他鸦片税种的收入。
[173]《咨请各省筹补药税》，《大公报》1909年4月3日。
[174]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劝学篇书后·去毒篇辩》第五编，上海格致新报馆1901年铅印本，第30页，转见赵丰田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崇文书店1967年，第215页。
[175]陈庭锐：《鸦片问题之结束》（译美国《评论之评论》杂志），《大中华》第2卷第12期，1915年12月20日。
[176]此系外务部的计算结果。《外务部具奏覆陈筹议禁烟与各国商定办法折附奏药税抵借洋款现议禁烟应另筹备抵补片》，一档馆：宪政编查馆档案全宗；《又请饬度支部筹款抵补洋土药税片》，《政治官报》第146号，1908年3月26日。
[177]《驻华英使朱尔典致英外务部大臣葛雷公文（附：报告中国禁烟事宜说略）》，《外交报汇编》，第48页。
[178]许毅主编：《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清代外债与洋务运动》，“清代货币折算一览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46页。
[179]《度支部谨奏为财用窘绌举办新政宜力求撙节以维大局折》，1909年；《度支部清理财政处档案（下册）》，第56页，铅印本，印制年代不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件。
[180]《（会议政务处）抄咨会议土税大臣奏土药收税日绌请裁撤部局归各省自办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编号：91-313；《度支部奏复土药税绌请裁部局折》，《申报》1907年12月27日。按：两者实际上是一份奏折，但奏折原件与发表在报刊上的内容，在用词、说法上稍有区别。
[181]《德宗实录》卷五八七，第2页。
[182]《度支部库存款目清单》，《顺天时报》1908年4月18日。
[183]《（会议政务处）抄咨会议土税大臣奏土药收税日绌请裁撤部局归各省自办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编号：91-313；度支部本不愿裁撤局卡，1908年2月下旬，部内官员对柯逢时一再提出撤废统税局卡的建议极为不悦，见《度支部不以裁撤统税为然》，《大公报》1908年2月22日。
[184]《度支部奏遵旨派员调查各省洋土药片》，《政治官报》1907年9月30日。
[185]新村蓉子：《清代四川鸦片の商品生产》，《东洋学报》1979年3月。
[186]《北华捷报》1906年9月14日。
[187]《北华捷报》1908年7月18日。
[188]“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nal Opium Commission”，1909VolII，P.57，转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457页。
[189]《亚洲鸦片出产调查》，《顺天时报》1908年6月19日。
[190]时人在计算鸦片重量时，一般有几种重量单位，例如“担”“箱”和“驮”等，以“担”为计量单位时，各地的重量有所不同，在官方公文中，“担”一般相当于100斤，但也有地方高于此数，例如云南，每担约为1600两，见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第75页。
[191]《宁夏将军台布等奏戒烟办法》，1908年12月21日，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丛刊》续编，第67辑，第446—447页。
[192]《山西巡抚奏筹办禁烟善后事宜请截留土药税项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278/2211；《度支部议覆晋抚截留土税折》，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319/2321。
[193]《征收土药税之新章》，《华字汇报》1906年10月23日。
[194]《财政处、户部议覆浙省土药改归统税折》，《华字汇报》1906年9月28、29日。
[195]1907年6月下旬，清廷据陕甘总督升允奏，甘省赔款无著，请将土药税拨还。《德宗实录》卷574，第1—2页；《奏将土药统税拨还赔款折》，《顺天时报》1907年7月4日。
