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书最》列举的十种目录中，《晋中经簿》下注云：“其中十六卷佛经。”《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下注云：“五十五帙四百三十八卷佛经。”其他目录是否收录佛经，则未作说明。《探微》对这种“奇怪的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在两种收录佛经的目录中“佛经被归入附录，而不在甲乙丙丁四部之内”，而东晋以后四部目录除元嘉目外“皆未著录佛经”“的原因颇为复杂”：《晋元帝目录》是因东晋渡江后，“《晋中经簿》所著录的区区十六卷佛经，很可能也已经亡佚，导致官中无藏不能著录”；“刘宋官藏中有佛经”，“《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却未再收录佛经，应是源于王俭本人的抑佛思想”；“梁时华林园虽藏有大量佛经，但刘孝标《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殷钧《秘阁四部》乃分别依据文德殿、秘阁藏书而撰，而此两处并不收藏佛经，因而二目录不录，正所谓‘释氏不豫焉’”。
所谓“附录”之说，应该是受《七志》、《七录》、《隋书·经籍志》以佛、道书作为附录或外篇的启发，但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不同。后三种目录收录的佛、道书都多达数百甚至数千种，与四部中的一部相当，无法纳入四部分类体系，于是设为附录或外篇，而且都是佛、道并列为二附录，没有单以佛经作为附录的。《晋中经簿》仅收录区区十六卷佛经，显然不足以成为单独的附录。该目有一卷名为“近世子家”，收录与古诸子不类的子书，余嘉锡先生认为佛经应归入此类，是较为合理的推论，不宜轻易否定。《古今书最》因其最早收录佛经，特予注明，“其中”二字，似亦表明不是附录而归入四部之内。东晋以后，佛经传译迅猛发展，但进入秘阁的未必很多，仍不足以增设附录。宋元嘉八年秘阁佛经才增至五十五帙四百三十八卷，确有可能归入附录。而这又属目录史上之创举，故《古今书最》又予注明。《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不载佛经，则因当时佛经主要收藏在华林园，僧绍、宝唱各自别撰经录。介于二者之间的《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阮孝绪未言其收录佛经，很可能元徽元年以前已将佛经移藏华林园，而不可能因“王俭本人的抑佛思想”而导致元徽目不收录佛经。因为反映王俭个人思想的私撰《七志》是将佛、道书归入附录的，他怎么可能无视秘阁藏书实际而在主持编目时故意不收佛经？齐永明目又受谁的“抑佛思想”影响呢？当然，也有可能元徽、永明中佛经仍藏秘阁，目录亦归入附录，阮孝绪因其已无创始之特殊意义，没有注明。
综上所述，《探微》提出的六个问题，确实对人们认识《古今书最》具有启迪意义，但作者给出的解释大都不够准确，甚至多有错误。倒是文末“二个疑问”部分，怀疑袁山松《后汉书·艺文志》、《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二条在传抄过程中有所残缺，《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五千新足”为增录图书与重新整理缮写之旧录图书的总卷数，比较合理可信，本文就不再多言。
（原载《长春师大学报》2014年第3期，与熊熠辉合写）
【注释】
[1]刘纪泽：《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31年，第81页。
[2]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75页。
[3]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62页。
[4]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68页。
[5]道宣：《广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0—115页。
[6]傅荣贤：《浅论阮孝绪〈七录序〉的目录学思想及其影响》，《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5期。
[7]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55年，第389页。(www.xing528.com)
[8]俞绍初：《昭明太子萧统年谱》，《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9]张固也，殷炳艳：《阮孝绪〈七录〉成书年代考》，《吉林师大学报》2010年第6期。
[10]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第111页。
[11]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第116页。
[12]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第140页。
[13]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04页。
[14]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180页。
[15]张固也：《〈七录序〉探微二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
[16]傅荣贤：《浅论阮孝绪〈七录序〉的目录学思想及其影响》，《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5期。
[17]辛德勇：《由梁元帝著述书目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部分类体系——兼论卷轴时代卷与帙的关系》，《文史》第49辑，中华书局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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