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
我是主要为了弄清1936年上海文艺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两个口号的那场论争，到延安去的。
大约在1938年3月中旬之末，由于何思敬、萧军等人也到了延安，原来从延安带了一个战地服务团到山西去的丁玲等也回来了。有一天晚上，由毛主席以及康生、张闻天、张国焘出面，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一次宴会，欢迎包括我在内的七八个新到延安的文化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只觉得他态度平易近人，但比我一月间在洪洞县八路军总部见到的朱总司令潇洒得多。这一次他没有当众演说，欢迎词是由张国焘作的，他提到了我翻译的《斯大林传》，夸奖了几句。然后让我们被邀请的人发言，大家谦让，
推来推去，要我先讲，我就讲了几句。
后来，当时的党报《新中华报》的负责人向仲华来看我，约我为报纸写文章。我当时正读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受到一点儿启发，写了一篇短文，大意是，以抗日为内容的文艺作品要使群众能接受，形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有些旧形式为群众所习惯的，也可以利用。过了两三天，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请我去参加，吃饭时恰好坐在毛主席的旁边，他对我说：“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写。”
大约是4月下旬或5月上旬，有一天我在城里闲逛，走到北门里的一个广场边，看到毛主席在对一个队伍讲话。原来以苏振华为大队长、胡耀邦为政委的“抗大”一大队，要开到瓦窑堡去了。我就站下来旁听，听见他这样一段话，印象特别深刻：“同志们，瓦窑堡那里还有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也有我们的党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是还不很了解。同志们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过你们来观察共产党，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和作风带去，使得老百姓拥护我们。同志们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二万五千里，这很光荣。但是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包袱，可以使人骄傲；背上这个包袱，而骄傲起来，老百姓就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脱离群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背包袱”这句话。我当时听了他的讲话，觉得又新鲜，又觉得有什么地方很熟悉。回去仔细想想，才明白新鲜的是内容，熟悉的是与鲁迅讲话一样的深入浅出而多风趣（现在想来，主要是非常深刻的辩证法精神）。不过鲁迅讲演时，很沉静，不做手势，也不笑；他则姿势很生动，自己也笑。我曾经很喜欢鲁迅的绍兴腔，我同他个别交谈时，都用绍兴话，觉得很亲切。至于毛主席的一口道地的湖南话，我听起来却觉得特别的铿锵。我现在还觉得，一个人的讲话，只要内容好，而且出于真情实感，符合其人品的，实在是用他本人最熟悉的语言说出，听起来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文艺界抗敌协会”隔壁就是延安的大礼堂，名曰大礼堂，其实很简陋，也不大，只容得三四百人，然而经常在这里开大会，而且经常举行文艺晚会。在这里，我也多次见到毛主席。
群众大会是在南门外的沙滩上开的。1938年5月以前，我曾参加过两个大会。一个是公审汉奸吉思恭的大会；一个是处理“抗大”的一个队长黄克功的大会。后一个会使我特别感动。黄克功是原红军的一个团长，是个优秀的干部。他在“抗大”工作时。同一个从蒋管区来的青年女学生刘茜恋爱，但他那朴素爽直的工农干部作风，不合刘茜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所以刘茜后来不爱他了，同一个知识分子恋爱起来。黄克功一气之下，用手枪把刘茜打死了。党中央认为这事非常严重，决定开群众大会批判，处他死刑。在大会上，黄克功诚恳认罪，甘心服法，毫无怨言。群众中许多人发言，主张免他死刑，让他戴罪立功。不少老红军干部甚至痛哭流涕。主席团根据群众要求，向党中央请求改判，但是党中央答复，还是要处死刑，说黄克功虽然确是一个优秀干部，过去有功，但这件事政治影响太坏了。最后，黄还是被枪毙了。三个月后，在“抗大”的一次宴会上，我听毛主席谈起此事，说：“这叫做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拥护我们了。”
那时，我通过以上种种以及其他许多现象，对延安的一切非常满意，思想上受到了很多启发。我观察在延安的那些上海的熟人，绝大部分在精神面貌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至少都是很愉快的。在党中央的人物中，只有张国焘给我的印象很不好，我住在“西北旅社”的时候，他几乎天天醉醺醺的，带着四个警卫员招摇过市，来同何恩敬下围棋。延安的人，尤其是高级干部，一般都是工作很紧张的，谁像他那样闲散无聊。
到了5月中旬之末，我觉得应该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了，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请求接见，谈谈上海的问题。第二天就得复，说愿意同我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末尾说，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可惜这封信在1942年日寇对太行山进行五月“大扫荡”时，连同装其他东西的一口箱子被从埋藏的地方挖走了。）又过了一天，他的两个秘书，和培元和华民来找我，一般地了解了“左联”的情况。然后大约是5月23日左右，下午三点钟，华民来把我带到北门内凤凰山麓毛主席住的窑洞里谈话。
毛主席刚刚午睡起来，窑洞里还是比较凉的，他披了一件旧棉袄，让我隔着办公桌，和他对面而坐，他让我吸烟，我说不会吸，他笑笑说：“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然后说：“现在就谈谈吧。”
我先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然后把我所知道的“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论争，我给鲁迅的那封信，鲁迅的那篇驳斥我的文章，以及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他们对我的态度，我来延安要求弄清是非的决心，详细谈了一下。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当我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他把“鲁迅”两字错听为“路线”，马上就问：“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非常注意这一点。我说：“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他笑了一下说：“哦！”
