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几十年来，三大国际电影节之所以各领风骚，是因为其各自不同的特性。从此，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始把自己定位为东西方“冷战”的汇合与调停中的文化角色。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对比威尼斯与戛纳，柏林节最早、最热情地关注中国大陆电影。直到1988年，《红高粱》获得最高金熊奖，1989年《晚钟》获得评委特别奖银熊奖，柏林节把向西方、向世界介绍中国电影和文化的浪潮推向了最高峰。
几十年来，三大国际电影节之所以各领风骚，是因为其各自不同的特性。威尼斯创办最早，以推崇艺术为本；戛纳宣传规模大，商业价值最高；柏林则处于冷战前沿，主打政治牌。1951年，第一届柏林节的规模不大，只有20个国家参加，实际控制活动的是美国驻德国的文化官员，他们想把电影节办成鼓吹西方文明、反对共产主义的文化桥头堡。因此，直到1956年，柏林节被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接纳为A级以后，它的偏激的政治文化态度，仍旧经常引起媒体诟病。比戛纳国际电影节晚了11年，它才把大奖给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电影；创建23年后，电影节上才第一次出现了苏联的影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电影节。从此，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始把自己定位为东西方“冷战”的汇合与调停中的文化角色。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对比威尼斯与戛纳，柏林节最早、最热情地关注中国大陆电影。当时的主席莫里茨·德哈登先生联系了在德国学习的余玉熙女士，要求她推荐中国电影，我们的电影管理部门也积极配合。自1981年起，影片《燕归来》（傅敬恭导演）、《乡情》（1982，胡炳榴、王进导演）、《陌生的朋友》（1983，许雷导演），《血，总是热的》（1984，季文彦导演）、《雅马哈鱼档》（1985，张良导演）等，连续参赛；1982年，精通英语的著名电影编剧黄宗江先生出任评委，动画片《三个和尚》（徐景达导演，包蕾编剧）在短片竞赛中获最佳编剧银熊奖。直到1988年，《红高粱》获得最高金熊奖，1989年《晚钟》（吴子牛导演）获得评委特别奖银熊奖，柏林节把向西方、向世界介绍中国电影和文化的浪潮推向了最高峰。(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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