[196]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424—425、428页。
[197]《云南烟害宜除》，《申报》1907年4月4日。
[198]《云贵总督锡良奏请留用滇省土药厘金仍于各省欠解协饷内划拨解部折》，一档馆：朱批奏折，“财政类”，缩微胶卷53，档案号：1081/071。
[199]《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奏请将土药厘金银两留用仍由各省划拨归部折》，一档馆：朱批奏折，“财政类”，缩微胶卷53，档案号：1089/061。
[200]《筹议滇省善后需款之办法》，《盛京时报》1908年6月14日。
[201]《云贵总督锡良奏缩限禁烟停收土税片》，《政治官报》第417号，1908年12月22日。收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卷6。“奏稿”，中华书局1959年，第840页。锡良对缩期禁烟必然导致的滇省民生和财政困难有所担心，他在给中央请求缩期禁烟的奏折中说：“滇为贫瘠省份，常年所收土药税厘恒四五十万两，各用于焉取资，禁绝则款从何出？而民间亦素罕出产，持烟为输入巨资，非亟为别开利源无以抵补，此又戒烟而善其后之难”，见《滇督再请改缩禁烟期限》，《申报》1908年9月27日。
[202]《资政院奏核议云南盐斤加价请旨裁夺折》，《盛京时报》1910年12月6日；《滇咨议局续呈盐斤加价之害》，《申报》1910年11月17日；《滇省官民又因盐斤加价争执》，《申报》1910年11月18日。
[203]《盐政大臣查明云南盐斤碍难加价并办理此案原委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922/8254。
[204]《度支部议驳云贵总督奏试办滇矿公债由部全认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798/7055。
[205]《农工商部议覆滇督奏禁烟情形并筹办矿务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460/3824。
[206]《农工商部会奏议覆云贵总督奏滇省禁烟情形并恳筹办矿务以资抵补折》，《政治官报》第616号，1909年7月16日。
[207]同上。该折系由农工商部主稿，度支部参与意见，因而系“会奏议覆”。云南采运京铜之投资和运费多由本省的土药税厘支持，见全廉等校勘：《度支部通阜司奏案辑要》（全一函）卷1，第5页，京师精华印书局铅印本，印刷年代不详，原件藏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
[208]《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奏开办田房税契折》，《政治官报》1909年12月14日；《滇督定期开办田房税契》，《申报》1909年12月21日。
[209]《云南吸烟者竟已戒绝》，《盛京时报》1909年12月10日。
[210]《云南禁烟》，《字林西报》1909年2月10日。转见《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和万国禁烟会》，第150—151页。
[211]《练兵经费表》，《政艺丛书》，“光绪乙巳·政治图表”，卷3，第2页；《练兵处筹款清单》，《政艺丛书》，“光绪丙午·政治图表”，卷2，第4页。
[212]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奏为云南添练陆军成镇原拨经费不敷请饬部加拨折》，朱批，档案号：04-01-01-1098-045，宣统元年二月初八日；《护滇督奏请添拨陆军经费》，《申报》1909年4月20日；又见《滇护督请拨陆军经费》，《盛京时报》1909年3月19日。
[213]《度支部筹拨滇省款项详数》，《盛京时报》1909年6月4日。
[214]《度支部筹拨滇省款项详数》，《盛京时报》1909年6月4日。
[215]《杂感二》，《盛京时报》1909年6月8日。
[216]《度支部奏议覆东督等奏请分筹吉林边务经费折》，《盛京时报》1909年6月12日。
[217]同上。
[218]《杂感二》，《盛京时报》1909年6月8日。
[219]《（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又奏滇省税厘锐减艰窘万状恳饬部拨济片》，《政治官报》第542号，1909年5月3日。
