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自选集：艺术电影发行公司

过去几十年，我们多次在尝试建立艺术电影院，发行文化艺术电影，但总是坚持不了几个月就寿终正寝了。究其原因，是我们还不知其中的规律。

1988年2月，影片《湘女萧萧》要在美国发行，我受邀拜访“纽约人电影公司”，见到了经理登·塔伯特先生。我发现这是一个专门发行各国艺术影片的小公司。塔伯特先生1960年开始在纽约曼哈顿经营一家专门放映美国经典老电影的影院，他说：“1964年，我看到了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的电影《革命前夕》，深受感动，决定买下它的北美发行权。”从此，他开始向美国观众介绍欧洲、中南美洲、日本、印度等非好莱坞电影。

塔伯特先生对我说：“发行艺术电影赚不了大钱，但是我爱艺术，艺术电影是我的生命。”几十年来，他的公司发行了近500部各国的文化艺术电影，不仅在艺术影院放映，还用16毫米把电影发行到社区文化馆、学校、电影社团、图书馆等非营利组织；用录像带、DVD将影片送入家庭观赏群。据说许多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美国新导演都是在他的影院里接触到法国“新浪潮”等欧洲作者群、日本东方风格等艺术电影的；有些人为了免费看片，还跑去做影院志愿者，为影院写宣传稿、说明书。在那个没有录像带、DVD和网络，影院放映是唯一观看电影方式的时代，艺术电影发行公司和艺术影院是传播文化与培养艺术新人的重要途径。听说我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他马上主动地把《东京物语》（1953，日本小津安二郎导演的名作）、《大理石人》（1977，波兰导演安杰伊·瓦伊达代表作）、《天谴》（1972，即《阿基尔，上帝的愤怒》，德国导演赫尔佐格）等五部经典艺术影片的发行富余的16毫米拷贝赠送给了我们学院。他说：“放在电影学校比放在我这儿有用。”

是啊，要使艺术影院、艺术院线长年运作下去，就要有许多不同类型的电影发行公司，提供众多的艺术、经典影片去放映，几部、几十部是不够的，要有几百、上千部的艺术电影长年地轮换放映，影院方可支撑下去。

1986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常去的一家艺术影院叫“NUART”，在著名的加州洛杉矶大学UCLA附近， 是个六七百座位的老式影院。它的排片不是一天或一周，而是每两个半月它排一次节目，提前发表在一张印刷的节目单上，60—70部的古今美外的经典或优秀新片，以各种专题、国别、大师展等逐日排出，天天换片，日日有新；这样全城的艺术电影爱好者，当然主要是大学的学生，就可以提前几天或几周安排自己的日程，去那里看到想看的作品。我在那个影院的大银幕上，除了看了我的《湘女萧萧》，还看到过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的《罗果和他的兄弟们》（《洛可兄弟》，1960）、黑泽明的《蛛网宫堡》（1957）、瑞典导演伯格曼的《芬妮与亚历山大》（1982）等名片，也包括在别处很难看到的日本导演大岛渚的《感官王国》（1976），至今记忆犹新。

除了发行主流商业市场影片的各大电影发行公司外，美国有不少像“纽约人”一样的艺术电影发行公司。比如有名的、规模大的有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Miramax Films）和索尼经典（Sony Picture Classics），《霸王别姬》（1993）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就是他们分别在北美发行的；前者取得了521万美元，后者230万美元的票房。这是在90年代初，世界兴起“中国电影热”时期所取得的，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艺术电影在北美的最高票房。

与主流商业市场娱乐电影集中时间，动则三四千块银幕同时放映的方式不同，艺术影院常常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块银幕一块银幕地长时间逐步展开，有时只是一两块银幕，最多也不过二十几块银幕同时放映。因此，发行艺术电影的宣传就分外重要。

“纽约人电影公司”后来发文介绍了1988年他们首次放映两部中国艺术电影的情况：

《湘女萧萧》的首映式定在三月，于林肯宫影院，我们为杂志报纸、地方电视台的采访者们放了新闻专场。在通常为艺术片宣传的报纸《纽约时报》与《乡村之声》上登了广告，我们还雇了一个华人特别顾问，帮助我们联络华人社会。虽然《每日新闻》给影片打了三颗星，并写道：“看吧，你会喜欢它。”《新闻日报》夸奖说：“壮观……一次视觉的享受。”但是，纽约的多数艺术影片观众只阅读《纽约时报》与《乡村之声》，他们不会去理会纽约其他影评人的热情与赞扬的评论。《纽约时报》的温森特·坎比则是最关键的。坎比的一个好的评论，是影片得到一定程度成功的保证，不论其他评论者写了些什么，反之，坎比的一支笔，也意味着票房的死亡。《湘女萧萧》就有了这样的命运，迄今为止，坎比对中国电影只表示了很低的热情，关于《湘女萧萧》他写道：“这部影片作为一个社会与政治文献，少数民族的电影，比作为艺术与娱乐更有趣……它是个风俗的有意识的自我展示。”霍伯曼在《乡村之声》的评论对影片也缺乏热情。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影片在纽约放映了五周，总共票房收入不足五万美元，而发行租费将近一万美元，加上宣传费三万五千多美元。纽约的票房也导致了影片在美国其他地区的有限的发行，只发行了不到20个城市。(https://www.xing528.com)

“纽约人电影公司”向我国买《湘女萧萧》很便宜，共25000美元，发行期为五年，他们还在以后及其他录像、电视等的发行渠道中得到收益，但大局是无法变化了。

不过，“纽约人”与张艺谋的《红高粱》的浪漫的故事是幸福的，1988年2月，登·塔伯特在柏林电影节第一次看到了影片，他感到眼花缭乱。“影片的视觉形象的壮丽是我未曾预料到的。”在各电影节奖中，金熊奖被认为是一个有威望的奖，对发行业务是一个极大的帮助。“纽约人”购买了《红高粱》的发行权，并提议影片又参加了有影响的纽约电影节，在闭幕式上放映，为影院发行做了一次极大的宣传。但是在纽约，一切还要看文森特·坎比的评论，在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他没有仅仅谈影片，而是写了一篇间接否定影片的文章。评论的开始，坎比写道：“《红高粱》是一个外来的、阴郁的作品。”他阐述说，第五代电影工作者的作品“粗野得可怕”，把《红高粱》描绘为“除了作为社会学外，并没有什么令人太激动的”。然而，《乡村之声》的评论可不一样。霍伯曼写道：影片“令人陶醉”；纽约所有其他的评论都是热烈的赞扬。感谢口碑的宣传与热情的评论，《红高粱》在美国映出了70多个城市的艺术影院；在有众多华人居民的地方受到欢迎，在华人很少的地方，像圣·路易斯、堪萨斯城、丹佛，也受到欢迎。

商品，一定要有完善的市场流通机制去运作。艺术电影，要有完善的艺术电影发行公司与艺术影院的协同运作，才能走进市场。这是规律。

现在，“纽约人电影公司”的创始人登·塔伯特先生已经退休。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95年9月的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上，他专程来看我和张艺谋的新片，后来他购买了我的《黑骏马》的发行权。21世纪以后，他的公司还发行过贾樟柯的《任逍遥》（2002）、《三峡好人》（2006），张杨的《向日葵》（2005），李玉的《苹果》（2007）等中国电影，他对中国文化、对艺术电影的热情与执着，令人感动。

谢　飞

2015年8月28日

【注释】

[1]原载于《南方周末》2015年11月26日，发表时题目改为《艺术电影赚不了大钱，但我热爱》。——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