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帝国：蒙古时代的和平统治

针对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学者提出了“蒙古治下的和平”这个概念，它令人联想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治下的和平”。因为一个大帝国控制着欧亚大陆的广阔土地，和平、稳定、贸易和文化繁荣成为可能。“蒙古治下的和平”这个概念对在列格尼卡战役中头颅被挑挂在矛尖上的亨利二世可能并不是那么地显而易见。从（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自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就是重要的贸易绿洲之一的）布哈拉市来看，这个说法也没有什么意义。布哈拉在1220年被成吉思汗占领并且大部分被毁。1238年发生了一次反对蒙古人的人民起义，但遭到血腥镇压。1263年该城卷入争夺王位的冲突，据称有数千人死亡。1273年布哈拉被伊儿汗国的蒙古军队占领，一部分居民被杀，另外一部分被迫为奴。3年后，特别是布哈拉附近的农村人口成为另外一次占领行动的牺牲品。1316年，城市再次被毁。在遭受这样的攻击之后，大多数水源不足地区的定居点周围高度发达和易损的灌溉设施再也无法发挥作用，因为它们被直接毁掉了，即便幸存下来也不能再保持原样。很多人饥肠辘辘。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在14世纪30年代称，布哈拉人口极少，到处都是废墟。

尽管此类无可否认的恐怖景象可以很容易地继续列数下去，但是“蒙古治下的和平”并非没有价值。因为在战争恐怖和标志性的残暴之外，蒙古帝国及其后续帝国为各种形式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成吉思汗自身就已经对基础设施和贸易、语言、文字和文化感兴趣。直到当时，蒙古对远途商人来说还是个不太重要的附带目标，但自从它崛起之后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区。特别是窝阔台，他十分重视在大的贸易路线沿途设立常设站点和商队旅馆。巡逻队负责提高安全性。直到中华帝国和伊儿汗国瓦解，他的继承者无不致力于此，即便在大量的王位之争期间也保持着欧洲与东亚之间的商路畅通。这些长途路线在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相对安全很可能是因为统治的范围广阔并且严密。马可·波罗的旅行就发生在这个时期。相对于蒙古之前的时期来说，商人需要缴纳关税和贡品的地方首领少了很多。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物品交流增多，奴隶贸易也是同样。丝绸之路沿途的商品价格下降。

今天伊朗最大的城市之一、距离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边境100公里的大不里士可能是“蒙古治下的和平”福祉的象征，在这点上，它与布哈拉的不幸形成了对比。来自地中海地区、印度洋和中亚的商路在大不里士相交汇。这个生机勃勃的交易场所成了伊儿汗国的都城。它的统治者合赞汗（Ghazan Khan，公元1295—1304年在位）下令建造了新的乡镇、清真寺和市场。这座城市有大约20万居民。经历过变得破败的布哈拉的伊本·白图泰认为，这里的集市是世界上最壮观的集市之一，因为这里有如此多的、质量如此之好的商品。由于来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以及大量来自其他地方的欧洲人在这里做生意，因此大不里士被称为中亚腹地首个重要的欧洲贸易殖民地。

“蒙古治下的和平”也包括宗教方面的包容性。铁木真在萨满教思想下长大，而且他身边有不同宗教的信奉者。欧洲基督徒一度希望与蒙古人结盟对抗穆斯林也是因为有些蒙古公主是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在他被推选为成吉思汗后，上天指定他来统治世界的看法流传开来。他是否相信这点并不确定，他的继承人窝阔台似乎对此更加确信一些。只要宗教不否认这一资格，它们在蒙古帝国的日子就不会太难过。在帝国的所有地区，神职人员都可以减税，可能是出于对每种信仰的“神圣人士”的尊重。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提出的一神论要求，蒙古人是陌生的。对他们来说关键是各宗教之间的和平。它们的和平相处是中亚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并不想就神的叫法和名称进行争论。(www.xing528.com)

13世纪下半叶，西部的蒙古统治者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东部的则是佛教。他们各自的宗教信仰对他们的这些举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对此存在争议。当帝国扩张力竭时，宣告信奉本地区最为重要的宗教可能会增强内部的凝聚力。穆斯林统治者的皈依不一定意味着全体人口的伊斯兰化。并没有这个时期的平民改信伊斯兰教的报道。蒙古人是否总体上推动了伊斯兰教的发展扩张，这并不确定。在他们的早期和扩张阶段，起初他们的确打击过伊斯兰教。在中亚，有一段时间地方统治者不再推动伊斯兰学说的发展。在传授伊斯兰教的地区当中，中亚一直是比较落后的。

或许在19世纪之前的世界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时期的联系像蒙古时代那样紧密。从未有过其他一个时期，中亚对整个大陆的影响是如此重大和如此具有决定性（可能要排除匈奴时期）。在蒙古的世界帝国瓦解后，欧亚之间的商品与知识交流明显减少。14世纪中期的瘟疫病毒或许要算是欧亚商路最后的受益者之一。此后，商路的重要性下降。一度处于核心位置的中亚沦为边缘角色。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想不到欧亚大陆的地理中心会是在希杰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