[220]《度支部拨款之忙碌》，《申报》1909年6月13日。李经羲奏折的称谓是“奏滇省缺款太巨缓拨难济急需折”。
[221]同上。
[222]同上。
[223]《财政处、户部会奏议覆各省膏捐办法折片》，《东方杂志》第3年第7期，1906年8月14日。
[224]《统税盈余不准挪移》，《大公报》1907年3月2日。
[225]《泽公注重军饷》，《岭东日报》1907年6月20日。
[226]《陆军部拟请拨款》，《大公报》1908年3月13日。
[227]《论新滇督奏请拨款以济急需事》，《申报》1909年6月11日。
[228]《度支部议覆云贵总督奏滇边饷项支绌情形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832/7484。
[229]《柯大臣奏请裁撤土税各分局》，《申报》1910年2月22日。
[230]同上。
[231]云贵总督李经羲：《奏请借拨部款兴办滇省实业折》，朱批，档案号：04-01-36-0115-030；《奏为筹拟滇矿改良扩充及经营办法大概情形片》，朱批，档案号：04-01-36-0115-029。
[232]《滇督李经羲电奏请款大兴实业感言》，《申报》1910年2月18日。
[233]李折强调说：“（锡良督滇时）所拟新军开办费亦未估足，其时库帑尚有积存，土税犹未全停，货厘未甚减色，盐款欠收亦尚无几，今则情见势绌，挪无可挪，较之旧惜困难何啻倍蓰。臣钩稽溥领，咨询僚属，滇省财政急切无可补救，实以新军重耗、禁烟缩限为近年最大原因”，见《奏为滇省本年款缺势危待协孔亟恳恩饬部迅拨的款解济以期勉维边局折》，一档馆：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缩微胶卷54，第000515号。
[234]《国家果忍弃滇乎》，《申报》1910年9月13日。
[235]《度支部议覆云贵总督奏滇边饷支绌情形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档案号：832/7484。
[236]同上。
[237]《滇督李经羲电奏请款大兴实业感言》，《申报》1910年2月18日。
[238]《滇督电请拨款之惶急》，《申报》1910年9月9日。
[239]《滇督争款之倔强》，《国风报》第1年第22期，1910年8月11日。
[240]《滇督电请拨款之惶急》，《申报》1910年9月9日。
[241]《度支部不允滇省再拨缺款》，《申报》1911年2月7日。
[242]同上。中央拨解给云南的款项尽管有洋款税收部分，但大部分却是土药税，在度支部看来，此项税款比洋款更能够解决问题，海关税此时大多用于赔款支出，只有土药税可以挹注，但1910年时此税收入已经式微，导致度支部对云南的拨解也颇受掣肘，故有此语。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243]《度支部议覆滇督奏军饷无著请部拨常年的款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编号：967-8790；也见《度支部不允滇省再拨缺款》，《申报》1911年2月7日。
[244]《度支部咨（札）行各省督抚（监理官）土药税由各省征收编入预算统计文》，《内阁官报》1911年9月9日。
[245]《滇督通电各省筹商要政》，《国风报》第1年第22期，1910年8月11日。
[246]《钦差大臣铁奏请试办八省土膏统捐并派员经理情形折》，《政艺通报》，光绪乙巳，“政书通辑”，第1卷，第4页。
[247]《财政处户部会奏议覆各省膏捐办法折》，《东方杂志》第3年第7期，1906年8月14日。
[248]《度支部议覆湖北土药拨款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356/2514。
[249]杨荫杭：《汉口商帮之大势》，《商务官报》第20期，1906年11月1日。
[250]这十二个商帮依次是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山西帮、河南帮、汉帮（亦称湖北帮）、湖南帮、江西福建帮、徽州太平帮、江南帮及宁波帮、山东帮及迤北一带商人、潮帮广帮及香港帮等。
[251]《湖北通志》卷50，《经政志八·榷税》，第1385页。
[252]《各省奉摊赔款表》，《政艺通报》，“光绪乙巳·政治图表”，卷2，第9页；各项措施的说明见《试办签捐票片》，《规复丁漕减征并加提平余酌抽契税凑解赔款折》，《开办房捐、铺捐、膏捐片》，张之洞：《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卷55，第3853—3862页。
