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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文化的交融——谢飞自选集

时间:2023-08-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去年以来,我参加了一些国际电影节,发现不少欧洲电影节开始把目光对准中国电影“第四代”的老片子。2008年1月初,比利时也举办了首届“中国电影节”,放映的20多部中国电影也将焦点放在“第四代”上。1月底,第37届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则正式在其“重映电影”单元中搞了个“再发现第四代”的专题,集中放映了12部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四代”老电影。他们是来看艺术,更是来看文化、看历史的。

历史与文化的交融——谢飞自选集

去年以来,我参加了一些国际电影节,发现不少欧洲电影节开始把目光对准中国电影“第四代”的老片子。

2007年2月,法国沃苏勒(Vesoul)亚洲国际电影节举行了导演吴天明的作品回顾展映,放映了他的《老井》《人生》《变脸》等全部作品,甚至包括他任出品人的《红高粱》《黑炮事件》等西部电影。吴天明出席了电影节,我作为评委目睹了这一活动。

3月,英国爱丁堡举行了题为“电影在中国”的“首届中国电影节”,放映了26部各时期的电影代表作,张曼玉和我出席了展映中的两个重点单元:一是从《神女》到《阮玲玉》看中国20世纪30年代电影;二是从《本命年》与《香魂女》看中国电影“第四代”。

2008年1月初,比利时也举办了首届“中国电影节”,放映的20多部中国电影也将焦点放在“第四代”上。我、吴贻弓和吴天明参加了电影节,在放映《巴山夜雨》《老井》《本命年》后,与观众进行了讨论与交流。

1月底,第37届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则正式在其“重映电影”(Cinema Regained)单元中搞了个“再发现第四代”(Rediscovering the Fourth Generation)的专题,集中放映了12部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四代”老电影。我与黄蜀芹、滕文骥应邀参加了电影节。

“再发现第四代”专题是由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选片人、中国电影专家雪利·克来舍(Shelly Kraicer,中文名字:谢枫)和鹿特丹电影节的选片人季文·塔木斯玛合作选片、主持举办的。我下面翻译介绍的是谢枫为影展所写的专题介绍和12部影片的影评,相信电影业的同行和研究者们会有阅读的兴趣。

选映的这些影片从拍摄到现在,短的已经过了20年,长的快30年了。当年,我们这批刚从“文化大革命”磨难中脱身的“老青年”,意气风发,血气方刚,立志要为落伍的中国电影“艺术”争一口气,献一份力量。时过境迁,当我们全都步入货真价实的老年人生的时候,能看到这些老影片的再映,特别是看到今天的外国影评史论人士对它们的见解,不是很值得欣喜,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吗?

在鹿特丹,12部老电影每部被安排放映两场。我们惊讶地发现,每场都爆满。当然,现在的多厅影院座位并不多,多的二三百位,少的100位。看我们电影的有青年人,但以中老年为主。他们说,平时很少去电影院看那些为青少年拍摄的好莱坞商业片,而每年电影节的这20天是一定要来的,每天看四五部也不累。他们是来看艺术,更是来看文化、看历史的。

为了挑选这些影片和准备拷贝,谢枫和他的合作者们下足了功夫。他们看了大量中国80年代的电影;听取了我们当事人的许多意见;同电影资料馆和电影制片厂反复联系,寻找与借用放映拷贝。像《海滩》,只在西安电影厂的片库里,才发现了唯一的可用拷贝,还没有英文字幕。谢枫在放映现场,亲自用电脑手拍英文字幕,才使其能让今天的外国观众看懂。据谢枫讲,放映时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从电影资料馆借到的《小花》的拷贝是英文配音的,当时以为会比打字幕的效果好。没想到,放映时角色一说话,观众就笑场,从头笑到尾,止不住。原来该片的英文配音是80年代由中国自己做的,配音者都是会讲英语的业余人士。现在,全世界的电影业为了保存百年来的电影遗产,都在做老电影的数字化储存工作,将视听的底片转存到高清数字硬盘上,再做各种清洁、提高质量的加工。这次放映的我的《本命年》和《香魂女》就用的是北京电影学院转制的高清数字放映版,在大银幕上观看,其影像完好如新,字幕准确清晰,效果很不错。(www.xing528.com)

谢枫的影评短小,准确。为了方便观众理解与注意,每个影评前,还浓缩出几句提纲挈领的话来。这种影评的写法也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80年代,我们“第四代”是生活在一种创作与理论空前绝后地紧密相连的特殊时期,“理论滋养灵感”,促进了这一批具有永恒艺术、文化、历史价值的作品的诞生。可是,90年代后期至今,我们总是在叹息中国没有了真正的电影评论,叹息我们的电影理论工作者与观众、与电影制作者越离越远。而西方的影评与史论人士的工作方法与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是只工作于院校和书斋,对着自己的论著和学生谈论电影,而是通过各种报刊和电影节与正在看电影的观众直接交流。影评的价值在于其有无实效,理论的成功在其能否与实践结合。

上海大学刚刚举行的“纪念安德烈·巴赞诞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从一篇论文中第一次了解到,巴赞的理论之所以对世界电影艺术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根源在于他不是个书斋文人,他是个“放映员式的影评人”,是个货真价实的“电影教师”。从他27岁时,在雷诺工厂为工人们第一次放电影并讲解电影起,到他40岁去世的13年中,他用自己的钱创办了14个电影俱乐部、1所学校和3份杂志。在不断地放映、讲解和评论电影之中,他发现与重新评价了一批导演(罗西里尼、奥逊·威尔斯等);在培养与支持新导演(特吕弗、戈达尔等)的过程中,他捍卫了电影艺术的本性。

“写在前面”写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表达介绍这组文章的目的所在。愿有价值的电影作品更好、更高质量地存活与普及下去,愿我们的电影史论工作走上更健康、繁荣的道路。

谢 飞

2008年7月22日于北京

【注释】

[1]原载于《电影艺术》2008年第5期,71-7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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