我向来有个不好的脾气，至今也还是改不了，我同别人谈话的态度，尤其对于领导人，总是以对方的态度为转移的。如果觉得对方的态度马虎和生硬，我说话就不自然。反之，对方使我感到很自然的时候，我就毫无拘束。在上海时，有人说，见了鲁迅，自己觉得受到一种压力，说话不能畅快。我对鲁迅，却没有过这种感觉。这回对于毛主席这样一个人，因为已经有好几次看到过他的平易近人的态度，这回谈的问题虽然在我说来比较严重，但又看到他十分认真地听我的话，所以也畅所欲言，一点也不拘谨。
他听完以后，就给我作了如下的指示：
（1）“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www.xing528.com)
（2）“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3）“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4）“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5）“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我听这个指示的时候，神经十分紧张，把每字每句抓得很紧，不但一个字没有放过，（现在这里记录下来的，当然不是原话的全部，原话还要多，大概讲了一刻钟。但主要的话就是这样。）而且盯住他的严肃而慈祥的眼神，越听越人神，觉得每一句话都解开我心里的一个疙瘩，听完之后，如混沌开窍，如重感冒发了汗，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了。同时非常兴奋。说完之后，他问：“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这时，我倒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说不出话来，只是说：“今天我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感激，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接着，他问我：“你的工作已经分配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在‘文化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他说：“那么，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我说：“我不想去。”他说：“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我说了两个理由：“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儿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儿，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于是他说：“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教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我说：“我是要到陕北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他说：“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我于是同意了。他立即打电话给“抗大”的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了这件事。
8月1日，“抗大”纪念建军节，开了大会，会后聚餐，我和毛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同席。席间谈话之际，毛主席问我：“你结婚了没有？”我说：“已经结婚，还有了儿女呢。”他说：“你爱人现在哪里？”我说在浙江黄岩。毛主席说：“哦，牛郎织女嘛！那么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我说太不容易了。于是毛主席就对滕参谋长说：“这件事，你想想办法吧。”膝参谋长对我说：
“可以办到，你自己开个地址，并给你爱人写封信，我们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去接。”过了两天，我还没有把信写起来，滕参谋长就派通讯员到我这里来要了。就这样，到10月间，刘蕴文带了执提、执模和刘仁德就到了延安。
大概在9月间，毛主席约了十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钩、郭化若，后来又有萧劲光、萧克等将军们（萧克是开六届六中全会时回延安的）。文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和我。那时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的内容。何思敬因为懂德文，照着本子随译随讲，实在讲得不大高明。每次听完出来的时候，将军们既不满意，我们也觉得索然无味。尤其是他自己发挥的时候，简直是闹笑话。譬如有一次，他说：“一个指挥员，从战略上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甚至战士在战场上拉屎拉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然而，毛主席却听得很认真，还拿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我对这种态度和精神觉得非常惊奇，原来不管何思敬讲得怎么糟，他是能从何思敬传达的原著的话里，吸收到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意义的。在这个座谈会上，有时他也随便讲一些话。
1960年，他的诗词公开发表以后，我曾写了一首《临江仙》：踏破岷山千载雪，红旗飞越冰峰，大同境界蕴胸中，诗情和战略，马背正交融。记得延安窑洞里，谈笑满座生风。漫夸韩范是英雄，纵能寒敌胆，曾不识工农。这末了的三句，就是他一次讲话的意思。当时延安城还没有被敌机炸毁，大街上的牌楼上，还挂着写有“韩（琦）范（仲淹）旧治”四个大字的匾额。10月间，我到“抗大”三大队担任政治主任教员的工作去了。三大队在北门外，离城较远，就不再参加这个座谈会了，因为这个会总是晚上开的。后来，毛主席用他的《论持久战》的稿费，请许多人吃了一顿饭，并组织了一个延安哲学研究会。日机炸延安后，许多机关搬出城去，中央组织部搬到北门外去了。于是哲学摩谈会就在中央组织部开，时间改在下午，会后由组织部请吃晚饭。毛主席仍然去听，我也去的。听了几次之后，因为工作忙了起来，也就不再去听了。
1938年底和1939年初，“抗大”进行工作大检查，接着又是开荒运动；1939年3月间，我又随着三大队去瓦窑堡，7月又随“抗大”总校去太行山敌后根据地。这样就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44年我回延安以后，10月30日那天，他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讲演《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时候，那次我坐在头排，以后就再没有见到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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