[253]《札各属免解赔款留办学堂》，《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卷105，第7477页。
[254]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0页。
[255]《致练兵处》，《张之洞全集》，第9526—9527页。
[256]《湖北财政困难》，《大公报》1907年3月13日。
[257]胡思敬：《退庐全集：驴背集·审国病书·大盗窃国记·丙午厘定官制刍议》，《丛刊》正编，第445号，第1289页。
[258]《鄂省地方债息借洋款之巨》，《国风报》1910年第35号。
[259]《度支部抄咨核复湖北兵工厂收支各款折》，1909年3月29日，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409/3042。该折系度支部审核湖北兵工厂1898年第二案和1899年第三案有关经费的收支情况。
[260]《兵工、钢药两厂请拨款接济折》，陈夔龙：《庸菴尚书奏议》（三），948页，《丛刊》正编，第507号，第948页。
[261]《兵工厂裁减经费续闻》，《申报》1907年4月5日。这项报道中的数字仅指兵工厂的常年经费数字。
[262]《兵工、钢药两厂请拨款接济折》，陈夔龙：《庸菴尚书奏议》（三），第949—950页。
[263]《德宗实录》卷594，第5页；也见《光绪朝东华录》，第5956页。
[264]《咨请兵工厂改归部办》，《大公报》1909年10月15日。
[265]《湖广总督陈夔龙奏兵工、钢药厂加拨土税无著恳由部另行指拨折》，《政治官报》第733号，1909年11月10日；另见《度支部等奏湖北兵工、钢药厂加拨土税款项无著另指拨的款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593/4992。
[266]《度支部核定湖北土税拨款另筹抵补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279/2027。
[267]《度支部等奏湖北兵工、钢药厂加拨土税款项无著另指拨的款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593/4992。
[268]托马斯·L.肯尼迪（Thomas L.Kennedy）:《毛瑟枪与鸦片贸易：1895—1911年的湖北枪炮厂》，载乔舒亚·A.福格尔（Joshua A.Fogel）与罗威廉（William T.Rowe）合编《展望变革的中国：韦慕庭教授退休纪念文集》（Perpectives on a Changing China: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G.Martin Wilbu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Retirement），西景出版社1979年。
[269]《度支部核定湖北土税拨款另筹抵补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279/2027；《柯大臣为解款事请军机代奏电》，《盛京时报》1908年11月19日。
[270]《督办土药统税事务柯逢时等奏遵解湖北土税拨款并陈明以后照章办理折》，《政治官报》第427号，1909年1月1日。柯逢时不无讥讽地说：“惟征税与禁烟决无两全之策，近日论禁烟则咸称为盛举，论拨款则咸指为要需，申禁将近两年，停办已经数省，而斤斤计较，仍以原额相绳，各局若能取盈，则禁烟更复何望？”这段话明显是讽刺湖北省的。见《度支部议覆湖北土药拨款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356/2514。
[271]《土税溢拨各款恳准就款开除折》，《庸菴尚书奏议》（三），第1033—1034页。
[272]同上。媒介报道说，张之洞创办膏捐，岁入190万两，除去土药过境税30万两，再除去局用费20万两，尚有140万两。见《鄂督与柯大臣之恶感情》，《盛京时报》1908年11月3日。
[273]《土税溢拨各款恳准就款开除折》，《庸菴尚书奏议》（三），第1033—1034页。
[274]《鄂督与柯大臣之恶感情》，《盛京时报》1908年11月3日。
[275]《鄂督请改膏捐章程》，《大公报》1906年6月11日；《条陈改良膏捐办法》，《大公报》1906年6月22日；《鄂督力争疆吏财政权》，《岭东日报》1907年6月20日。
[276]《鄂督与柯大臣之恶感情》，《盛京时报》1908年11月3日。
