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能力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观察：个人语言能力（母语能力、多语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各种职业、专业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行使国家力量时所需的语言能力）。广义的国家语言能力包括公民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狭义的国家语言能力指国家层面在处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等各种国内外事务中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包括宪法所规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以及对内对外的影响力，对内表现为维护国家统一，对外表现为维护国家主权，还包括在所有与语言相关领域的治理与管控能力，比如在抢险救灾、反恐维稳、海外维和、远洋护航、联合军演、护侨撤侨及各种国际合作中国家语言能力都起着关键作用。
目前我国服务于“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言互通能力还远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一带一路”建设必然深度介入沿线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是需要大量对话协商工作，在情感表达和心灵沟通方面，使用当地官方语言甚至当地族群的母语可以收到更好效果。但由于我们对世界语言的了解还较少，语言服务能力还存在较大缺口。
如此复杂的世界语言国情和繁重的语言服务任务，对中国语言学家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国语言学家在探讨共时态语言的结构、功能和历时态语言的发展、演变的同时，应该关注新时代国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实力提升问题，特别是要构建和打造好服务“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言能力服务体系，目前急需要做的三件事是有关国家语言战略的政策研究、语言人才的培养和国家语言服务应急体系的建立。国家语言战略和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关系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科技硬实力和国家安全稳定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www.xing528.com)
世界各国这么复杂的语言状况根据交往需求可分为三个层次：最外层是以法律等形式明确规定下来的官方语言，中间层是国内多数人使用的或在社会生活中通行的通用语言，最内层是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的各种地域变体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掌握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是现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语言互通的前提，而与各国间实现深度交往则需掌握最内层的一些主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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