[277]陈夔龙自述说：“辛丑简任漕督，移抚汴吴，升督护湖广，遂领北洋，前后十年。时抱慄慄之懼，而不愿居赫赫之名。所可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衙斋以内，案无积牍，门少杂宾，幕府清秋，依然书生本色。连圻僚友，有讥余太旧者，有笑余徒自苦者，甚有为以上诸流人作介绍者，均一笑置之，宁守吾素而已。”见陈夔龙著：《梦蕉亭杂记》，第2页。揣摩此言，与当时官场奔竞之风适成反例，即与张之洞比，亦不可同日而语。
[278]《度支部核定湖北土税拨款另筹抵补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279/2027。
[279]同上。
[280]1906年以后的土药统税税率为每百斤土药征收正税银100两，并随收（银）15两作为局卡经费开支，称作“一五经费”。按度支部的说法，中央拨给湖北省的税款中，应包含湖北省境内所有局卡经费的开支数目。陈夔龙的意图是将这笔局卡经费以及所谓多拨的税款，从已经拨给的款项中扣出，由正税之外的“一五经费”来承担，即将这项负担转嫁给中央。
[281]《土税溢拨各款恳准就款开除折》，《庸菴尚书奏议》（三），第1033—1034页。
[282]《度支部议覆湖北土药拨款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356/2514。
[283]《鄂督电部请将土税归鄂自办》，《申报》1909年9月9日。
[284]《鄂督电部请将土税归鄂自办》，《申报》1909年9月9日。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285]欲进窗户，主人不许，威胁要揭去房顶，主人无奈，许进窗户。1909年12月份，度支部接连向各省申明不准随便动支部款，首先是12月8日，度支部尚书载泽面奉谕旨：“各省应解款项，如京协各饷及各项洋款关系紧要，无论何项用款，均不得任便挪移，嗣后凡动拨款项，应统由度支部奏咨核定”，见《度支部抄奏遵旨电饬各省凡动拨款项统由本部核定片》，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608/5064；随后，度支部又奏请清廷，严令各省不准动支和截留洋税款项，即便原来已经答应截留的广西、云南、四川等省，亦严定期限，不许延长。见《度支部奏镑价奇昂洋款紧要将各省截留洋款仍应照解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608/5069。
[286]《鄂督与柯大臣争拨土税》，《申报》1909年9月20日。
[287]《鄂督与柯大臣争拨土税》，《申报》1909年9月20日。
[288]同上。
[289]《筹议抵补赔款之计划》，《申报》1909年11月19日。
[290]同上。亦见《印花税与赔款之关系》，《盛京时报》1909年11月16日；《湖北司局会详鄂督文》，《东方杂志》第6年第3期，1909年4月15日。
[291]《湖北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土药税”。
[292]《京津时报》1910年8月18日。
[293]《湘乱善后近事纪》，《申报》1910年5月7日。
[294]《美国驻华代办柯立芝致美国国务卿函——与中国会谈之经过》，《美国外交文件，1905年》，第146—149页；《外务部致外交使团照会——同意庚子赔款按金偿付》，《北洋政府财政部公债司档，赔洋款总卷》，此转见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编著：《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第938—939、944页。
[295]《度支部议覆湖北土药拨款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356/2514。
[296]《光绪朝东华录》，第5570页。
[297]《光绪朝东华录》，第5593—5594页
[298]《政务处奏议覆滇督锡良奏实行禁烟改缩期限折》，《盛京时报》1908年5月29日；《政务处议覆云贵总督奏禁烟改缩期限折》，《申报》1908年5月30日。
[299]《禁烟问题》，《政论》第5号，1908年7月8日。
[300]《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光绪八年十二月至十二年二月），第778页。
[301]《德宗实录》卷588，第15页。
[302]《滇督再请改缩期限》，《申报》1908年9月27日。
[303]《徐督等奏江省种烟地亩请缩短期限折》，《盛京时报》1908年9月17日。
[304]《咨议局禁烟议案》，《盛京时报》1908年10月4；《烟禁之严厉》，《盛京时报》10月22日。
[305]《袁中丞奏陈禁烟政见》，《盛京时报》1908年10月11日。
[306]《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52，“征榷”24，第8070页。
[307]《川督奏请川省禁烟缩期禁种等折》，《政治官报》第447号，1909年1月21日。
[308]《直督等筹办禁烟请自明年一律禁种折》，《政治官报》，第447号，1909年1月21日。
[309]《商议缩短禁烟期限情形》，《盛京时报》1908年10月9日。
[310]《十九省禁种罂粟期限》，《申报》1908年11月5日。
[311]《商议缩短禁烟期限情形》，《盛京时报》1908年10月9日。
[312]《度支部禁烟之意见》，《大公报》1909年5月5日。
[313]《泽贝子对于禁烟之意》，《大公报》1909年5月31日。
[314]《申明禁烟办法》，《盛京时报》1909年9月11日。
[315]《度支部会奏并案议覆滇督东督奏请将鸦片烟缩期禁种折》，《盛京时报》1909年9月14日。
[316]《政务处议复禁烟折件之波折》，《申报》1908年11月1日。
[317]《（度支部）丞参厅九月初十日具奏覆奏查明各省洋药进口、土药出产及行销数目酌拟办法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67/89。
[318]《美代表禁烟之卓论》，《申报》1909年1月29日。
[319]《决议加征土药税》，《大公报》1909年2月20日。
[320]《黔省禁烟仿照云南办法》，《申报》1910年2月17日。
[321]吴敦俊：《近代贵州经济的支柱——烟税》，《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4期。
[322]《度支部议覆贵州巡抚庞鸿书奏筹议禁烟定期停收土药税办法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626/5299；也见《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52，“征榷”24，第8070页。
[323]《度支部奏议覆甘督电奏禁烟情形等折》，《政治官报》，第869号，1910年2月23日；《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52，“征榷”24，第8071页。
[324]《度支部奏议覆甘督电奏禁烟情形等折》，《政治官报》，第869号。
[325]《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52，“征榷”24，第8071页。
[326]《度支部卸却禁烟责任》，《大公报》1911年4月19日。
[327]《拟密查赣皖土税》，《大公报》1909年11月9日。
[328]《中国时事汇录·记福建拒土会原始》，《东方杂志》第7年第8期，1910年9月28日；林万里：《论闽省邻土入境事》，《申报》1910年8月9日；《度支部何坚为土上作护符耶？》，《申报》1910年8月26日。度支部给闽省的第一封电报中说，部中已电令闽海关税务司，对完税土药应放行，看来该海关并未执行这一命令。电文称“本年四月间，贵督奏请禁止各省土药入境，当经本部咨闽，遇有完税之土运销闽境，应仍查定章准其放行。嗣接土税大臣来电，据土商禀，闽海关禁止土药进口，复经本部片行税务处转税司遵章放行”。
[329]《闽督复度支部电》，《东方杂志》第7年第8期。
[330]《度支部复闽督电》，《东方杂志》第7年第8期。
[331]《闽咨议局致度支部电》《福州各社会上军机处等电》《闽省绅士致度支部电》，均见《东方杂志》第7年第8期。
[332]林万里：《论闽省邻土入境事》，《申报》1910年8月9日。
[333]胡思敬：《一门两皇后两福晋三夫人》，见《国闻备乘》卷2；沈云龙说“晚清政局，自载沣以帝父摄政，操持国柄，演成亲贵争权之势，而亲贵之间，复分列门户，相互倾轧，驯致党中有派、派中有系，彼此勇于私斗，卒为颠覆宗社之主因。其始也，载沣之弟贝勒载洵、载涛，于宣统元年五月，一则筹办海军，一则管理军谘府（等于参谋本部）事务，且先后于是年九月及次年二月份赴欧美考察，冀挟海、陆军权以自重；而隆裕太后之妹夫镇国公载泽，职司度支，颇事苛敛，下而与督抚争利，专以集中各省财权为亟务；至若奕劻、那桐等辈，则广纳苞苴，贿赂公行，恬不知耻，并结疆吏，互为声援，遂致形成上行下效之贪黩政风，终于鱼烂土崩而不可收拾”，见氏著：《徐世昌评传》（传记文学丛刊之52），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23—124页。
[334]林万里：《论闽省邻土入境事》，《申报》1910年8月9日。
[335]《闽省请禁土药入境仍未邀准》，《申报》1910年10月8日。福州元济堂土商公帮联合向闽浙总督具禀具结，声称永远不贩邻省土药，并请将奏禁以前进口邻土，由官检查，以便一律销售。见《闽督照会去毒社文》，《时报》1910年9月9日。
[336]《闽省请禁土药入境仍未邀准》，《申报》1910年10月8日。福州元济堂土商公帮联合向闽浙总督具禀具结，声称永远不贩邻省土药，并请将奏禁以前进口邻土，由官检查，以便一律销售。见《闽督照会去毒社文》，《时报》1910年9月9日。
[337]《禁烟近事片片》，《申报》1911年3月5日。
[338]（山东巡抚孙宝琦）又奏请禁运销外土入境片，《政治官报》第960号，1910年7月2日；《山东亦将禁止外土入境》，《申报》1910年7月7日。
[339]该部的议驳奏折载《政治官报》第1007号，1910年7月14日。《度支部坚不以禁运外土为然》，《申报》1910年8月23日。
[340]《时评·其一》，《申报》1910年8月23日。
[341]《英政府赞美晋省抚藩》，《正宗爱国报》10月4日。山西省的禁烟成效闻名于外，英人初不相信，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派遣人员密往晋省暗访，结果该省禁种成效的确明显，特撰文报告英国政府，称山西巡抚和藩司办事认真而且迅速，实可佩服。
[342]《度支部奏核覆豫省禁种土药并禁止外土输入折》，《政治官报》第802号，1909年12月8日。
[343]《度支部奏议覆开缺豫抚奏禁烟渐著成效仍请禁止邻土输入折》，《政治官报》第950号，1910年6月22日。
[344]《时评·不可解》，《申报》1911年1月7日。
[345]《再论烟约不废禁烟万无收效之理》，《申报》1911年4月12日。
[346]《泽尚书辞职述闻》，《大公报》1910年8月15日；《泽尚书决计乞退矣》，《申报》1910年8月27日。
[347]《德宗实录》卷565，第2页。
[348]《八省膏捐大臣咨会电奏保用程仪洛充总局坐办电稿》，一档馆：巡警部档案全宗，第306号。1906年10月3日柯逢时向军机处推荐说：“查有降谪山西按察使候选道程仪洛廉明缜密，公而忘私，勘以派令坐办土药统税总局，吁恳天恩赏予对品京秩，俾得专心驻局考成”，寻据奏，程仪洛加恩著赏给四品京堂官秩。
[349]《派吕承瀚为八省膏捐总文案》，《申报》1905年8月31日。总文案一职十分重要，不但总局内部文案各员受其节制，即便是各分局查办、坐办官员亦受其控制，直接经手统税日常业务，事权颇重。
[350]《督办土药统税大臣柯逢时奏派员接办山西等省土税分局折》，《政治官报》1908年7月18日。
[351]同上。
[352]《又奏各局经费不敷暂动正税片》，《政治官报》第260号，1908年7月18日。
[353]《柯大臣为解款事请军机代奏电》，《盛京时报》1908年11月19日。
[354]《美国外交文件》第1部分，1906年，华盛顿特区政府出版局1909年，第357—359页。
[355]《美国外交文件》第1部分；这一看法也见《字林星期周刊》1909年9月14日；斯蒂芬·R.麦金农的论文：《北洋军阀、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军阀主义的兴起》，《亚洲研究杂志》第32号，1973年5月。
[356]《膏税交涉》，《申报》1905年3月5日。
[357]《美代表禁烟之卓论》，《申报》1909年1月29日。
[358]《拟裁土药捐局》，《大公报》1909年1月1日。
[359]《山西巡抚奏筹办禁烟善后事宜请截留土药税项折》，一档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档案号：278/2211；又见《山西巡抚宝棻奏请截留土药税筹办禁烟善后事宜折》，《盛京时报》1908年11月17日。
[360]《摄政王不允柯逢时开去差使》，《申报》1909年3月6日。
[361]《又奏各省土税分局应俟派员查勘再行裁撤片》，《政治官报》1909年1月3日。
[362]《拟派员详查种烟地亩》，《盛京时报》1908年12月25日。
[363]《又奏请派员前往江南等省查勘禁种土药情形等片》，《政治官报》1909年3月7日；《度支部奏请派员查勘禁烟情形》，《盛京时报》1909年3月19日。
[364]《查勘禁种土药办法》，《盛京时报》1909年4月4日。
[365]《度支部奏派员查明江南等省禁种土药及办理牌照捐情形折》，《政治官报》1909年9月3日。
[366]《度支部对于土药税之慎重》，《申报》1909年12月16日。
[367]《督办土药统税大臣柯逢时奏裁撤土税各分局情形折》，《政治官报》1910年1月30日。
[368]《裁撤土税局之先声》，《申报》1910年3月6日。
[369]《督办土药统税大臣柯逢时奏裁撤土税各分局情形折》，《政治官报》1910年1月30日；《柯大臣奏请裁撤土税各分局》，《申报》1910年2月22日。
[370]《度支部奏遵核各省裁撤土税分局情形等折》，《政治官报》1910年4月1日；《度支部核议各省裁撤土税分局情形》，《申报》1910年4月7日。
[371]《泽公与甘督意见之冲突》，《申报》1910年4月9日（该报自标时间为“庚戌二月三十日”）。
[372]《泽公与甘督意见之冲突》，《申报》1910年4月9日（该报自标时间为“庚戌二月三十日”）。
[373]《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52，“征榷”24，第8071页。
[374]1907年4月直隶土药统税局颁发文告，劝令人们多种罂粟，以图扩充税项，此事发生在京畿地区，度支部却不知晓，也算是别有意味。见《驻华英使朱尔典致英外部大臣葛雷公文（附件：报告中国禁烟事宜说帖）》，载《英国蓝皮书（为中国禁烟事）》，《外交报》第228期，1908年11月28日。
[375]《奏覆土药税局未便即议全裁》，《申报》1910年8月26日。
[376]《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52，“征榷”24，第8073页。
[377]《电饬各省查报禁烟情形》，《申报》1910年8月26日。
[378]《中国国民禁烟总会拟呈外务部稿》，《申报》12月23日。
[379]《奏覆土药税局未便即议全裁》，《申报》1910年8月26日。
[380]《各省禁种土药之真相》，《申报》1910年10月6日；“度支部奏报查明各省禁种土药情形清单”，《申报》1910年10月8、9日；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905—907页。
[381]《度支部宣统三年预算案撮要》，《申报》1911年1月20日。
[382]《宣统政纪》卷48，华文书局1970年影印本，第29页。
[383]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页。
[384]《裁撤土药统税局》，《盛京时报》1911年3月31日。
[385]《裁撤土药卡业已大定》，《申报》1911年6月5日。
[386]《度支部咨（札）行各省督抚（监理官）土药税由各省征收编入预算统计文》，《内阁官报》1911年9月9日，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第49册，第179—180页。
[387]《中国禁烟实效之证明》，《盛京时报》1911年9月26日。
[388]《土税局赶速裁撤之原因》，《大公报》1911年4月20日，三天后，《盛京时报》也以同样的标题予以报道，其他媒介亦有所介绍。所列三种原因中，第三种原因恐怕是非常直接的，因为1910年11月份召开的资政院会议对禁烟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对禁烟章程予以修正，该章程修正案第三条即规定“贩运土药限至宣统三年六月底一律禁止，其各省土药统税，限至宣统三年六月底一律停止征收，所有税局同时一并裁撤”，见《资政院审查禁烟案之结果（附禁烟章程修正案）》，《国风报》第1年第32期，1910年11月21日。
[389]王彦威、王亮：《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0，转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76页。
[390]《外度两部对于洋土药征税之意见》，《申报》1911年6月30日；《宜昌土局委员违章苛税》，《申报》1911年7月9日；《镇郡土药加捐案致酿交涉》，《申报》1911年7月29日；《派员调查土税》，《申报》1911年8月10日等。
[391]《粤省筹抵赌饷仍无的款》，《申报》1911年6月18日；《度支部议定粤省应得土税分数》，《申报》1911年7月9日；《浙省停止土膏杂税之手续》，《申报》1911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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